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只评论范老师临难“逃跑”的事情，他的人格如何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亲切善教的好老师，也可能不是，可能是特立独行的人，也可能不是。他想当“思想”上的烈士，所以讲了很多理论，我没读过，不予置评。
我只表达对一个教师该不该在危难中先照顾他的学生的看法，我以为应该，所以舆论的批评是合理的（当然，谩骂、造谣与揣測动机以进行人格谋杀是不被接受的，这是沟通伦理的道德底线）。套用郎咸平教授的用语，这是“信托责任”，不是雷锋精神。当班上学生都是未成年人时，老师就受到家长的信托，要为学生的行为负责，在学生不知道如何行为时，老师就跑了，是失了职。
这道德在企业可以称为信托责任，在个人就是职业伦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作不到就应该接受公评。我们对很多国营企业老总拿高薪不以为然，是应该的，因为这些企业的高利润可能来自垄断利益，不来自信托责任上表现优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一些表现不一定好的企业，却董事长为CEO加薪，CEO为董事长加“车马费”，一样引起舆论指责。同样的，教授的职业伦理是作好学问，把新知教给学生，所以不好好作学问，不好好教书的，就该受到公评。医生的职业伦理是救死扶伤，所以在肖军与李丽云夫妇一尸两命的事件中，北京的医院表现的一切合法，却让人心寒，因为它见死不救。
社会总有一种言论，认为既然这些行为可以公评，为什么不立个法禁止就好了，还要什么职业伦理或信托责任呢?舆论也不必指责，只要检举就好了。但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能全国统一规定各级经理的薪水吗?我们能定义清楚“见死不救”吗?规定太细了，人的行为就没有自由度了，而且执法成本高的惊人。法律只能对清楚可定义的行为进行可执行的监管，对内心的，不好监控的，它就无能为力。
东汉末年，董卓任命的司隶校尉(相当于首都卫戌总司令)刘嚣有感于社会道德沦丧，教化不行，调查官员平民中凡儿女不孝敬父母的，臣属不忠心长官的，弟妹冒犯兄长的，一律诛杀，财产没收，结果引起广大骚动，很多人乘机陷害，相互诬告，冤狱满城，长安成了恐怖世界，路上熟人相遇只敢互望一眼，也不敢交谈一句。孝悌忠信是中国社会「礼」的根源，但却不可能以法推行，一定要把不忠不孝之人绳之以法的话，只会带来人民相互谄害，相互告发，结果是大家相互猜疑，社会信任全失。
法所不能监督的地方，有一部分就是舆论监督的空间。
但是舆论监督不能泛道德化，要求每个人作雷锋，雷锋精神不可能用“逼”的，或用权力压下去而得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只能让人“虽不能致，心向往之”。这种精神是一个文明的标记，特瑞莎修女所体现的慈善精神，雷锋所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乃至于中国人所崇敬的关公的忠义精神，都是一个文明的标记，成为人们学习的对向。崇高的精神不但“逼”不出来，而且“逼迫”中只有互相揭发，互相攻讦，反而整个社会离这美好精神越来越远。
信托责任、雷锋精神都是道德，只是一个是低标，一个是高标，但都不可能用法律去强制执行，前者可以用舆论监督而得到，后者却不能。
今天很多辩论无法区隔这样的“高标”与“低标”，泛道德化地要每个人成圣成贤。一方面有人不近人情地任意指责，一方面又有人呼吁宽容，要解除所有的舆论监督，都落入了误区。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中，杨支柱专栏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宽容”，就对这问题阐释的非常好。
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一样不可取，认为只要有法律就够了。中国老祖宗的智慧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在西方也是一样。所以有人以为有法律就可以了，什么崇高精神与职业伦理，都可以用法律取代，我怕这样得到的会是相互诬告，相互揭发的社会。
最后我想为中小学老师讲一句话，我们可以把那么重的信托责任加给他们，并用舆论监督他们，但我们给了教师公平的回报吗?教师的收入那么低，而我们社会又总以钱来衡量事情，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崇拜给予了教师应有的尊荣，使他们值得承担这么重的职业责任。但是今天的拜金社会中，他们值吗?我看到北川中学的一位老师挖掘拯救了许多学生，却至今女儿与妻子的尸体都见不到，我为之动容，他却那么平淡。但当他谈到教师这份职业时，却说，太重了，太重了，不知道走不走的下去。我们的社会对他们公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