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国家遭遇严重灾害等困难时，企业出于道德觉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慈善捐助，就无可厚非了。额外的“报效”会压垮企业，殷鉴不远，宁不深戒？ 四川雅安又发生强地震。一些企业纷纷解囊，捐款捐物，帮助政府抗震救灾。而民间舆论和政府要求捐款的压力也使企业不胜其负。 商人出钱帮助政府筹集战争经费、赈灾经费、治河等公共工程经费等，在中国历史上早有传统，而且有特定的名称，叫作“报效”。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政府遇到财政困难，会有“借商”行为，就是向商人临时借钱，其实是有借无还，而从清朝的雍正时期开始，在朝廷遇到困难时要求大商人“报效”，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 《清史稿》记载说：“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同间，不可胜举。”《清史稿》这段记载，主要说的是清朝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一些大盐商的报效。其实盐商的报效也不限于捐助军费。按照《清史稿》的统计，仅在乾隆年间，盐商除捐助军费外，还有助赈报效210万余两，助工报效231万余两，备公报效927万两，当然助军报效的力度最大，达到1480万两。乾隆盐商的所有报效加起来达到2849万余两。 在清朝的雍正乾隆年间，中国最有实力的商人只有盐商，所以，报效的主要承担者就是盐商。在晚清洋务运动中，中国开始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时候，这些工商业也同样被要求报效，而且报效的数额要求较高。如果工商业者不向政府保证提供报效，则不能获批准开业，即使开业也无法正常营业。这种强迫提供报效的对象，不但有国家注资或给予特殊优惠政策的官有企业，也包括纯粹民间合股投资的私人企业。 清政府为什么要求企业进行报效呢？这实际上涉及清朝对于官商关系的一种理解。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朝政府所上的奏折说：“泰西各国以商而臻富强，若贸迁所获，无舆公家，自别有剥取之法，否则富强何自而来？”他认为西方各国富强，也无非向工商企业抽取赢利。他进一步论证说，“在朝廷以父母之心为心，以我自有之利为外人所得，遏若为子弟所得，是以提之挈之，不遗余力，顾为子弟者，以父母之力而有是利，独不稍为父母计乎!”意思是说，朝廷就像父母，企业就像儿女，朝廷排除外人，把赚钱的机会交给子弟，子弟赚到钱，难道不能拿来孝敬父母？尤其是当父母遇到麻烦，有了困难，这时候要求子弟拿钱帮助父母解决困难，难道不对吗？ 刘坤一的说法，代表了当时的普遍意见，即认为官商关系是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父亲给儿子以特殊照顾，儿子当然要以实际行动“报效”父亲，温情脉脉，天经地义。这种看法在当时当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即以清朝富甲天下的大盐商为例，他们能够富比王侯，关键是朝廷给了他们垄断经营的特权。朝廷将食盐专卖的特权交给少数盐商，严格划定经销范围，严厉打击私盐，为照顾商人利益，还随时提高盐价。这些特权是盐商能够赚到大钱的根本保障。盐商当然也深知其中奥妙，随时谋求报答。在朝廷遇到战争和灾害的时候，盐商们拿出一部分利润帮助朝廷，并且把此行为叫作“报效”，就是报答朝廷的恩惠。 但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那些近代工商业的报效，则与盐商的报效有所不同。这些企业，有的是官办企业或官商合办企业，有的则是纯粹私人投资的企业。对于官办企业，政府已经要求从利润中提取红利，红利之外又要求报效，有什么理由？尤其是那些纯粹私人企业，要求报效的道理何在？“报效”打击了刚刚兴起的现代工商业，商人对政府失去信心。 今天，当政府遇到严重困难，尤其是特大灾难的时候，也要求企业捐款。无论是５年前的汶川地震，还是后来的玉树地震、舟曲的泥石流，企业都捐出了巨额的财产。这风景，和清朝商人的“报效”颇为相似。无论政府还是舆论，很大程度上仍然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官商关系，不能正确对待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将企业看作官府的儿子，认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予取予求，给企业带来极大压力。
今天的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应向国家分红；而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如果有利润，都要按照法律规定向国家缴纳所得税。这就是今天企业必尽的义务。当国家遭遇严重灾害等困难时，企业出于道德觉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慈善捐助，就无可厚非了。额外的“报效”会压垮企业，殷鉴不远，宁不深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