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每天都在喝液态奶,但是,47年前,笔者为了多喝上半斤奶,需要借助我夭折的、表哥的指标。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表哥没有夭折,我连每一天喝一斤奶的权力都没有。为啥?因为在当时,每一位儿童只定量供应半斤奶。当然不够。另外,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都不景气,也正是全体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还前苏联债的时候。
后来,我记事了,记得父亲在家住的院子里专门养了一头奶牛。每天天还不亮,便到山上去给牛打草去了。等天大亮的时候,爸爸回到家,后背上背了一捆凡是牛能吃的东西。
于是,我便和爸爸一起,开始喂牛。牛吃饱了喝足了以后,过不了多会儿,就能够下奶了。这头牛,不仅可以供我,而且还可以剩余很大一部分,卖出去。当时,正是1962年至1963年之间,伴随着“四大开放”政策,政府在当时鼓励人们搞生产自救,市场可以说相对放开了一点。但是,这种好日子不长,大约是在1964左右,各种市场,便逐步消失了。
为此,父亲还成为了被打击对象。由于无法忍受这种打击,在一个黎明前的夜晚,父亲跑了,跑到了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紧跟着,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啥也不用说了。
等我第二次接触到液态奶,已进入90年代。之前,虽然也接触过,但都是政府定量供应儿童,可以说没啥说的。为什么说90年代是“第二次”接触?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北京的北郊有一家叫“双桥”的农场,为了消化剩余的牛奶,生产了一种“酸奶”。如果没有搞错,它就是如今的“三元牛奶”的那个厂家。卖得很火,为此,他们停止了冰淇淋生产。
之后,在这家乳品厂的启发下,北京、全国出现了数家“乳酸菌”奶生产厂家,仅北京就有数十家。可以说北郊数十家农场都开始生产起了此种奶。其中,河北的保定有一家与他们不一样,不管从口味还是从包装上看(已经采用铝钷),都要好与北京这些家。至于说伊利,大概还没有把注意力投过来。那时,他们干啥呢?当然是急着开辟其冷饮市场了。
在这方面,上海的光明恐怕都比现在的伊利、三鹿、完达山、蒙牛要早得多,而且其口味也特别独特。之后,就应该说那场“非典”了,正是它,使中国液态奶市场登上可新台阶。为什么说是“非典”造就了中国的液态奶市场的勃起?因为在“非典”之前,人们只知道喝奶的重要性,但是,就是不知道喝奶的必要性,是“非典”,给人们上了这一课。
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牛根生在新闻媒体上宣传一人每天喝一斤奶的重要性,他想要通过“一斤奶”来“强壮一代人”。其实,他们做的这些广告,就是全都加起来,也没有“非典”给人们的教育大。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不是由于爆发了“非典”,中国的液态奶市场恐怕再过5年也发展不到目前这种局面!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就是牛根生,也不会反对。
于是,再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牛的“支点”其实只有三个:第一,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第二,赶上伊利有一位不识人的老板,让牛根生有机会另起炉灶,也为牛根生提供了创办一个乳品企业的经验与教训——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伊利造就了牛根生、造就了蒙牛乳业;第三,牛根生等人及团队的自身努力加“非典”的爆发,成就了蒙牛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