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零申报，零问题，怎么可能？！”8月1日，在看到神木县纪委下发的公职人员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治理“回头看”工作通知后，深陷借贷危机旋涡的刘涛（化名）表示，文件中指出的去年部分单位出现的零申报、零问题让他难以置信。 正在经历民间借贷集资“崩盘”风暴的神木县亦陷入官商信任危机的旋涡。《中国经营报》记者实地调查了解到，夹杂官员及其子女的民间借贷集资活动背后，隐现一种特殊的“官商利益”链。 而在神木部分民间人士看来，这种不乏官员及公职人员参与的特殊民间借贷金融生态，最终令神木“民间金融危机”爆发。 “让借贷危机变得更为复杂的，是煤炭上升期形成的政商关系、银行自律缺失问题，危机爆发前，这两者极力推动，爆发后又抢先退出，导致不公平产生。”当地一典当行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这一看法已成普遍共识，但却缺乏破解之道。 神木民间金融模式 据当地银行人士介绍，2010年，神木街头巷尾的各类投资公司、典当行，最多时估计上千家，这让大量资金流向地下借贷系统。 在过去的煤炭黄金10年中，神木县因煤而富其实是从2005年开始的。当年，神木煤炭的价格每吨上涨超过50元，进入产量价格“双增长”的时期；依靠煤炭的利好因素，神木县连续第六年迈入西部百强县的行列。同时，来自煤炭行业的高额回报创造了民间融资的巨大市场，让民间借贷集资一路膨胀，直到此后的2010年神木迎来了全民借贷的高峰。 本报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2008年已经因煤而富的神木县政府，对于民间融资就采取了鼓励姿态。比如当年12月25日，时任神木县长的雷正西为陕西首家小额贷款公司“神木县惠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剪彩。而当时，在民间因高息借钱成功投资煤矿而发大财的不少事例，都进一步刺激着当地人的神经。当地坊间流传着一个故事，在2005年有人以10万元入股煤矿，到2010年的时候，产生的投资收益高达2000万元。尤其是在2005至2008年煤价疯狂暴涨的几年里，神木当地大量的民间资本介入煤矿炒作。 “当时，在煤价暴涨之后，民间借贷公司快速兴起，不要说在神木县城，仅在煤矿聚集的西沟镇、店塔等大镇上，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典当行都有上百家之多。有的钱庄，在宾馆开两间客房作为办公场所就宣布开张。”神木县一位做煤炭生意的老板杨华（化名）告诉记者，这些投资公司与典当行其实都是地下钱庄。而其大部分打着为煤矿生意老板们做融资服务的幌子玩“集资——放贷——炒矿”的游戏。 “那个时候，你走在神木的大街甚至背街小巷上，随时都会看到典当行、担保公司的招牌。”神木县一位熟知民间融资的律师何彪（化名）向记者描述当时繁荣的借贷时表示：“街面上的典当行、担保行以及一些商贸公司、石化公司、房地产公司、货运公司甚至小卖部，都成了从事地下金融的不合法机构。”这些地下钱庄从民众手中以月息2分利吸金，再以更高的利率放贷给其他钱庄、个人，抑或直接进行炒煤矿、炒房地产活动，以此来维系其钱生钱的游戏模式。其中不乏少数早期参与民间借贷的人获得暴利。何彪的几位亲戚曾以2分钱的利息将积蓄放入一个熟人的商贸公司，这家商贸公司后因炒作煤矿成功，而将两三亿元成功滚到七八亿元。 据当地银行人士介绍，2010年，神木街头巷尾的各类投资公司、典当行，最多时估计上千家，这让大量资金流向地下借贷系统。正是民间借贷的狂热，让正规的金融机构存款都出现了10年来首次下滑。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当年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的一份调研就显示，2010年1月至9月，全县各项存款余额405亿元，虽同比增长8.3%,但比2000年以来平均增速降低19个百分点；存款较年初净增只有50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51亿元，存款近10年来首次出现滑坡现象。到2010年11月存款净增量仅为41.8亿元，这让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行长郭辅平都感到吃惊。 在陕西本地多位金融业人士看来，号称拥有500亿元民间资金规模的神木县的民间金融模式，就是亲朋好友先以2分钱左右的利息集资，再放入投资公司等机构吃3分的高息，然后投资公司将钱放给到处炒地皮、炒楼房、炒煤矿之人以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这种模式在煤价快速暴涨的时候，其资金链条基本能够维系自我循环。然而当煤价开始下降后，一些集资者资金链条紧张，不得不采取虚拟的旁氏游戏方式继续游戏。直到2012年以来，煤价快速下跌，煤矿接连停产，集资者的游戏不得不宣布终结。 官商利益交织 从目前已经爆发的几个民间集资大案的相关材料看，在疯狂神木民间集资借贷中，都不乏官员及其亲属的身影。 2012年，正当140公里外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全面爆发时，陕西省、榆林市召开会议，决定对神木等地进行“公务员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随即向全县党委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下发表格，要求公职人员据实申报违规借贷情况，并进行自查自纠。 但一年后，这一工作被认为徒有形式，并未起到明显作用，因此在今年6月18日，神木县纪检部门再次发文，开始了文首的“回头看”工作，并随文下发重新设计的表格。 “是否申报，前提是有违规情况，并不是只要参与了民间借贷就申报。官员作为自然人有权利进行必要的隐私保护。”在神木县某局副局长郭钢（化名）看来，他的放贷情况并未违规，因此在去年纪委部门要求申报时，他并未申报，而今年再次接到申报文件后，他有些犹豫。 文件中，纪检部门显然对去年出现的部分单位零申报、零问题愤然，提出要重点针对此类单位，并提出有奖举报。限定6月25日各单位向县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上报申报情况，8月底前将总结报告以书面形式上报，并确定该项工作将于9月结束。
从目前已经爆发的几个民间集资大案的相关材料看，在疯狂神木民间集资借贷中，都不乏官员及其亲属的身影。 在“集资大王”刘旭明的客户名单上，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 入股6000万元。2013年11月20日，正是高炎 找刘旭明要分红时发现刘已跑路，才向警方报案。在另一个集资大案张孝昌案中，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原行长李德江、矿管办原书记王明发分别从张孝昌处获得利息1.8亿元和2.2亿元。 “一些民间借贷在资金链断裂之后，参与其中的公务人员也有扛不住自杀的。”张英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2013年1月23日，身为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的他被发现死在神木镇火神庙沟村一沟内，死亡原因认定为服毒自杀。据张英部分同事证实，张英生前曾以1000万元参与民间借贷，其自杀也或与借贷有关。 榆林市一位资深律师贺先生梳理了涉案资金高达101亿元的张孝昌案后指出，在该案中超过亿元的债权大户中，部分公职人员及政府官员子女都涉及其中。而案发后，被张孝昌赖了钱的几乎都是亿元以下的上千名散户。比如，张孝昌曾向工行贷款8亿元，抵押物主要为3.3吨黄金。张案案发后，工行将黄金抛售，不仅本金利息全部追回，还盈余1.9亿元。此外，张孝昌向五个大户借款时共享了120多吨纸白银的账户和密码，经过抛售，扣除本息后，亦剩下五千余万元；五大户以外的28名大户，虽然本金没有全部追回，但利息共拿到14.3亿元。 在榆林神木府谷煤炭富集区，有渠道的官员及子女通过地下钱庄参与炒作煤矿已经是部分煤老板圈内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在2005到2006年，官员入股煤矿被清理掉后，一些官员的股份通过地下钱庄转入地下运作。”神木一位不愿具名的煤老板告诉记者，在煤矿疯狂的2007到2010年间，当地有点头面的大小公家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煤矿分红。而有很多的渠道都是地下钱庄。 抢钱乱局 “这是摆明了的强势抢钱，张孝昌能不能还得起债先不说，银行和几个大户又是抢黄金，又是抛售纸白银，这给普通债权人带来的损失怎么算？” 作为当地曾一度垄断化经营金银首饰的商人张孝昌，自2008年始，以炒黄金白银为目的向公众集资，据媒体报道，张截至2012年年底案发时，其借贷资金累计101亿元，债权人多达1380人，债权公司56家。 有知情人向媒体指出，张孝昌以总价7000万元的抵押物向银行贷款4亿元，而后银行职员违规操作，又让张获得4亿元贷款。案发前，银行获知张孝昌兑付艰难，便率先将大量黄金扣押，甚至所扣黄金超过其在银行借贷金额。此后多个大户将其纸白银抛售一空。 “这是摆明了的强势抢钱，张孝昌能不能还得起债先不说，银行和几个大户又是抢黄金，又是抛售纸白银，这给普通债权人带来的损失怎么算？”7月30日夜，债权人孙平（化名）称早在年初，众多债权人即撰写五页纸内容向公检法部门紧急反映情况，认为张案存在资金转移及银行、大户“抢钱”情况。 据债权人提供的一份某司法鉴定所鉴定显示：张孝昌累计亏损40亿元，其中炒黄金白银亏损1亿元，兑付利息38亿多元；张孝昌折合资产4.4亿元，欠431名散户本金12亿元。此外，张孝昌名下还有12亿元不明资金流出，其中不包括打入儿子张鹏和儿媳账户的2.8亿元。 张孝昌案中，“房姐”龚爱爱亦曾向其放贷1.2亿元。离奇死亡的神木县公安分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原政治教导员张英，则被知情人称向张孝昌及刘旭明均有放贷。 “我们去年4月就开始收缩放贷了，大概从2亿元的规模收缩到1亿元左右，其实那个时候但凡是正规的典当行，都开始收缩了。”兴东街路东侧一家有着正规手续的小额借贷公司，其职员指着墙上贴出的“只贷不存”告诉记者，虽然正规获得批准的小额借贷公司只有22家，但在民间借贷高潮时的2010年后，从事小额借贷的实际有近200家。 “前期是银行职员和外边人合作，抢着把钱放出去，挣高利息，后期是，银行抢着往回收钱，等于是先推动红火，后推动倒塌。”该职员如此看待银行在此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