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化已然是今天中国企业与财经舆论界的热点话题，我们除了站在强国理想与对全球化必然趋势的认识角度外，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与风险管理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国际化博弈才会多一些胜算，“走出去”的做法也才能更接近合理的商业行为。我们可以把在中国以外的国际市场逻辑地划分为三个市场：上行市场──以欧、美、韩、日为主，技术与经济水平整体上高于中国，消费购买力极为强劲，本土市场有较为成熟的品牌，用户与消费者的消费知识较为丰富，有相对稳定乃至保守的消费行为习惯，对新品牌以及来自低端市场包括中国的品牌信任度低，社会体系相对较为规范与稳定；平行市场──金砖BRIC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次一个层次的南非、印尼、巴基斯坦、阿根廷、泰国等，有较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但注重性价比仍处于成长中的新消费群体，品牌的接受模式有一定的分群与可塑性，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其本土技术水平与经济水平与中国接近或者互补，消费者与用户行为在快速的变化与重构之中，社会体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系化但仍处在变革之中；下行市场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上低于中国，贫富分化较为严重，大众消费具有高度的价格敏感性，消费选择较具开放性，对新品牌包括来自中国的品牌有较好的接受度，社会体制在规范性方面问题严重，经营风险较大。
如果以中国的单个产品的市场价值而言，一般情况下，我们的产品拿到上行市场上，我们必须采取低价倾销，才有可能争夺下来一定的市场份额，且多以非品牌方式寻找市场空间，对原有的市场品牌格局有一定的冲击，但其盈利空间来自于对于产品成本的极度压缩；而在平行市场上，产品的盈利空间有较大的拓展余地，同时需要在品牌塑造中更多地纳入本地元素，市场拓展中需要更多地挪用上行市场与本土市场上的资源要素；而在下行市场上，单个产品有较好的接受可能，且利润空间有可能达到最大化。这一分布状况，合理地反映出宏观经济落差水平在实际市场上微观经营中盈利水平的差异。中国企业的品牌在下行市场上较容易开拓市场空间，其品牌也较易被接受，在下行市场上形成规模之后，下行市场本身可以成为向平行市场与上行市场转移某种经验的基础与产业分布的基地，但下行市场的体制成熟度低，制度风险与商业信用风险需要更好地给以管理；平行市场除了有适度的发展空间，同时往往也有相当一部分其他要素资源，尤其是互补型的技术与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可供交换与利用，但平行市场上的中高端消费者往往对源自其他平行市场上的品牌、技术、企业抱有很重的疑虑；而在上行市场上，接受低端市场企业与品牌的可能性很低，市场拓展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法律与技术障碍，价格竞争力往往是市场切入的关键因素，但在上行市场上往往有较多的技术、资本与品牌资源可供整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端次的国际市场具有不同的价值，市场进入的选择与不同企业的发展战略与资源需求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整体而言，在将国际市场区分为上行、平行、下行三个层次的同时，“走出去”的市场切入也可以分为由上而下、切中分行、由下而上三个路径，联想、吉利和华为、TCL大致可以看作这三个类型的代表。因此，在今天这样的情势下，“走出去”策略的讨论应转化为这样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其一，这样三种路径各自的价值，以及在行进中的经验教训，这样对于其他企业的标杆借鉴意义才会更为突出，但实际上如今这些案例的信息披露与透明度明显过低。其二，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企业管理中的中国元素保留与压缩的分寸把握问题？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治理经营模式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地消化与容纳其他国家市场的本地元素？中国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化多国家市场构成的全球市场？这些问题需要审慎对待，需要中国企业仔细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