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一次红会收获的并不是鼓励与支持，而是无休止的质疑与责骂。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官方网站上，5月27日，发出了一则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提出的应聘要求，无外乎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等等。而针对微博编辑这一岗位，任职条件也只是强调了应聘者应具有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表达能力等。
但作为红会官方微博的“打理者”，仅仅具备这些显然不够，至少还得拥有一颗相对“强大”的内心。 增加微博粉丝量，是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上任后的一个心愿。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赵白鸽不知该喜该忧。红会新浪官方微博粉丝总数显示23万，只是若点开每条微博评论，看到的几乎是满屏骂声，即便是6月16日发出的一条父亲节祝福信息，得到的也是很多网友的一个字评价——“滚”! “红颜”祸水，阴霾不散 2011年夏天前，红会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即便谈不上高大伟岸，至少也有一种被“善”笼罩的光辉。这一点，从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一些数据，多少可以印证——当时，红会曾创下筹款奇迹，累计收到用于汶川地震的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人民币42.97亿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红会在汶川地震时的表现为红会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然而，几年之后的雅安地震，红会表现依旧积极，但境遇却是天壤之别。2013年4月20日雅安7.0级强震发生两小时后，红会派出第一支队伍赶赴灾区调查灾情。当天傍晚，赵白鸽亲自带队赶赴震中芦山县，指挥红十字救援救灾工作。 只是，这一次红会收获的并不是鼓励与支持，而是无休止的质疑与责骂。喝倒彩的大拇指倒竖图以及“滚”字，成了红会微博评论中，最频繁出现的字眼——无论其发布赈灾信息，还是呼吁外界捐款。 而在最直观的捐款数额上，据报道，截至4月20日当晚，红会收到的捐款仅为14万余元，而民间慈善组织代表壹基金则达到2240万元，红会捐款仅为壹基金的160分之一。 “三天毁掉一百年”，这曾是赵白鸽对1904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的一声叹息，其间包含的故事或许已不需赘言。 在雅安地震救援中，红会的表现其实并不差，但是如今一切与红十字有关的事件都会被首先打上问号。一个只有10块5毛的红会捐款箱、一篇新闻通稿的“考察”措辞、一名穿着红会马甲衫的记者所戴手表，都会引发了网民热议。而关于红会或真或假的消息，也被一一曝出：从涉嫌向台湾红会收500万“进门费”，到中国红十字会是不是“国际红会成员”之争;从“红会工作人员灾区采购药品虚开高额发票”的老谣重炒，到艺术家汶川地震后8000万定向捐款被挪用的问题披露…… 正如网友评价，当年的郭美美“开着玛莎拉蒂撞向了红十字会最痛的地方。”而这些痛处，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许也是赵白鸽所强调的“挑战”，比如赵白鸽认为红会应适应民众需求，努力让群众满意;另外红会征集资金、使用资金、公布资金以及对效果评估等工作都以法律为准则，使得其工作既满足群众的需求又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开展。 自我革新，推进艰难 很显然，红会需要自我革新。无论步伐大小、成效如何，“郭美美事件”的确成了倒逼红会改革的外因。 当年，郭美美这颗“粉红手雷”引爆不久，赵白鸽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调任红会担任常务副会长。此后赵白鸽一再表示，红会的管理链条中必须形成共识：“要赚钱的，你就远离。” 外界质疑红会的透明度，红会的改革也从这里开始。2011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红会本意是促进公开与透明，使公众通过该平台了解红会的捐款管理、救灾流程及监督管理等工作。比如在栏目设计上，进入页面后首先可见捐赠查询、项目查询、财务收支审计报告等项目。点开捐赠查询，可输入捐赠人的姓名及时间、金额;点开项目查询，则可看到收支数据、援助项目、项目查询、相关资料等几个选项，其内还包括子选项。 很遗憾，当年该网站的上线，并没有给红会的“自救”加分。 比如有网友表示，在捐赠查询中输入“李连杰”，出现3个结果，分别是2010年4月22日“李连杰玉树赈灾”捐赠，4月23日“李连杰”捐赠，8月30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捐赠，但都仅有区区数百元。而根据李连杰壹基金的工作小结，截至2010年4月22日，壹基金在青海玉树震区捐赠物资的金额就超过了200万元。 2012年9月，赵白鸽表示，红会改革即将进入实质阶段，计划于2013年启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当年10月中旬，红会公开选拔官员，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称，改革阻力很大，特别是去行政化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推进维艰。 2012年12月8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公众对“监督”二字的期待可想而知。只是，此后红监会也被搅进红会这趟浑水。 或许，我们不该恶意揣度红会提出改革时的信念甚至决心，那很像一个知耻后勇者的最初爆发，尤其在很多细节之处，红会的确在尝试改变。比如“郭美美事件”后红会传闻频发，而赵白鸽总会辗转找到爆料人或媒体记者的电话，一一打电话过去，向其解释事件原委。 就像当成都募捐箱内善款长毛事件在微博曝光，后又经《新京报》报道，红会一时又成舆论漩涡。据悉，在外地出差的赵白鸽与报道记者异地通话一个多小时，聊事件本身，也聊红会的问题和改革困境，却没有“以上对下”的要求。 消弭悬疑，公信重建 关于红会改革，无论从其自身角度，还是专家媒体角度，都有过太多评述。 2013年6月，参加第五届海峡论坛期间,赵白鸽曾就红会如何建立新时期公信力、如何接受监督等问题接受采访。她表示，红会将接受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四方面的监督，而社会监督目前主要包括社会舆论监督及红会社监会监督。 而从公众角度而言，很多人还是希望，首先要把“郭美美事件”讲个明白。 但时至今日，要重建红会的信誉，恐怕不是一个重查“郭美美事件”就能挽救得了的。 《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一篇媒体评论中直言：“在公众已经根本不信任红会的情况下，即使重查得出更多的隐秘，也无法使公众重拾信任，甚至公众还会怀疑重查过程。” 和邓聿文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很多。在他们看来，红会的革新没有赢得公众喝彩，某种程度也在于它身份的模糊。红会如何去行政化？邓聿文在文中建议，在实践中可以设置一个妥善的方案，但方向不应动摇。即便一时无法去行政化，也须从立法和监管上强制其在公开透明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官办色彩。 某种程度上，一个组织的信誉和公信力取决于其是否公开透明，而与它的官方组织身份没有直接关联，“从这一角度看而不考虑中国特殊的环境，红会是否去行政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做到独立和透明。”因此，邓聿文表示，目前政府可做的，是将红会章程和管理制度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问责机制，切实问责。红会则须定期将募集款项、救助活动及善款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并将救助对象逐户公布。审计部门也要强化对红会的审计与督查，并把结果公之于众。 邓聿文的看法，多少也代表了舆论呼声最高的关于红会改革的三项具体措施——执行到位的信息公开、去行政化、向民间慈善组织分流。 今日红会所经历的，并非孤立事件。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品牌管理、信息公开？在某种程度上，拯救红会也是在拯救中国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甚至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任何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红会革新亦如此。 “红会是一辆车，推着它前进远比推倒它更有意义。”红会社监会委员之一刘姝威，曾在自己的微博上感言。在与红监会另一名委员王永一起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后，红监会亦卷入这场风波之中，令两名倡议者始料未及。 5月31日，刘姝威又发布一条长微博，表示：贪官、庸官和无德的政治家都是老百姓的祸害。我们大家不论说什么，都是为红会好，为国家好，为自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