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短短半个月，同为国家部门审批大员的徐放鸣和郝和平接连倒台，证明只要行政许可的程序没有公开化、规范化，手里掌控审批大权的“技术官僚”也好，“精英官僚”也罢，就会一再演变为“问题官僚”
“郝和平事件”再现审批腐败记者 钟加勇（校对稿）如果有真理的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真是一则颠扑不破的真理。尽管以制约权力为己任的《行政许可法》在中国颁布实施已经整整1年，但只要行政许可的程序没有公开化、规范化，手里掌控着行政审批大权的部委司局长们就一再上演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故事。记者从权威人士获悉， 7月8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刑拘。这是继原国家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后，紧接着投向部委司局长这一职位的又一枚重磅炸弹。中纪委驻国家药监局纪检组有关人士向《商务周刊》证实了这一消息。该人士还透露，当日上午，郝和平还参加了局里的工作会议，下班后，“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检察院从单位带走”。该人士在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此前大约一个月，检察院已经联系中纪委驻国家药监局纪检组了解郝的相关情况，最初的反馈还是工作能力方面的：“很多同志反映郝工作没有章法，很不规范，自作主张。”但到6月28日，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称，2003年，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10家医院向患者多收费1127万元；从2001年以来，这10家医院收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等支付的各类折扣、回扣等约3亿元之多。有知情者认为，郝和平涉案极有可能与审计报告提及的后一句话有关，即医疗器械厂商以各类回扣的方式进行商业贿赂。“技术官僚”突变“问题司长”
记者的一个惊人发现是，同6月份刚刚落马的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一样，郝和平也是所在机构不可多得的“技术性官僚”。郝和平出生于1948年，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1980年至今在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工作，1998年开始担任医疗器械司司长。1997年，郝和平开始主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起草，该《条例》于2000年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后正式颁布执行。2000年，郝和平主编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和评价》、《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标准实施指南》两书。2003年6月，他获得“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他还担任中国医疗器械电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研究生导师、教授等职务。在被抓前夕，郝和平仍频繁参加和主持部门活动。比如4月1日《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颁布实施5周年之际，郝和平走访了药监系统在北京城区的各分局，要求规范、完善医疗器械审批工作，坚持标准，抓好监测机构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医疗器械GMP认证计划。6月27日，郝和平在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组织的面向国内企业的法规研讨会上主持讨论《翻新再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规定》的出台。同样与徐放鸣被拘如出一辙的是，郝和平被刑拘前并未经过常见于高级别党员干部的“双规”程序。一位纪检人士认为，检察院不会轻易对官员实施刑拘，之所以未经“双规”程序直接被刑拘，意味着“检察院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而且其中有一两件的证据已十拿九稳”。恰巧的是，几乎就在郝和平被拘的同时，美国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炳容正式辞职，结束了他在强生中国公司长达9年的这一任职，而强生医疗在华的业务正如日中天，其在血糖仪、心脏导管等诸多领域一直占据主流位置。《商务周刊》了解到，李炳容在离职前，同时兼任强生全球医疗器材集团北亚区国际副总裁，为强生医疗在中国市场立下赫赫战功，其将强生医疗“一手带大”的故事早已被媒体广为传颂：1996年李炳容正式接手强生，当时强生中国公司亏损已达5亿，9年之后的2004年销售额已达14亿元。李过去一直宣称，希望到2010年，强生医疗在华销售额增至82亿。因此，李炳容壮志未酬而突然离开强生，着实让人不解。《商务周刊》随后联系了强生公司，该公司证实了李炳容已经辞职这一事实，但对辞职的原因不置可否。对此，一位在这个行当里浸淫多年的外资医药公司老总语气肯定地告诉《商务周刊》，“这两件事绝不是平白无故就发生的。”在他看来，如果把他所在的医药器械这个行当看作一条利益输送带的话，“要烂早已一条线全烂掉了”。“即使不是强生，也会是其他医疗器械公司，或者是一连串的公司。”他说。审批乱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目前是国务院综合监督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副部级，在1998年国务院启动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合并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等机构的职能组建而成。医药和医疗器械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接受政府的管制。因此，一直以来无论是医药还是医疗器械，要进入市场就必须得到行政许可。郝和平工作了25年之久的医疗器械司，一直是掌管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强势监管机构，在医疗器械市场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显示：医疗器械司的工作职责包括：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订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管理目录；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审评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上述外资医药公司老总向《商务周刊》介绍了一个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获得行政审批的曲折过程：一开始是到监管机构受理处去填表格，先懂得来龙去脉，但具体做的时候，就有很多门道在里头。“先要让其受理和认可你的产品就不容易，他往往随口就给你来一句说，这东西我们国家太多了。”他介绍说，“一个进口新产品要报批，其中有3条是最重要的。第一，你这个产品过去在哪国市场上销售过，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第二，你的产品要进来，首先你要把相关的样品拿来，在各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还要建立各种档案，跟踪对比，一般这个过程就要两年左右；第三，一般一个进口的新药或器械要花去10万美金报批。”在他看来，这还不包括临床进到医院需要打通各种关节的费用，“如果算上这些就没价了”。这些都做完以后，就等着行政审批。一般来说，会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每年进行一到两次审核。委员会一般有7—12个委员专家，这些人都要签字才能批。他们除了来自国家药监局外，还有来自卫生部、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等部门的人员。“这些人你的关系都要好，而且钱要送到位，否则，行外人是很难进的。”他介绍说，现在的产品分口分得很细，在医药方面，消炎是一块，心脑血管是一块；而在医疗器械方面，CT是一块，X光机是一块，牙科器械又是一块，“反正谁拥有这一块谁就得利，就是大家把它给分了”。最后才是“注册”，可能1万个人填表格受理，最后就要10个。“跟考大学似的，最后还靠关系，很复杂”。该位人士向记者透露了行内一些人打通关节的技巧。很多人不见得就是送钱，还可以领官员出国消费，或在销售环节上给官员私下经营的公司一些好处等。这些事情做起来就十分隐蔽。同时，“当头的一般不直接跟你谈，而是指派人来谈，这个人本身跟你关系已经不错了，一谈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你也不用问，肯定就是他”。难见阳光的潜规则在这样的审批乱像之下，中国的医疗器械市场也让外人颇为难懂。一个例子是，根据最新的一份《医药器械白皮书》显示：通用电气（GE）的医药器械在中国整个销售额为13.7亿元，2003年排名全国第20位，但其利润却高达3.2亿，排名第8。而在销售额上排名第一的石家庄制药，同年销售额上百亿，利润却只有8个亿。“这非常让人不解。”白皮书的作者说。中国目前每年需要花费数亿美元从国外进口医疗设备，国内市场已有近70％的医疗器械市场被国外公司瓜分。在此前提下，2005年4月份以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还在积极推进一个《翻新再用医疗器械管理办法》的出台。这一《办法》被批评者认为是倾向了外方的立场，在最近几个月的征求意见中，仅占30％市场份额的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几乎是集体强烈反对。这些中国企业认为，《办法》的出台不仅会造成大量二手设备——“洋垃圾”的合法化涌入，还会对本土医疗设备厂商形成致命的冲击。深圳安科一位市场经理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医疗器械中最有翻新价值的通常是影像类的电子医疗产品，由于涉及信息、影像、机械等高端技术，技术门槛高，价格昂贵，过去中国市场皆为海外品牌一统江河。1996年国家严令禁止二手产品流入后，客观上扶持了本土企业在中低端CT、核磁共振、监护仪、超声仪等影像设备的崛起，而现在准备出台的《办法》有利于跨国公司二手货卷土重来。深圳医疗器械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斌对此也向《商务周刊》表示了担忧。他警告说：“中国医院现行制度下，国内外设备对病人实行两套不同的收费体系，而进口产品收费高于国产的趋利心态势必导致资金实力欠缺的中小医院草率购入低劣的二手进口设备，从而降低对本土产品的采购。”《商务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国内一些大的医疗器械企业，包括北京万东、深圳迈瑞、安科等，已经联合向国家商务部反映了这个事情。而此前以“规范化和国际化”为名积极推动《办法》出台的郝和平，此时却因为被拘而让这个规定陷入了僵局。更让人看不懂的是，在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至今仍悬挂着医疗器械司一则关于郝和平的《通知》。《通知》指出“从4月中旬开始，我司相继收到举报，在山东、江西、辽宁、陕西、广西、四川等省市有人打着我司郝和平同志的旗号，向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推销产品或进行行骗活动，使用13801897720等电话号码。请各省局医疗器械处尽快通知当地企业，防止受骗，如遇此类事件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通知》发布于2004年4月23日，下发对象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处”。一位接近国家局医疗器械司的业内人士说：“他们这些人内部也有派系矛盾，大家都在那里浑水摸鱼，而这件事情显然是出了内乱。”此外，药监局一位内部人士称，郝和平的妻子目前在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工作，该公司系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直管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始建于1966年，其主要业务包括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投资、研发、制造、会展及行业咨询服务等领域，年销售额近5亿元人民币，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企业。按照前述外资企业老总介绍的“行规”，这种关系很容易形成实质上的“利益传送带”。据了解，1998年郝和平任医疗器械司司长的同时，其妻正在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担任某部门负责人。医疗器械司的工作职责之一，正是负责国产三类和进口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广告和出口证明等各类审批件的受理、形式审查和发证等工作。审批乱像和市场潜规“挖”下的利益“陷阱”，使深陷其中的郝和平注定无法收拾这样的残局。最终被埋葬其中。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当一个技术官僚进入监狱里的时候，是空出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位同类，还是应该真正的改变这一丑闻跌出的路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实很多年前国务院就要求医药、医疗的行政审批要搞“全程一站式”办公，但对这些要求，审批部门喊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搞起来。一个曾经帮助医疗器械司搞过信息化的内部人士透露，其实只要全程“一站式”办公搞起来，审批的过程透明化、程序化以后很多权力的纠葛就清楚了，但里面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这么做，“说白了，大家都不太愿意依法，而是希望浑水摸鱼，同时逃避责任。”在他看来，这也将是《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最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