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只是“经济人”的企业不会是好企业，这论题并不是在说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而是这样的企业内部管理并不好。
现在社会上常流行一种思维，现代经济社会要的是一种「现代」的道德观，以取代「传统」的熟人社会道德观。新道德观是市场的，或契约的道德观，是一种经济人的道德观，强调人是自利的，人要遵守的只是契约精神，对契约诚信即可。
可是这样的道德观一点也不是现代的，甚至是违反现代管理原则的。
经济人预设了人是自利的，理性算计的，人与人交往时是双方算计清楚后签下契约，对契约守信，遵重的是市场交易原则。而与经济人预设相反的是社会人的预设，社会人是利他的，是服从社会规范而放弃个人算计的，与人交往时重视一个隐形而长期的契约，遵重的是人际关系规范。社会人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以人伦规范待人。
组织理论学者史考特指出，基于经济人预设建立的管理理论是理性系统，基于社会人预设建立的是自然系统。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对社会系统本质有不同的认识。说理性系统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系统采用的是有机模型。理性系统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系统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是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系统以算计为特征，而自然系统则以文化规范为特征。两种视角有着相当长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渊源。将组织视为理性系统的像霍布斯、列宁与圣西蒙，他们是理性系统管理学者泰勒、韦伯与法约尔的先辈。将组织视为人的自然结合、文化规范性的、有机的系统可以追溯到卢梭、马克斯以及迪克海姆，他们是自然系统管理学者梅耶、巴纳德与塞茨尼克的的思想先驱。
理性系统管理强调的是权力由上而下，人性是理性的、经济性的，所以组织可以规划，工作可以设计，这样的组织结构主要是层级制，组织内的员工只为了填入工作流程的职位，可以依照组织章程与命令而工作，也可以用考评、奖惩与物质激励赋予工作动机，决策则是高层经理依组织目标理性选择而作出。刚好相反地，自然系统强调权力是由下而上的，所以没有基层员工的同意，组织不可能运作，而人性有其非理性与社会性的一面，需要归属感、认同感与人际和谐的激励，组织因此很难由上而下设计，人们总是自组织成工作团队，因此组织结构是网络式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团队内与团队间都需要人际沟通与协商才能协作，要想管理这样的组织需要的是领导、愿景与组织文化使员工心悦诚服，决策则是因共识而产生。
这样的管理理论二元对立也反应在现代管理实务上，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主张交互出现，葛海特等人发觉，随着时代移转，强调组织的理性系统亦或是自然系统的想法会相间流行，而且经济向好时，理性系统抬头，经济转坏时，则自然系统回潮。从20世纪初，先是韦伯的层级制与泰勒的科学管理当道——制度与流程的天下；30年代后，强调人性与文化的人群关系学派以及巴纳德的理论又带动领导理论与人本管理流行开来。二次大战后，工业工程、作业研究创造了通用汽车的神话，流程、效率、数字化管理再次抬头。70年代后，组织行为研究又带来了人力资源管理与治理问题的大行其道，信任与治理开始受人重视，80年代，企业文化再度成为显学，企业愿景、第五项修炼等大行其道。90年代后趁着电子商务的崛起，汉默的企业流程再造重新当道，强调流程、信息化的声音转强，当下，网络式组织与社会资本等的概念与议题逐渐重要起来，让人们看到组织内有非正式结构及自组织现象。
人性的本质既有经济人也有社会人的成份。组织管理上，理性经济人强调工作是一种合约，雇主提供员工认可的契约，员工即接受由上而下的权力，从事设计好的工作，并且服从必要的控制。但不幸的，一套理性系统的制度设计却被现代的管理实务证明是不可行的，毕竟人不是螺丝钉，无法在一套法规与流程下就齐一行动，所以，现代管理实践中不断地有人本管理的思潮加以修正。从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到柯林斯「基业长青」中的第五代领导人，不是说明了现代企业一样需要人格的修炼吗?同样的，管理模式也无好坏之别，只有适合不适合，一般说来，层级形式的组织适合理性管理系统，网络式的组织则适合人本管理系统。在现在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时代里，正好需要的是人本管理思潮，而人本管理要求领导要是一个社会人，同时也要培育员工成为社会人。
太多的管理学者们总是喜欢在西方管理的技术层面打转，流程、规章、组织结构、报表，但这些背后却有西方基督教文化带来的法治精神，除此之外利他的宗教情怀，遵守规范的职业道德与专业伦理更是西方企业中社会人的表现。然而我们却对这些视而不见，所以总以为经济人的道德观就足以撑起现代企业，支起现代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