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印度贸促会的秘书长对东软总裁刘积仁说，"你们中国人老说印度好，你们为什么不向我们学习和合作，我们两家应该好好的合作。你们做世界工厂，我们做世界办公室"。当时刘积仁立即就反驳他们，"这个分工好像不应该是由你们来决定的，中国肯定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办公室。" 曾几何时，在"中国制造"的身旁悄悄出现了"印度软件"的标牌，这个工整的对仗无形中暗示了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分工，使得初具规模的中国软件业在走出国门推广品牌时遇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软件业的国际化生存
东软总裁刘积仁 印度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非常惊人，经济增长率的指标有直追中国之势，国内也开始对自己身边的这个大国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中，提到印度必定要提及印度软件业的强大，媒体上大量出现了向印度软件业学习的声音。 对邻国优秀的地方是应该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气氛不应该损及我们产业的实际利益，尤其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水平接近，在竞争力上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未来的软件领域，中国和印度不存在合作双赢的可能，两者的关系很简单，就是竞争对手。 刘积仁是这样认为的，"从商业角度上讲，我们不可能在美国人面前说我们做得不错，还得向印度学习。这样你能拿到项目吗？不可能。就算心理这样想，舆论上也不应该这样做。特别是政府，中国是全世界在未来软件产业最有潜力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一点不比别人差，中国应该打造这样的市场环境。政府在这方面叫得越响，中国软件的世界影响力也就越强。" 刘积仁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我们的软件业如果还是停留在国内市场的话，我们永远不会遇到这个问题，正是由于中国软件业已经吹响了国际化的号角，需要在国际市场中搏击生存，我们才特别需要关注中国软件的国际品牌形象。 软件国际化的必要性我们已经谈得太多了，其实这无关必要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的软件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抛向了全球化的竞争舞台，面对强大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变。正如TCL总裁李东生所说，"我们没有时间再做准备，这个市场留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正如体育比赛中的"以赛代练"一样，我们的软件产业完全可以在国际化过程中提升产业素质。事实上，很多产业的能力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的，一个没有参加实战的部队很难真正成熟起来。中国软件业现在面临的境况跟当初中国家电业面临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过去中国家电企业水平很差，通过与国外公司合资合作，一点点来提升我们的质量，而质量提升的背后是不同国度的管理与文化的融合。如今，中国制造业的产品已经享誉全世界。 对企业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国界被打破了，资金流的界限被打破了。物流的界限也被打破了，加入WTO以后，中国软件业暴露在欧美的跨国软件企业面前，企业们大都感到强大的压力。东信冠群的总裁徐跃对记者表示："现在搞软件的谁心里没有危机感，有危机感才要走出去！"所以，东信冠群在发展迅猛，企业生存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毅然踏出了国际化的步伐，走向东南亚。 在刘积仁的眼中，软件国际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世界上永远有人反对经济全球化，中国一开始也比较怕这个事，但是，国际化给拥有13亿人口，有大量制造资源和巨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带来一个十分难得的发展机会。我认为中国软件业是继中国制造业之后又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国际化契机在前 要走出去，就要面对国际上的品牌竞争，我们和欧美的跨国软件企业相距过远，不能也不会与之直接对抗，我们的对手是印度。应该说，印度的软件业在国际化方面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但是，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产业总量差距并不大，中国软件业的总产值甚至超过了印度。只是中国的软件产品只有10%用于出口，其余大部分都用于国内市场；而印度软件的出口份额占到80%。再加上印度政府、企业口径一致地对外宣传，打造软件业的国际形象，所以其声势远远超过我们。 为什么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下中国的软件业没有印度的国际化程度高，印度是软件出口大国，而中国却不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历史，大家对此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在软件服务业方面，过去中国被认为是一个红色的，政治风险很大的国家，所以如果将软件服务业交给中国人来做的话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而印度却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中国过去不能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信息产品与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同步相关。当社会设施不够好的时候，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也不会完美。过去我们首先进行了城市的规划、改革，企业先做基本的内部改革，然后才上升到整个信息技术的层面上来。可以说我们是走出去有问题，在国内也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 三、软件和人才息息相关。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不能把人放到国外锻炼的国家，一个外国人不太愿意打交道的国家，也就培养不出在国际上进行商务活动的人才。我们整个社会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教育系统仍一直按照二十年前的教育规则稳步运行，所以我们在培养人才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教育与市场严重脱节。相反，印度是一个英语国家，在语言方面就有先天的优势。而且，印度人在美国的IT企业中做到管理层位置的很多，而中国人往往都是工程师，这种人脉关系对印度赢得美国软件的外包业务很重要。当然，人脉也是需要多年积累的，中国未来这方面肯定会不断获得改善。 所以说，中国的软件企业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被"印度制造"吓倒，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这些差距已明显淡化。而且，相比于这些差距，目前中国软件业面临的契机更让人关注，随着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COSEP)"启动，政府每年将重点支持100家国内软件企业实现欧美出口，今年全国优选30家软件企业作为试点。这表明政府正以积极的行动和优惠政策鼓励本国软件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另一方面，国产软件企业也在加紧自己的国际化进程。今年2月18日，用友在其国际战略发布会上，发布了它未来三年的国际化战略计划，力争在2006年实现亚洲管理软件公司第一的目标；中软也将从承接其他国家的软件外包项目走向自主软件产品国际化的道路。 国家品牌营销 对于印度而言，他很好地利用了其在软件外包领域的先发优势，官、产、学一致，塑造了"印度软件"的品牌，取得了对美软件外包的强势地位。美国有60%的软件业务需要外包，而其中60%的订单被印度拿走了，金额总共有上百亿美元。 印度为塑造"印度软件"这个品牌花了大力气，每一个服务环节上都下了很多功夫。刘积仁介绍过一个例子：印度有一种接电话的业务，美国把很多这样的工作转移给了印度，你在美国打一个电话的时候，接电话的人不是在美国本土，而是在印度来接听。而那个接电话的印度人，他要用他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概念来给你一个十分准确的回答。比如你想在芝加哥买一个房子，你打了一个购买房子的电话，这个接电话的人是在印度，这个人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也从来不知道美国卖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他要面对的这个屏幕，用当地美国人的口音，用他好像置身于那种环境的那种感觉来回答客户提的问题。接上电话，他说早晨好，事实上那个时候印度是晚上。芝加哥下大雪了，他们那边是晴天，他也会说今天天气很糟糕。印度人为了训练这个我们看起来特别简单的工作，他们让会那些年轻人先校正发音，一个字一个字开始训练，英语要说得特别的地道，然后背地图，接着建立一套系统，使得对方的环境情况能够及时反馈到他的手中，让他给客户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感受。 的确，无论哪一种品牌塑造起来都是十分艰难的，因此，当它成型以后，就会对其自身加以巩固，防止后来者的追赶。近年来，国际上把"中国制造"与"印度软件"并列，就对中国软件国际化的发展形成了损害。 这种把"中国制造"与"印度软件"并列的品牌营销方式对我国的软件业是极为不利的。首先，"中国制造"，制造是泛指，"印度软件"，软件是特指，中国没有特定的产业会从这种国家品牌内容里得到好处，而印度软件则有明确的指向性，购买软件的人一听到这是印度的软件就会认为这是好东西；其次，这种品牌划分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生产的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印度生产的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种认知会使得中国在国际价格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刘积仁和记者谈到，"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自己贬低自己。到印度、爱尔兰，你会发现他们政府众口一词地宣称他们的软件产业是最强的，而在国际商业领域里，我们中国人表现得太谦虚了，在商业上我们要好好塑造中国软件业的整体品牌。印度、爱尔兰过去由政府出面打造品牌，使得所有的印度、爱尔兰的公司都获得很好的效益。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要联合起来，要向全世界说软件是中国的品牌，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的一个办公室。现在在中国的上海、北京、大连，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种景象。" 符号学的研究认为，语言会影响思想，形式会影响内容。印度官、学、产三方众口一词地给中国贴标签对世界人民，甚至对中国人自己造成了强烈的心理暗示。中国人自己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这种提法，甚至主动对号入座。很多媒体上都出现了中国软件不如印度软件的提法。 刘积仁表示："由于印度的国家营销已经取得一定效果，所以需要媒体协助人们扭转’中国软件’不行的固有观念，为软件行业走出去服务。其实印度有名的企业也就是Infosys Technologies、Tata Consultancy和Wipro这么几家，却给世界造成所有的印度软件都很好的印象，中国的软件业也需要一、两家品牌企业，成为中国软件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名片。" 在这方面，国家也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目前，我们国家很大程度是直接介入产业营销，每个领导人出访后面都跟着长长的一串商务人士的名单，签订合同的多少成为衡量领导人出访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事实上，政府的角色是为企业创造商业环境，包括WTO的贸易保护，包括为中国企业建设环境，包括帮助树立中国产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这一点应该跟印度和爱尔兰的政府学习。 中国的优势 无论是那个产业，要想成功地进行国际化都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所谓的比较优势，通俗一点说就是扬长避短。然后在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创造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把国际化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 中国过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是合乎比较经济学原理的，改革开放这几年的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在，但越来越遭到削弱，2004年的"民工荒"证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走向了终结。而中国在中亚、拉美、澳大利亚、非洲等地不断加大的投资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的资金优势也在慢慢积累。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我们产业每一年保持30％的成长。事实上中国软件企业已经完成了信息产业化80％的支持工作，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上。他们通过中国本地的市场锻炼了开发能力，使得自己变得越来越成熟，同时也越来越有能力走向国际市场。同时，中国的教育系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包括教育部正在推进的各个大学的软件人才培养计划，以及现在教育系统的改革，私人资本，包括外资资本正在投入到中国IT的人才培训和教育项目中，使得我们未来五年和十年会造就出更多IT方面的人才。 比较优势落实到不同的企业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异生存。每个企业对适合自身的国际化方式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总的来说，企业的积极探索对中国软件业的国际化很有好处。以用友为例，国际化第一阶段的模式很明确：软件外包。按照今年２月１８日公布的国际化战略，用友将会分三步来实现国际化：第一步是在本土增强国际化的能力；第二步是开展印度模式的软件外包业务（在日本开设分公司就是计划之一，今年６月份用友还计划在美国东西海岸各建一个市场开发和技术支持中心）；第三步则是以香港为基地，拓展亚太地区业务。对于另一个管理软件领域的重要企业金蝶来说，尽管今年３月同样宣布了其国际化战略，同时也把亚太区总部设在了香港，但在金蝶的中期计划中，公司主席徐少春认为金蝶会先在亚太地区开展伙伴网络，提升各种软件的销售量，然后拓展至全球。目前，金蝶已经跟一家美国的业务分析软件公司Ｈｙｐｅｒｉｏｎ达成合作，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授权后者代销金碟的软件产品。显然，金蝶国际化的第一步，是放在软件外销上。而复旦大学校长引导复旦科技园的软件企业直接到威尔士地区投资设厂，利用当地人生产当地需要的产品，跳过软件企业走出国门需要经历的语言适应、文化适应等种种关卡，则可以说是从资本运作角度进行国际化了。 中国软件业呼唤国际品牌，国内蓬勃发展的整体经济环境给了软件企业底气，我们同样不能放弃广阔的国际市场，在国际商业领域，贪婪一点不是罪过，我们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我们的生存空间，占领国际上的细分市场，才能形成自身的规模，最终产生出中国的世界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