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资委的定位
综合上述分析来看，国资委需要重新定位。它决不是无所作为，定位准确其实可以大有作为。国资监管不是对任何一级财务报表的直接审核，不是离开行业、企业发展规律的随意捏合，不是只重既往财务指标的评价，而是整合内外部资产、关系、人力、培训、创新、智慧等资源，是破除全系统与子系统边界的动态调适，是切实保证企业运行规则的回归。一句话，关注于未来的成长，让央企成为真正的企业，让央企的政治家切实成为企业家。国资委的定位有以下八项要点：
对董事会以及产业、经营布局的监督管理作为核心其实，国资委最核心的是对董事会以及产业布局、经营布局的监督管理。如果再建立资产经营公司，则纳入对其监督管理。
管好董事会，主要是发挥出资人主体作用，指导董事会、监事完善；选好董事人选，选择董事长；规范推进股权激励；并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外部董事与监事人才库。
对产业布局、经营布局的监督管理，是承担企业战略委员会部分职能，审核重大决策，并在宏观层面进行协调。
组织针对特定行业、企业发展制定相应的战略构划，洞察价值关键驱动要素、行业关键成功要素，剖析体制内企业的关键能力要素，按照要素论的战略性思考方法与路径，为麾下国有企业整合智力资源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持。
管理与内部监管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风险的监管与防范。要高度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强化EVA指标考核，体现全面风险管理，加强财务规范与制度建设，把握好投资与发展、创新的关系和力度，防止资金链出现问题，协调业绩增长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关系，杜绝中航油、三九类似事件发生。
积极促进央企整体上市。整体上市的央企在关键领域发挥独特优势作用，将使市场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使得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对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也不言而喻。
优化绩效评价指向、形式和方法关注增值的成本与可持续。增值毕竟只是个结果，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结果。其阶段性的特点就必然促使我们关注它的可持续性。同时还不能不让我们关心取得结果付出的代价，这可以视为成本，包括有形成本与无形成本。比如，通过核心能力与核心人力资本的流失，通过对环境的无节制破坏，这样的增值结果可谓代价高昂，可持续性也大打折扣。用EVA来考察是一个进步，能够探究增值的成本，但EVA对于增值的可持续性反映又比较有限。所以，对企业当前的盈利情况不必忧心忡忡，应忧心的是盈利的能力，更进一步是价值创造的能力；不必为企业现在的排名靠前沾沾自喜，资产量不代表基业长青，没有以智力资本为标志的成长的势能，缺乏在价值网的控制力，规模越大死得越快。
考核的重心不仅是业绩，更重要的是能力。因企而异、因行业而异、因企业发展阶段而异，制定动态绩效指标库，实行个性化管理，改进单纯做大驱动、增值驱动的模式，对特定企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导入中立的第三方对央企及其经营者进行考核、诊断与评价，并形成制度化。最重要的是，关注的焦点必须转移到未来的价值成长。
发挥配置的体制性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捆绑固不可取，但跨系统、跨行业的动态调适却是很有必要的。这正是我们体制本身的优势之一。但是，让人看到的往往不是这种优势与灵活，而更多的是体制的刚性。国资委明确所属企业的主业是值得赞赏的，一是可以有效地遏制盲目多元化冲动，二是为从结构上进行调整打下了基础。否则，大家都在低水平上重复，远不及集资集智、重点突破来得更有效率些。尽管明确了主业，但这种明确仅仅是基于历史，而并非基于关键要素、基于发展，所以主业归核的效能恐怕会打上折扣。同时，操作上也和关键要素、互补性、匹配性没有多大的关联，大是大了，可是结构化矛盾并未消除，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由外部竞争转化为内部冲突，其实质性意义令人质疑。
资源配置如果不是建立在智力资本等关键要素之上，不是建立在互补性、匹配性之上，就会造成不经济、低效率。所以这种低效率随处随时可见，甚至是让人触目惊心。计划性强的尚且如此，其它范畴里的追热、扎堆更是不胜枚举。这一点又同智力资本相联结，创新性要求不高必然门槛低，同质化再推动竞争的白热化，全行业利润微薄，徒增GDP，而不为社会创造价值。
国资委要打破僵化边界和体制障碍，促进智力资本在系统内和跨越边界的流动，促进智力资本之间的匹配，促进智力资本与互补性商业资产的匹配，在总体上由经济因素、驱动要素、能力要素来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人力资本的激活，创造价值能力的提升，企业家与智本家的全系统流动、匹配，人才的市场化评价与配置，渠道与信息化的整合，关系资本的共享，等等，值得进行深入探索。
资源配置，效率为先。国有资产转让应当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果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自然资源在事实上具有自然垄断性和在法律上具有国家垄断性。刚性的行政化资源配置格局显然与由智力资本决定相违背，而受领导意志支配，靠牵拉捆绑造就，不按照智力资本等关键要素配置也只是刚性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企业的边界不应是刚性的，企业的智力资本等关键要素对匹配性的要求不能靠非市场化的手段抑制，智力资本势能的梯度效应不会依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人为分割而转移。据吴敬琏先生的分析，政府依然掌握着“计划轨”中大量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为获取这类资源进行激烈竞争，寻租活动盛行。据有的经济学家估算，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达30％上下。巨额租金又增强了官员“设租”和“造租”的动力，使腐败愈演愈烈，同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阻力。在这种变通性体制下，中国企业家进行生产活动，往往也要以从事寻租活动为前提。他们不但要善于捕捉商业机会，还要从事中国历来就有的“结交官府”的活动，通过“勾兑”、“摆平”、“搞掂”官员，最大限度地获取非生产性收益，这进一步导致了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和腐败的蔓延（吴敬琏：边生产边寻租）。
整合创新资源、智力资源与社会培训教育资源近年来，部分央企以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为重点，加大科技投入，攻克技术难关，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国资委资料显示，1.5万吨世界最大的自由锻造水压机、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船舶电站成套设备、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柴油机电控共轨技术、750千瓦和1300千瓦风电叶片、特高压试验基地等，填补了我国同类技术的空白，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工程，更成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的典范。
然而，不少企业尚未从关系企业经营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知识产权工作进行系统、长远的规划；有的企业不善于运用知识产权把技术创新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不善于发挥知识产权对自主创新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这些都需要国资委进行引导与约束。
说到创新，不能不提及IBM。IBM连续多年在美国专利授权中名列第一位，连续12年居所有IT公司的专利数之首；IBM历史上有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得了10枚美国国家技术奖章、5枚国家科学奖章和4项图灵奖；在全球有八个研究中心，每一个实验室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方向；现在IBM每年研发的投入约60亿美金。另外，IBM非常专注，每年如此巨大的研发投入聚焦于核心领域，并从管理上保证研究部探索性的研究与技术的市场化间达到平衡，其企业价值潜力井喷式释放也就不足为奇。日本佳能公司、韩国三星电子近几年也都在美国专利授权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跨国公司正是依靠其拥有的数目可观的知识产权，奠定了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创新需要弘传统、定方向、反围剿、聚专长、创优势，我们有的可以借鉴“神六”上天、“嫦娥”奔月，整合创新资源，合理规划，有机配置；有的可以小范围进行“拼组”、调适，以切实在分组突破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水平的有效提升。
社会培训教育资源的整合不是国资委介入教育培训行业，而是在良莠不齐、热点混杂的状况下，合理筛选，深度合作，在建立的中国经理人学院的基础上，确立培训目标、发挥培训导向、提高培训实效。培育目标一是发现、甄别、提升更多的智本家而不是政府官员；二是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进行引导性培育。
整合信息资源与关系资本，拓展央企外部生存空间通过整合协会、学会等中介组织，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咨询机构，广泛背景、各有专长的情报信息机构，搭建国资系统信息平台，为企业国际化管理与经营提供智力服务与帮助。同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发挥联系各级政府等利益相关者通道的独特优势，整合关系资本，为企业发展、区域发展与整合发展提供支持。
在西方国家，企业通过纳税、提供就业岗位等承担社会责任，政府极力保护企业的利益，而大企业又推动政府立法，参与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在我国，通过国资委等机构，为企业发展拓展空间，提供必要的保护，推动立法进程，提高谈判能力，是正确的选择。这不是越位，不是对经营的干预，而是企业实实在在需要的。
建立人力资本、社会责任、企业和谐指导计划2007年底，国资委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这点值得肯定。一个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的企业也是很难获得员工、客户、同行尊重的。央企有独特的社会责任，也有必要成为尽责、受人尊敬的企业。随后，先后有16家央企发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
但在战略性人力资本管理、促进企业和谐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应该再进一步，建议起草确定《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战略管理与企业和谐建设指导意见》。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需要着眼吸引、留住、激活系统内人力资本特别是核心人力资本，促进人岗匹配、各尽其能、团结协作、创新创造，这样才能各得其所、企业和谐，也才能促进央企监管目标与企业成长目标的实现。使人力资本特别是核心人力资本在企业内处于相称的位置，企业才能培育持续获取客户资源的超常能力，才能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竞争优势，企业才能在价值网中确立相称的节点。
提高央企实质意义上的控制力控制力客观上反映了一家企业的成长性与智力资本势能。管理者往往比较关注供应链，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值得所有的企业和企业家关注，那就是价值网。企业的客户、供应商、经销商、中介组织、政府与股东等组成企业的价值网。不同企业在价值网中处于不同的节点，在价值网中的控制力、影响力也有很大的差异。
多年来，发达国家为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优势，一方面纷纷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积极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创造应用；另一方面，积极运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加大本国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力度，抢占并控制相关领域的科技制高点，巩固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发达国家较强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拥有一批具有较高知识产权水平的大型企业。国资委资料表明，德国的经济规模和国家竞争力之所以能在欧洲首屈一指，就在于德国大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很强。据了解，德国西门子、奔驰、博世等10家大企业申请的欧洲专利占德国企业申请总量的比重高达2/3。更高层次的，是追求与标准的结合。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那就是把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形成新的技术垄断联盟。他们借助于技术标准的特殊地位，强化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借助于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以实现对某些技术标准事实上的垄断，以追求最大经济利益。
价值网方式下，单纯过度关注某一节点的利益，该节点会发生“利益阻滞”，智能化特点越来越鲜明的价值网经过试错，会逐步寻找其它通路。此种机制在节点具有知错改错的压力情况下会帮助该节点修复，否则会促使和加速该节点的永久被屏蔽。这就会导致企业的危机，根本无法奢谈基业长青。可以说，企业的基业长青就是企业控制力与影响力的反映。
提高央企实质意义上的控制力是国资委监管的目标与落脚点，也是央企战略成长、董事会治理的追求。国资委宜督促引导企业由过去的价值“点”思维、价值“链”思维向价值“网”思维转化，由视企业自身为“原点”、“环节”而向价值网“节点”的定位转化。因为智力资本水平直接影响到企业所处节点的水平与质量，决定企业与管理者在价值网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价值网取代价值链要求企业定位好自身在价值网中的节点，构筑适合企业智力资本要素水平的价值网，不断增进对价值网的控制力与自身节点的吸引力，整合资源与智力资本，为持续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