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有个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就是每次给关在笼子里的狗喂食时摇铃当,狗就自动分泌唾液,若干次之后,只摇铃当不喂食,狗也照常分泌唾液,这就是所谓的条件反射。
人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听到一首歌,或者是看到某件东西又或者是闻到某种气味,你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桩过去的往事,同时心头涌上了一种情绪。俗话说:触景生情,看到一个景象就生出一种情绪来。
根据条件反射原理,美国人约翰?葛林德(John Grinder)和理查?班德勒(Richard Bandler)创立了NLP(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神经语言程式学)。并把一个事物或现象与某种情绪或状态之间的这种链结叫做“心锚”(Anchor)。
利用人的条件反射的特性,NLP用来改变人类心智认知,打断人的负面情绪的心锚链接,建立正面情绪的心锚链接。NLP广泛应用于人际沟通、个人成长、身心健康、经营管理、个人与组织学习、教育训练、心理治疗与成功辅导等领域,效果很好,有很多培训机构从事NLP应用的培训工作。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两名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出人意意料的是,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劫持。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就是这样一种由于长期的恐惧建立的负面情绪的心锚,使人忘却了自己的理智和反抗力量,有如人类对狗、家禽的长期驯化。
古老的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伤痕累累,在强权(恶势力或者上级)面前,在前辈先知潜移默化的教育示范下处处委曲求全、习惯性的恐惧,过分者则点头哈腰、百般谄媚、奴性十足,但在陌生人、弱者、下级面前却强硬起来,享受久违的主子般的感觉,这就是柏杨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主奴性人格或许就是这样练成的。
历史学家吴思在潜规则中谈到国人这种做良民的特性,就是个人在强权面前是弱者,屈服于强权,保全自己和家人,不管他人,顾得眼前利益,不关乎长远。在这种活命哲学下,是一种看似精明的算计,实则是缺乏制约强权的勇气与争取长远自由的大智慧,导致政治领域的进步超级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