爱华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种相对普遍认可的解决办法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去。 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已经下降15%左右，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左右。进行一下宏观比率对比： 15%/70%=0.2143 85%/30%=2.8333 2.8333/0.2143=13.221 可以看出，把GDP看成一个蛋糕，70%的农村人口来分15%的GDP，30%的城镇人口分享85%的GDP，城镇人口所分享的人均数量是农村人口的13.221倍。考虑一部分农村人口可能在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中取的收入，把这个数字降低一半，这一比例还超过了6。所以农村的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都是非常弱的，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国著名学者温铁军先生很早就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要着眼于三农之外。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只要农民不以务农为生就算转移出农业领域了，比如到大城市打工、进入乡镇企业工作，这些人虽然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但是还保留着农民的身份，如户籍；有的认为农民身份彻底地改变，而不仅仅是收入来源改变，才能算是转移出农业领域，比如农村学生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并且户口转移到城市、以及民办教师转变为公办教师。我们注意到国家在统计城镇人口的时候把打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打工者计算为所在地的城镇户口，这使得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约十个百分点。 但笔者认同于后一种定义，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完成到农业领域之外的转移需要符合以下标准：第一，收入来自于非农产业。第二，不再占有土地。第三，农民身份的终结，即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最后，要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待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减少农民，减轻农业自身承载的负担，彻底解放土地。农民人口的绝对数量不显著下降，农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就不会上升，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无从谈起。当前农民工流动到城市的现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多是不彻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城乡壁垒依旧森严，这对真正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从长期看是无效的。 中国“九亿农民”的说法叫了很久，为什么没有显著下降？除了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之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诸多人为因素的阻碍。从过去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去向比较集中的有进入乡镇企业、集中到小城镇、到大中城市打工、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在城市就业等。前三种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收入来源的改变，并没有真正减少农民的数量。过去真正减少农民的途径还主要是大学毕业进入城市，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和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这个途径也正在逐渐被堵塞。所以，中国大中城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的渠道。但近些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另一方面中国农民的数量一直没有明显的下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似乎只局限于城市及其郊区的城市化，与农民没有什么关系，这与国外的城市化形成显著区别。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彻底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虚假的城市化，过多的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真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原因
第一，城市居民不欢迎。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观念，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很多农民不能享受的保障和福利待遇，城市居民有一种相对的优越感。他们在观念上对把那些在本城市打工的农民接纳为正式的市民是排斥和反对的，他们不情愿让那些“低素质”的农民工来分享他们的福利待遇和城市建设的成果，觉得农民的持续加入会恶化他们的生存环境、降低他们的福利水平。这种心态就象春运高峰大家挤火车时心态，在自己挤上去之前，总是希望车上的人把门窗打开，让他们挤上去，而他们一旦挤上去之后，就大喊把门窗关上。不可否认，大量农民工涌到城市，可能会对城市的社会治安、基础设施使用、以及就业造成压力，所以很多农民工被斥为“盲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流动其实一点都不盲目，这种流动都是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入收入高的地区，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一种表现。
第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限制或者不支持。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在关于把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上的立场和城市居民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即使欢迎农民工到该城市打工，但不会欢迎把这些人变为本地市民。批量地把农民城市化，会增加他们的财政、社保等方面的压力，会相对或者绝对地降低该城市市民的福利水平。况且上级政府也没有这样导向和压力，所以在没有压力和动力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乐于保持城市对农村的优越感和无作为状态，任由城乡差距的扩大。中央政府为了保持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稳定发展，从长远看有解决城乡贫富差距的压力和动力，但从短期看，也许是为了保持当前的社会稳定，或者考虑到当前的财政实力和社会接受水平，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采取了“绥靖”政策，过去一直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新一届政府上台才开始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农民自身也未必情愿。当前农民四处流浪打工，但真的让他们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是犹豫的或者是不情愿的，毕竟土地一直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在中国社会保障很薄弱的情况下，他们宁可流离打工，也不愿放弃农民身份，而背后真正重要的是那点土地保障。除非国家在把农民工城市化的时候承诺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低于种庄稼时的水平。考虑到农民的平均收入，这个使他们放弃农民身份的保障水平不会很高。根据清华大学的一项调研，越是年轻，越是有文化的农民工希望转化为城镇居民的愿望越强烈，这种倾向与他们的谋生能力预期成正比。
最后，户口限制虽然不是根本原因但却是矛盾焦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是一种基本要求。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农民工可以四处流动，所以户口的存在已经不是什么障碍和问题。而事实上户口在中国依然很重要，与身份和社会待遇密切挂钩，户口的限制造成中国出现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妨碍着中国土地的集约化与农业的现代化，造成农民绝对数目难以下降甚至绝对增加因而加剧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农民工四处打工每年而造成难以承受的春运压力。户口制度的维持反映了中国各级政府、城市居民的意愿，农民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接受者，这造成了社会的人为分裂、国民待遇难以得到贯彻，以及公民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可以说户口限制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使“二元经济结构”固化和深化，一方面是高楼大厦的21世纪信息社会，一方面大量存在2000年前就形成的农耕社会。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注意的问题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虽然破除户口限制是当务之急，但问题决不是破除户口就能解决的。破除户口也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有步骤地进行。取消户口差别意味着统一全社会公民的社会地位和公民待遇，而不仅仅是取消农业户口就完事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观念的转变和形成一定的动力和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需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长期的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必将激发尖锐的社会矛盾，社会动荡和冲突将会葬送经济建设的成果，危及执政党的执政。中央政府将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和激励导向可以对地方政府形成压力，而升迁和奖惩导向将会对地方政府推行农民城市化提供动力，同样的奖惩和税收制度导向可以引导企业界为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做出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把农民城市化，并不是不分区别地把整个区域的人口全部城市化。从现实来看，一些吸引了大量打工人口的城市，比如深圳、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口超过来本地人口数倍，一方面它们能提供这么多就业机会，另外大部分打工者有一定的技能在该城市生存下去，所以这些城市有能力有计划地把一些打工人口批量地本地化，但目前缺乏的是这样做的动力和压力。实际操作的时候，需要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正确地引导和激励，这些城市可以制定本地化的条件（比如在当地工作年限、学历水平或者技能水平等），中央财政在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应给予这些城市一些补贴。如果每个有能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工力的城市每年定额地完成一定数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任务，那么每年将会大批地减少农民，加上其他方面的措施，“九亿农民”的说法不会世代流传吧？
从纵向看，中国现在已经不具备通过对外殖民扩张来转移贫困人口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条件，从横向看，当今印度、墨西哥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中国是否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呢？如果不能，那就不要在城市化问题上无所作为，靠统计数字来提高城市化率的做法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只要我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打工者批量地城市化、本地化，是可以减轻出现贫民窟的范围和程度的，尽量在不降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操作，不断地进行“帕累托式”改进。一定程度的冲击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承受的阵痛，也是城市对农村长期牺牲的反哺。经过努力，如果能转移出1亿年轻农民工，则他们对应的父母爷爷奶奶在若干年后代谢了，那么将意味着我们在若干年后减少了3亿，甚至更多的农民。
中央政府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
当前，中央政府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但这种动力在当前是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政治远见，是一种自我感知到的压力，不同于普选制下选票压力形成的真正压力，也还没到社会因两极分化而动荡不安时产生的压力，所以在解决问题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方面还是需要观察；从目前现实情况看，批量地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城市化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做法也不复杂，只需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权重等同于GDP增长率即可，同时在财政上对吸收剩余劳动力比较多的城市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补贴。当前中央政府撒胡椒面式的种粮补贴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只是暂时缓和矛盾，从长期看，只能使“三农”危机进一步积累和深化。在“三农”问题上不作为，或者只是做点表面文章缓和一下矛盾，都是中央政府的严重失职行为。
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和通盘考虑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事关中国长治久安的重大挑战，还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就需要中央政府以长远的眼光、空前的紧迫感、巨大的政治决心和魄力来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这个问题越拖后将会越被动。与其最后以社会动荡来调节这种两极分化，还不如现在就采取切实措施来缓解这种危机，所以中央政府肩负着历史性使命。
刘崇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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