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台湾虽小，却占有多项世界之最，不过其中一项不怎么光彩。1949年实施戒严令的背景当然是内战，国民党政权穷途末路，要强力保住最后的弹丸之地。戒严要实施到何时，按当年的“领袖意图”，是要等到“反共复国成功之日”，结果一下子38年，成了世界上实施最久的戒严令。本来，1948年国民党政权在南京通过的“宪法”中规定了各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可根据《戒严法》，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讲学等通通受到限制，甚至被冻结了，38年，赶上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间。 可要再往下冻结，台湾人民不答应了。 1986年到1987年间，台湾政治、社会急剧转型，是自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最具突破性发展的时期。台湾民众期待变化，党外力量多年来不断对当局批判、挑战的各种运动，也积累到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 台湾人民的态度，尤其是党外力量的压力，让当局特别是蒋经国本人认识到，与其静待巨变，不如掌握主导。1986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会后，由严家淦等十二位中常委组成政治革新议题研究小组，研议有关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加强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等议题。 在上层酝酿变革之际，台湾中、下层社会从1986年下半年起进入一个全面解冻的时期。9月28日民进党成立自然是一个重点核心事件，此外，许多禁忌被纷纷突破，蓄积已久的社会运动潜力如开闸之水奔流而出。各种群众的抗议、示威、请愿、自力救济、街头游行层出不穷。这种波澜起伏的形势，一方面让当局头疼，另一方面也呼应促进了国民党内改革力量的决心和行动。 5月19日，郑南榕等人发起“5·19绿色行动”，两百多名党外人士在台北龙山寺静坐抗议《戒严法》，掀开为时半年，以“解除戒严”为诉求的街头运动。 6月9日，台北市前议员陈水扁等三人因所办杂志《蓬莱岛》遭控告诽谤判刑确定，计划步行到司法部门“地检处”报到。部分支持民众阻止陈水扁报到，与警方僵持16小时。 7月2日、9日、11日，连续有数百名计程车司机聚集在“立法院”，要求取消“靠行”制度。这项制度要求计程车──也就是出租车司机必须通过车行中介才能取得执业资格，这样车行就有了收取“份子钱”大肆剥削的机会。 10月24日，台湾大学“大学新闻社”被校方停社一年，在校门口举办惜别会，数百名学生参加，台大12个社团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 11月30日，数千民众到桃园机场欢迎桃园前县长许信良返回台湾，与宪警对峙，双方互丢石块，30多辆警车遭到破坏。
1987年2月13日，郑南榕等人发起“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自此展开以“二二八”为主题的一系列演讲、座谈、追思祭拜、游行等活动，由于“二二八”事件当时仍被当局视为不可掀开的禁区，活动参加者与警方多次对峙，情况数度紧张。 3月24日，台大学生60多人组成“大学改革请愿团”赴“立法院”请愿，高举抗议标语，提出“军事教官退出学校”“还我学生权”等诉求，并呈递一份经由1800名台大学生连署的请愿书。 除以上影响较大的事件外，还有劳工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者运动等，其中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探亲的运动，更是触动了两岸交往的敏感神经。 主政的蒋经国审时度势，决心已定，于民进党成立一年之际，在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定调谈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执政党必须以新观念、新做法，推动革新”。 从1986年下半年起，以“戒严令”为总体背景的各种禁令逐渐松绑，包括学生舞禁、发禁的放松，屠宰税的取消，姚嘉文、黄信介、张俊宏等26名政治犯获假释出狱等。最终，具有决定性的闸门终于打开。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布台湾自7月15日零点起，解除戒严。“国防部”宣布，237名于戒严期间受军事审判的受刑人于15日零点起减刑并复权。16日，赴港澳观光的限制被解除。8月，拟开放大陆探亲的消息见于报端。12月1日，“行政院”宣布次年元月起解除“报禁”，接受新报登记并开放数量。 “戒严令”解除了，报禁开放了，此前民进党的成立和当局的容忍，也让“党禁”开放提前实现。事实上，除民进党外还有例证──1987年7月11日，在当局宣布解严前夕，一个名唤“中国自由党”的新政党成立。 作为“戒严令”解除的配套，为平抚国民党内保守力量的不安，当局另立了“国家安全法”，虽引起在野人士及部分学者的诟病，却挡不住全面解冻的大势所趋。“台湾终于告别封闭式的政治制度，向湿润的森林开启了一扇窗门”──《纽约时报》这样评价台湾的政治变革。 蒋氏父子把持台湾40年，当初谁也料不到，终结者会是“后主”蒋经国。解严半年后，1988年1月13日，受糖尿病纠缠经年的蒋经国病逝，没有来得及将由他开启的大门开到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