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析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特征
[内容摘要]
主持人是电视新闻节目中的最关键人物（ anchor），从控制现场到播讲新闻，甚至还要现场评论等等，几乎所有的新闻工作都得做，其他人也都围绕着他一个人转。那么他在节目中以什么样的角色特征出现，业内还存在着争论。有说法认为主持人是“演员”，其人格应当参与节目；也有人说主持人要“本我”，做传媒职业者。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信息时代的媒介规律。相对于播音员的“人格”符号化而言，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角色特征当应该是“符号”人格化，这意味着电视新闻节目人格化主持的出现。本文从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个性主持、角色定位、话语权、主持理念等电视文化着手，进而解析其角色特征——“符号”的人格化。[关键词] 电视新闻节目 主持人 角色特征 人格化主持
如果有一天你走在长安街或王府井，碰上一个人（假定他是白岩松），你先想到的是什么？肯定不是一个纯粹的在街上行走的自然人“白岩松”，而是那个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符号”——CCTV节目主持人。因为你不是他的邻居或同事，也不是他的家人，你没有和他“即时”地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你天天所能见到的只是经摄像机、电波、卫星、电视机一层层转化之后的“形象”。你能够像演播室工作人员一样（甚至是同步同时）“真实”地看到他那“紧锁眉头”的神态，但这“紧锁眉头”是由摄像管、线路板、显像管、电流作一系列光学、电学处理之后送到你眼前来的，由于这一系列物理处理，你所看到的“形象”是已经物化了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转化与处理，“他”的自然性都被过滤掉了，然后“他”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意义，使“他”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节目主持人”。所以，躲在电视前的“你”（观众），永远只能看到躲在摄像机后面的“他”（主持人）的“符号”的这一面，而“他”的家人、邻居、同事所能看到的“人格”——指“人”的自然人格——的那一面，“你”是不可能看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析“人”的时候，认为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也不例外。“符号”是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社会属性，“人格”是他们的自然属性。前者的存在以“工作”和“观众”为前提，后者的存在以“生活”和“家人”（邻居、同事）为前提。根据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基本原理，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是“符号”与“人格”的和谐统一，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主持人都只能生活在两点的某一重点的角色范围内。生活中，主导他们的是“人格”，当然，也会受到“符号”的影响；工作中主导他们的是“符号”，这个符号或多或少地沾上“人格”的色彩。如果处理不好这两者的关系，则不可能成就一个成功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相反，一些成功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无一不是在这“阴阳合一”的和谐之中上升到那种境界的。如美国被誉为“全美最聪明的人”ABC广播公司《夜晚简讯》主持人特德·科帕尔、五次当选“美国十大最有影响的决策者”的CBC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克郎·凯特等等。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无论是从这个定义本身还是从实际工作来看，“它”都应该是一个“符号”，“它”一直都处于工作状态；从“人格”层面来看，“他”则是一个社会角色。因此，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人的自然属性”——人格应该相应弱化。但是，弱化并不是消失，弱化的只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则应该有所保留。这也就是说，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在工作（播讲新闻）的时候，当应实行“人格化主持”。所以，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特征是，“符号”人格化。这一点，将决定着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成败与得失。一、 角色特征与主持个性
中国电视发展历史并不长，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出现也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而且，主持人的发展脉络不怎么清晰，尤其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诞生的时间，业界也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其上限应该是60年代初。1958年北京电视台（CCTV前身），沈力在她的《国际知识》和一些服务性节目中，采用了一些主持人的因素。而另一部分人认为，1981年7月到11月间，中央电视台组织了《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首次在屏幕上打出 “主持人”的字样，因此被认为是第一次正式设立“主持人”职位。而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则更晚，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打破了中国新闻节目自创以来只有“播读者”与观众见面的格局。敬一丹、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王志的成长，并趋近于成熟，中国才有真正意义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所谓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是“电视台中以某个人的身份在摄像机前主持某个固定节目的播讲者。其特征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具有创造性的临场发挥才能。节目主持人或是参与采编、制作全过程的节目的主要编辑和制作者，或是部分参与节目的编辑、制作。”[1]可见，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固定新闻节目中以个人身份出现的“播讲者”，他们能够创造性地参与“制作”，在保证可信度的前提下，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张扬个性，用良知主导下的思想和理性控制下的激情将节目支撑起来，创造独特的优势，建立起固定的观众群体。而这种独特的优势，就是主持人的个性。1978年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都是一元的，整个社会生活趋向于共性，个人的表现也就是服从，独立的人格都处于压抑状态，人的“本我”与“超我”都被掩藏起来，因而泯灭了人的创造性。这种社会形势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改变，人的创造力也逐渐被开发出来，这些在传统的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农业。但是，由于中国电视属于后工业时代的产品，起步晚，再加上“文革”中又被中断几年，所以创造力一直都很缺泛。
不过，中国电视还是钻了一个时代的空子。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及精神需求还处于低级阶段，在向温饱迈进的同时，人们还是会选择印刷品、广播、戏曲等等，这可以在《人民文学》发行过百万册、《故事会》一统天下等社会现象上得到印证。所以人们对电视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看的，就够了。谁家有台电视机，也不过当作“西洋镜”对待，很少有人将频道调来调去，找自己喜欢的节目——当时也没有丰富的节目和较多的频道可供选择。同时，又由于电视技术的落后，信号清晰的频道往往最受观众亲睐（有的地方可能只有一到两个频道可看）。可以说，这个时期，观众选择电视节目的心理，是“形式”大于“实质”，“包装”重于“内容”。这样一来，《新闻联播》就理所当然地雄霸天下，赵忠祥，刑质斌等播音员很有市场。1992年“十四”大召开以后，市场经济全面展开，物质的相对富裕，电视机大面积的普及，电视技术的普遍提高，人们对电视节目也不再那么宽容了。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市场的细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创造力伴着商品经济的袭荡而活跃起来，这个巨大社会进步同时也拉动了另一种文明的进步，那就是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呈现出了高水平的多元性。反映在电视上面，观众的眼光变得很挑剔了，他们需要荧屏为他们提供符合个性化欣赏标准和欣赏个性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李瑞英、罗京等“播音员”带来的那种念稿子的新闻节目，明显不能适应以上的需求。由播音员“播读”的新闻节目，没有主持理念和个性化的东西，更不用说出镜人的思想和激情了。他们充其量在面部表情和语气上做点发挥，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发音器”，将编辑准备好的文字转化成声音传播出去。由此看来，“播音员”是一个纯技术的因素，在传播过程和摄像机、麦克风一样充当“工具”的角色，他们工作的过程是完全的“人格”符号化的过程，是完全的“媒介职业者”，缺泛精神文明中人文性、人本性和人道性的因素。而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就是将这种格局逆转，将“符号”人格化，将电视新闻节目人情化、人本化、人文化。这一方面意味着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个性化，主持人的媒介人格被彰显出来，这带来了大众传播的“小众化”，适应当前及未来多层次的观众需求及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意味着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电视业发展规律的遵从，是社会整体文明进步表现。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属性是“符号”、是媒介职业者，当他们和节目融为一体，就成了一种品牌，能够吸引观众，具有较强的号召力。这个目的实现，还必须借助“人格化”这个手段。人格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性形成的过程。“个性”是主持人的一种品质，是主持人感性魅力与理性魅力的综合体现，是思想和激情的外化与延伸。主持人在节目制作中，实行人格化主持，使“主持人”这个角色带上半人格色彩，从而与众不同，形成“个性”。但是，这里还存在两个误区必须警惕：一是个性化并不是“个人化”，主持人必须与节目以及社会主流意识保持一致，他们可以彰显一定的自我激情与思想，但不得脱离社会道德、价值等；二是这里的人格必须是高尚的人格，而且是与生活中的人格是有区别的，主持人只能彰显职业人格，也就是表现人情味、话语技巧、内涵与气质等媒介人格，而与生活中的“自然人格”保持一定距离。所谓媒介人格，是指“作为媒介文化人格的主持人角色包含的人格特征，他是在主持人自然人格基础上，受到社会公众价值标准、栏目风格制约和认同后表现的特点。”[2]所谓自然人格，就是“指作为真实个人的主持人，在未进入媒介角色之前所具有的人格特征，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特征的总和。”[3]要避开这两个误区，主持人找准角色定位，形成自我的主持理念，在表现激情和思想的时候，一定得恪守良知与理性。二、角色特征与角色定位
从大众传播学传媒组织理论（库尔特?卢因，美国， 1947年）来讲，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是一道“把关人（gatekeeper）”，他们既充当“播”的角色，又充当着“讲”的角色。在播讲过程中，他们既传达“新近发生的事实”本身，提供讯息（message）还可以旁征博引，作适当评论，为观众带来信息（information），减少不确定性。他们有着一般媒介职业者所没有的特权。比如，克郎·凯特，他背后有二三十个助手，还有近200来号编辑、记者，这么多人参与节目制作，而到最终的定稿时，都必须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可谓“千树开花，一树结果。”作为“把关人”的主持人，实质就是节目的总编辑，他的总编权包括“改编”、“撤换”、“统稿”、“定稿”等，再加上播讲等工作，真的是拘万职于一身。然而，拥有这么多职能与特权，主持人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贵族，因为他的角色特征决定着他的一切活动，必须按照其角色定位工作。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就是新闻节目的串联者，而不是纯粹的抽象符号，他可以适当带上人格特点（媒介人格），并且作为新闻节目制作群体的中心人物存在，以优化传播资源、整合人力优势、实现新闻快捷传播为目的。在节目组，主持人是以工作者的身份出现，与同事之间存在着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其生活中的人格（自然人格）在这里仍然有用，而且“人的自然属性”也理所当然地影响到其人际关系，自然人格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其活动，可以说他此时是半生活角色。但一旦主持人出镜，这一切都将改变，他是以“公器”的形式面对公众，生活中的恩恩怨怨都应抛置脑后，像“符号”一样公正、客观、权威、理性。此时，其角色不仅是个体的表现，而更是节目组、电视台的象征，他代表着电视台（甚至是整个社会）发言，代表舆论与导向，他的言行举止都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对观众产生着影响，甚至成为观众潜意识的心理参照系。如果主持人能处理好“符号”与“人格”的关系，接近受众心理上拟定的那个理想角色（事实证明不可能完全符合），他们则会受到爱戴和认同。相反，如果摆不平这个关系，缺乏“人格”中的人情味、人文性，工作起来只是一个纯粹的“媒介职业者”，媒介人格完全消失，则只能给受众一个“面目可憎”印象，受众则会感到他很机械，因此对他敬而远之；当然，如果“人格”因素过多，势必会陷入煸情与庸俗的泥潭，损害节目的权威性和新闻性，甚至影响到整个节目的格调与水准。主持人在节目中首先是做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存在，这决定了“人格”因素必须参与节目，实行人格化主持。“人格化主持，说它是一种定位也行；是一种境界也罢。总之，电视节目专刊到今天，主持人必须用坚实有力又富有个性色彩的人格去整合节目，塑造形象。”[4]媒介人格主导下的人格化主持，让节目富于人文精神，克服了单纯的播新闻或讲新闻的枯燥与死板，从而使节目变得丰腴起来。所以，新闻节目主持人在给自己定位时，须得注重自己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思想，用思想去制造激情与魅力。“人文精神是优秀文化孕育而成，内在于主体的、十分自觉的一种精神的格，它集中体现在气质和价值取向上。有人文意识的主持人一如既往地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生存情态，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凡优秀的主持人，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倾注在对节目的深刻把握和挖掘中，他们自觉地坚守把关人的职责，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代表先文化的前进方向。”[5]主持人在新闻目中，是以关怀者的胸怀和超前的眼光与受众交流，以资讯为媒介而传播思想，潜移默化地提升受众精神品质，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主持人的人格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借助人格体系中的人格魅力这个手段，营造和谐传播氛围和高尚的文化格调，把新闻讯息传播给受众，便于他们接受，为他们提供环境认知、价值形成与维护、社会形为示范[6]等知识和参照，实现传播目的。人格魅力无非就是两个方面：感性（外在的）魅力和理性魅力（内在的）。前者表现在相貌、发型、服饰、化妆等，这种东西在新闻节目中作用还不是很明显，因为没有哪个白痴观众是冲着某个主持人的漂亮与靓丽才去看新闻的，最多不过是偏好于某位气质高雅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而较多地观注他（她）的节目。所以，人格化主持，主持人须得在理性魅力上下功夫：高贵的思想境界、真诚的人生态度、渊博的常识、幽默的谈吐、丰富的内涵等。如果美国CBS的丹·拉瑟（Dan Rather）、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ABC的芭芭拉·沃特斯（Barbera Warlters）等无一不是以壑智和老练、娴熟著世。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从“媒介职业者”向“时代精英”主持人的转变。面对信息时代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要适应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边缘文化等的诸多文化的需求，市场和受众认定的肯定一个融“驾御、组织、策划、主持、形象”于一体的主持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与人格化主持是分不开的。因此，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进行自我角色认定时，“人格化”主持是其必然的价值取向，而且在实际工作向这个方面不断努力。三、角色特征与话语权
主持人在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中，最忌讳的是走两个极端，一是右倾：完全符号化，把自己认定为是个“媒介职业者”，按照编辑与策划的思路，四平八稳，把节目顺利做完，保证不出错就行。其实这与播音员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它以牺牲“个性”、激情与思想为代价，换来的仅仅是四平八稳、不出错。这样的主持人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们不具有“使他所从事的职业得以存续并不断提升其社会和人生价值，同时不能够持之以恒地延续这些价值的素养、品格、能力等因素”。[7]另一个极端是“左”倾，过度人格化，忽略自己“职业身份”，超越媒介人格界限把自己自然人格也拿到节目中去兜售，不能站到文化的前沿和历史的高度去分析社会问题、把握时代精神，对社会和人文缺乏深度理解与剖析，热衷于迎合消极、颓废、庸俗、猎奇性的东西等。这两个极端都是对主持人角色特征的歪曲，走的是没“符号”的“人格”和没有“人格”的“符号”这两条错路。归根到底，也就是对话语权的不规范的使用。新闻就是媒介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媒介在社会中又是一种“公器”，如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后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8]被“公器”所表达的新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话语，它与当前时代和现实社会有着各种必然的时空联系。麦克卢汉还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新媒介的产生，开创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人们的感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原始社会，口语是主要传播媒介，由于听力的物理限制，人们只能生活在小空间的部落群体中；文字与印刷的诞生打破了交往与传播的物理空间限制，人类可以分散在广阔的地域，人际关系变得疏远，部落社会解体；而电视诞生及信息时代的来临，主持人与记者把遥远的最近情况快速真实地推到受众面前，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感觉距离，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而媒介与主持人对新闻的表态，将影响着受众对世界的认知和看法，进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关系。如2003年春，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电视台播放的是伊老百姓欢迎美军的画图，伊拉克电视台播放的是杀死美军的画面，舆论导向截然相反。媒介与主持人通过对新闻选择和传播，或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态度，影响舆论及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新闻业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一种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工具。”[9]所以，人格化的新闻主持，主持人须得充分认识到新闻作为特权话语的这一属性。“要使新闻发挥某种社会凝聚的作用，首先它必须值得信赖……惟有客观的新闻模式是合法化的，而新闻的主观模式一般被看作只是对新闻价值的一种歪曲或退化，通常被斥之为‘娱乐行业’、‘虚浮耀目’，是新闻职业的异类。”[10]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撑控的不是娱乐，也不是“另类”，而是特权话语，他们讲话的立场将影响到受众对社会和时代的认知、对文化价值观的构建。无论其如何“人格化”，他们必须还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媒介职业者，是一名保证新闻真实性并以权威的姿态进行播讲的主持人。如果主持人不顾客观真实性，不注重“媒介人格”修养，滥用特权话语，一味地追求激情而忽略理性，或者一味表达思想而淡化两知，势必会酿成恶果。如刺杀美国总统麦金莱的凶手杰高斯就是受了新闻的“导向”之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操纵话语特权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从“人格”上讲的确他代表着某个个人，但从“符号”（职业）层面上来讲 ，“他是四个方面的说话主体：新闻、他的内心、电视台、受政府、经济、领域和自然世界制约的公众利益。” [11]这注定了他必须负责，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及与“符号”有关的一切规则。另外，在电视新闻节目“人格化”主持中，主持人如果需要现场采访嘉宾，他还拥有话语权。这里的话语权体现在主持人的现场控制和话语选择上，如他让谁说话、说什么话、说多少、他自己问什么问题、问题的质量如何、话语能否引起受众的共鸣等等。这要求主持人作好两个工作：一是保持相对独立，始终以职业者的身份出现，无论是面对明星、政要、专家、学者还是面对学生、农民、市民、流浪汉，都要一视同仁，不卑不傲，平等对待，给于他们平等的人格权和一样的发言权，不得有什么偏袒和倾向；二是在感情上要适当投入，让人格因素适当出现，对于特殊场面不得无动于衷，更不得感情得无法自拔。也就是“符号”的人格化，两者不可缺一。同时，自己也不能高高在上，忽略语境。如2003年春CCTV-4在伊拉克战争直播期间，主持人徐俐粗鲁地呵断军事专家的争论，结果遭到了非议。主持人在节目中需要认识到，“主持人的语言活动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与日常生活谈话的情境相比，由于进入了广播电视传播媒介，谈话主题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既是个人的，又不完全是个人的，因此谈话目的一定会受到媒介的制约。”[12]所以，主持人得有意识地制约自我，调控现场，让谈话形势在传播规律中展开，让谈话内容在媒体、社会、时代的允许范围之内。在这个前提之下，主持人营造适当的语境，让合适的人发言，使用适当的语言方式，制造激情，传播思想，实现传播目的，让节目充满传播魅力。四、角色特征与主持理念
电视新闻节目的人格化主持，它不仅是对主持人这个“媒介职业者”在工作处于工作状态时的工作特征的描述，它更是“媒介职业者”这个角色的特征所表现的理念。人格化主持作为一种传播理念，它彰显的是主持人的“媒介人格”，在主持个性的形成中潜移默化地让其个人的“激情”和“思想”参与节目，使节目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但是，主持理念的形成和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漫长的过程。 1952年，美国CBS总编导唐·休厄特在总统竞选的新闻报道中设置新闻节目主持人，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当时36岁的沃尔特·克郎·凯特。而十年之后，克郎·凯特才接替在CBS《晚间新闻》做了十四年的节目主持人爱德华，他继承了前辈的一些理念，又在结合实践形成了“老练、沉重、庄重”的主持风格，然后又在那里工作了近二十年。尤其是在越南战争、种族冲突、暗杀事件、水门事件僧重大新闻报道中，其出色表现使电视成为了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也获得了包括总统勋章在内的各种荣誉，五次当选为“美国十大最有影响的决策人物”。克郎·凯特的主持理念不仅表现在做好了节目、征服了观众，使他们看过了他的节目之后都一发感概：“沃尔特大叔，我们信任你”之上，更为重要也是最为可贵的是他影响了历史，使得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上升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克郎·凯特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教父，透过他的人生轨迹和工作成就，我们可以看出“真诚”和“可信”是主持人能够赢得观众的根本，在这个基础上，传播一种思想，进而影响历史，使主持人超越“媒介职业者”的本能，实现向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的社会精英的跨越。这将是主持人实现节目人格化主持的理念。离开了这种理念，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将成为无源之水、无墩之桥。一个成功主持人，是主持理念与主持个性的完美结合，主持理念是生命，主持个性则是水，用水浇灌生命生命才更精彩。主持理念的形成，需要主持人以节目内容设置、风格定位、话语口径把握、观众视听期待为参照系，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做节目，在理想信念、价值标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敬业精神诸多方面下功夫。人格化主持，无非就借“激情”这个手段，背靠主持理念，表达“思想”，传播咨询。所以，主持理念如何，决定着“符号”如何人格化。无论主持人在新闻节目中怎样有“个性”，都不得脱离主持理念这个轨道。在这前提下，展开工作，从事生产，创造精神财富，延续和发展电视文化才是合理的职业方向。五、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与电视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格尔兹在解释文化的时候这样定义：“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13]通过符号在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比如，语言、建筑、戏剧、音乐、绘画、文学等等，这就是文化。人们是借着文化的符号体系相互勾通、发展对人生的知识及生命的态度，传承文明，延续人类，延续历史的。所以，文化就是一种深厚的符号的积累和沉淀。“既然电视媒体是用来传播视听符号的，那么我们可以由电视传播的符号内容统称为电视文化。”（14）电视所传播的一切符号内容，都会影响到社会上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这里的符号内容不仅指电视所传播的咨询、信息、思想和价值导向，而且出镜的“媒介职业者”也是其中一部分。主持人以一种什么的样的姿态出现，倡导一种什么样的观念，甚至其非符号语言（不见诸文字，无人知晓，但大家都能理解的微妙代码——主持人的相貌、服饰、表情、体态、使用的“道具”等）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受众，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如对其认知、认同、仿效等）。所谓传播效果，学者们将其按逻辑顺序和表现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价值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成为行动层面上的效果。”[15]所以，主持人得塑造一种高尚的典型形象，力求形成积极的传播效果。“电视文化的核心是它的社会责任感，既然是一种文化，就应该塑造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塑造当代国人的性格。”[16]在这个方面，节目主持人责无旁贷。因为，人格化主持，主持人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得以人为本，本着人文关怀的理念表现“媒介人格”，培养高尚的人文精神所主导的主持个性，以健康的形而上的电视文化引导受众，尤其是新闻节目，在舆论及导向上起着绝对性的作用，节目里的信息及主持人的一切语言及非语言符号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受众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其生活方式、生存形态，甚至连主持人的一颦一笑都有可能成为受众模仿的内容。文化是符号所表现的观念体系，属意识形态的范畴，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信息时代，电视新闻越来越注重时效性，原生态的传播与即时性传播越来越多，时间的过滤作用在电视文化的作用中越来越少。所以，形而上的电视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节目主持人这个人格化的“符号”的作用。因而，在当前商品经济与信息环境占上锋的时代背景下，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对其角色特征的把握，不仅牵扯到其自身及其电视台的利害关系，而且还与受众的思想、意识形态、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相联系，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主持人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人格化主持、个性化主持等主持理念的达成，都得在把握好其角色定位的基础上，靠着其角色特征的规则走。对于主持电视新闻节目的一个“媒介职业者”而言，具不具备使自己从事的职业在社会及人生价值上持之心恒的素养、品格和能力，是其从事这个职业的职业本能，而“符号”人格化的角色特征则决定着其主持生命，在分众化的传播时代，这一点将越来越明显。总结，以上是本人作为一个媒介理论知识学习者对电视知识的一点思考，相信对同行有一点参考和借鉴作用。当前，我们都身处于信息化的环境之下，一切似乎都是瞬息万变，主持人等所有媒介工作人员所面临的环境也是一样，更深的理论和知识需要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思考。鉴于本人自身的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文中肯定有许多欠当之处，望同人给予指教。
注释：
[1]甘惜分 主编 《新文学大辞典》第240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5月第一版[2]赵志刚 著 《宾味·军威·军魂——电视军事节目主持人人格魅力探寻》 参见 紫金网（http://purple.nj.gov.cn/gb/content/2003-01/16/content_1777.htm）[3]同[2][4]张骏德 主编 《当代广播电视学》第187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捻月第一版[5]吴郁 著 《21世纪主持人的新标高》 《现代传播》2000年第1期
[6]郭庆光 著 《传播学教程》第189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一版[7]李筠 《试论节目主持人的生命力》 2003年6月 楚天电台网（www.ctbs.com.cn）[8] 郭庆光 著 《传播学教程》第148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一版[9]玛格丽特·莫斯着 著 蒋虹 译 《电视新闻人物和可信度——对转换中新闻的反思》 2004年3月7日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www.cddc.net）[10]、[11]同[9][12] 吴郁 著 《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第32页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一版[13] 郭庆光 著 《传播学教程》第54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一版[14]陈默 著 《电视文化学》第7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15] 郭庆光 著 《传播学教程》第188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一版[16]贾奎林 著 《浅议电视文化》 2004年3月18日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www.cddc.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