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还是隐藏于人后的那些事？蒋方舟认为：环境是对人文之美的重要滋养，然而深入这片土地的肌理，台湾的人文之美却有些独特风景值得细细品味。 《中国经营报》：在《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一书中你描述了一次在台湾丢钱包的事，这次经历好像给你的触动特别多？ 蒋方舟：在台湾一个咖啡馆休息，发现钱包丢失便报了警。后来警方找到并送还给我的时候，还给我们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画了台湾的美食地图，给我一堆优惠券——台湾人会觉得他有一种宣传本土的义务。 《中国经营报》：你本身是作家，那么跟台湾当地学界接触有怎样的感受？
蒋方舟：我记得台湾的文学杂志《印客》的主编说台湾文学面临的困境就是越写越琐碎，越写越意识流，而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另外他还说，大陆作家过得实在太好了，台湾作家非常清贫的。台湾有名的两姐妹，一个叫朱天文，一个叫朱天心，朱天心的丈夫也是非常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在台湾或者大陆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但是他们写作必须到咖啡厅去，并不是为了玩什么情调，而是因为他们家实在太小了。相比而言，大陆的作家可能有豪宅，或者在很多地方都有房产，顺便写几个电视剧就能赚大钱。台湾这样的环境有利有弊，弊的地方在于愿意写作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有利的地方在于因为没有那么多诱惑，可以更直接跟文字本身对话。 《中国经营报》：你是否认同台湾人整体的人文素养很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好的制度？ 蒋方舟：到底素质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素质，这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台湾学者钱永祥，他亲历了整个台湾制度的变迁，他提出：体制的进步是道德进步的保障，当你作恶的成本变高，你行善的奖励变多的时候，就为全民道德的提高做了保障。所以我觉得体制、道德到底谁决定谁，永远争论不清楚，但是如果有一个制度保障你做善事不会受到惩罚，而做恶的成本抬高的话，民众素质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提高的路径。 《中国经营报》：你在书中特别提到一个说法——“大陆对台湾变成有意义的他者”，你对这个怎么解读？ 蒋方舟：台湾的年轻人说台湾弥漫着一股“失败者的氛围”，我觉得特别震撼。因为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经济非常好，所以在面对大陆人，甚至亚洲其他地区的人，都是非常有底气。但是现在经济不是特别好，他们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自豪的东西，所以产生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当你跟台湾人聊天的时候，他们会特别强调民主自由，或许他们认为这在很多地区是缺乏的，是有限的。然而当你真正生活在所谓民主制度中，你并不会有意或者多次强调，因为它是你生活中非常隐性的因素，但是很多台湾人会特别跟你强调。“大陆对台湾变成有意义的他者”，这是我在书里头用的一个词。大陆这种“有意义的他者”对台湾社会制度也是好事，因为大陆不断强调或者想象台湾素质高或者台湾人的民主制度多么好的时候，台湾自己也有意识加强这一点，所以这在中国此岸和彼岸打造出非常微妙的对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