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唯物辩证法揭示，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考录制度也不例外，在其优点的背后也有不足，在服务社会管理的同时，也有隐忧。如果我们能够全面准确的认识其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话，那就可以更好的趋利避害，扬其长而避其短，发挥它的最大效用，这也是本文研究考录制度的意义所在。 制度本身的不足 一、无法准确测评考生的思想道德 公务员笔试侧重于测评基本素质和职业潜能，面试侧重于测评基本能力和职位相关素质，二者都不能直接测评考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可以假设，即使有人在考试中撒谎，也不一定能为考官觉察。所以说，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涵养等非智商因素，是难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准确测量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正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下，出现高分低德、高能低德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与“德才兼备”的取人标准是背道而驰的。 科举的教训可以为鉴。科举作为一种考试形式，同样摆脱不了它的阴影。所以在考中进士甚至是考了状元的人物中，也不乏“缺德”之士。最为典型的就是陈世美了。当然，陈世美只是一个戏曲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否确有其事就不一定了。而这并不能否认，历史上很多饱学之士在“飞黄腾达”之后，为“荣华宝贵”所俘虏，成为上层社会中的“市侩”。今天的社会中也不是没有此类人物，如那些嫌父母寒酸土气，而不愿与父母“同污”的大学生。他们也是经过选拔考试的，也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天之骄子”。这也反映出了考试的不足之所在，即可以测才学，而难以量品德。
二、考试内容单一 如果仅从中央近几年的考试题来看，考试内容的时代性、多样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做的还算差强人意，但若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考试内容的单一性就清晰可见了。各地试题的交叉和重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笔试试题，还是面试试题，概莫能外。往往一道好题，中央考试用了，地方上也用，北京用了，河北也用。有的稍做变通，有的则干脆照搬照抄。这样，对于考试测量的实际效果就打了折扣。有过多次考试经历的考生在走出考场时都反映，好多题在别的考试中都出现过，已经背过了，根本用不着思考，直接就答。再有，考试题的时代性、先进性不强，测评的有效性较差。如，有的题谁都会，有的题则谁都不会，这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没有了区分度；有的题则不够典型、不够先进，不足以担当起选拔高素质人才的功能。另外，不同部门不同职位的能力素质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专业素质，技能特长等。这些内容也不是一张试卷、一次面试就能完全测评出来的。 纵观科举的兴衰历史，可以发现，科举在唐宋两朝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造就了不少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而元明清三朝时期则日渐衰落，不但没能起到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反而成了腐败的根源，为什么呢？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英国人李约瑟在研究了中国科技史之后问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古代一直独步世界，为什么后来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现在看来，科举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明古国的四大发明都产生在元朝之前，也是一个佐证。 自元朝开始，皆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为科举版本，要求参加科举人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去理解圣人言论。这就压抑了许多学生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开始登上中国思想文化神坛。社会的智力精英都被吸引到钻研圣贤之书和“八股文”之中，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然而这些“知识”不但对科技进步几乎没有任何贡献，而且极大的压抑和束缚了人们创造的思想和创新的思维，只知道圣贤书中“自有颜如玉”、“自有黄金屋”；这也使得他们深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商旅贾人被贬为钻营投机之辈，创新发明则成了“行而下”的雕虫小技。如此，生产力的提高从何谈起，社会的发展进步又有何可依呢？ 三、考试形式单一 如果仅从考试成本的角度去看，一张试卷考遍天下，一套试题试完所有，这可算是收益最大，成本最小。然而，作为选拔治国理政人才的公务员考试，第一位所要考虑的决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而是效率的问题，即选拔人才的有效性最大化。而这一点，我国当前做的考试工作还是很不够。尤其是在面试过程中，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个方面，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举个例子，如加拿大的高级公务员考试。在加拿大，申请职位的考生可能会领到一包关于科技政策的考试材料。第二天早上他来到科技部一间办公室，人们刚好在讨论他看过的议题，没人理他。一会儿他被叫到司长那里，司长问他参加了早上的讨论吗，他说自己还没来得及谈看法。司长便开始就那个话题和考生分析议论起来，实际上这时对考生的考察早已开始进行。谈完后，那考生可能又会收到一大包关于财政方面的材料。第二天他又去了财政部。然后他领到第三包材料，去了第三个部门。这就是加拿大有名的文件包技术，也叫“测评中心技术”。考生只有经过了这样“艰难”的考试，才可能最终被录用。 当然，这只是一种参考，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来研究探索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考试形式。 四、部分条件限制不合理 主要是报考条件的限制有的不合理，比如学历、性别、户籍、身体等方面。尤其是在各地的公务员招考过程中，有些报名条件的设置，明显有失公平。如2004年《湖南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试行办法》（湘人发[2003]31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女性“第二性征发育正常，乳房对称、无包块，外阴无炎症、溃疡、肿瘤，无子宫脱垂，为合格”。该文件第二十一条还规定：“妇科体检包括：询问月经初潮年龄、周期、出血量及持续时间；有无痛经、白带，有无伴随症状（如外阴瘙痒、腹痛、排尿状等）及其程度。已婚妇女作阴道涂片检查。”据湖南省人事厅“负责公务员招考事宜”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年湖南省公务员的录用是严格按照这份体检标准进行的，“体检不合格者将坚决不予以录用”，尽管她们的笔试和面试都合格，这样的考生接近20％。结果，此事一经媒体发布，立刻引来了一片诟病之声。 某些条件限制，被指责为“歧视”性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条件。比如是否全日制学历、是否本地生源等，这些限制都是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是不相匹配的。而政府的公开招考如此设限，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它会成为社会上其它招考设限的“口舌”，从而起了反面的示范指导作用。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被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当然，与科举制度相比，今天的考试录用制度还是先进的多的。科举制作为当时最先进、最公正、最公平的选拔测试，依然有其落后的成分，比如不允许女性报考，所以才有女扮男装金榜题目的“女状元”。再比如不允许商人、工人、胥吏等“杂类”报考，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贱行”。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制度的局限。作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务员考试，则不应该再有类似的“歧视”性规定了。 有一点，在此想多讲几句，就是关于年龄的限制。公务员报考条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报考者年龄须在35周岁以下。这一点，笔者认为是有其道理的，它是一种客观、负责、寓意深远的理性要求。对此，本文的第三个部分会有详细的阐述。 制度之外的隐忧 一、操作不规范带来的隐患 只要有考试存在，就会有作弊存在，这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是这种事物本身所无法规避的。既然选择了这种考试方式，那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它的不足，兴利除弊、趋利避害。总体上来看，对于公务员的招录考试，应规范的操作上的东西远不止这些，甚至可以说主要需要规范的并不是这些方面。那是什么呢？应该是从管理考试的角度来加强规范。事实上，能否最大限度的避免考试过程中的作弊现象，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于考试的管理与组织上。一是从试题的角度来分析。从出题到考试完毕，对于试卷的产生、运用、管理，如果到位的话，那规范性操作便走出了第一步。这不是不需要下大力气管理的，高考中几乎每年在这方面都出问题，便是一个前车之鉴。尤其是对于地方上的考试，规范性是亟待加强的。比如面试题，从产生到使用再到管理都缺乏有效的监督。 另一个方面就是从人的角度来分析。再好的制度和政策都是要由人来贯彻和执行的，如果没有思想品质和业务素质过硬的人来执行的话，再好的政策也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尤其是对于公务员的招录考试，诱惑与陷阱多过于任何一种考试。而且对于考试中的面试来讲，人为的因素是很大的。本来主观的评价本身就有先天性不足，如果再加上一些人为意志的话，其公平与否是根本无法为人察觉的。当前社会上对于面试存在诸多非议，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客观的讲，有些地方的面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是事实，只有正视现实，才能去改造现实。如果仅仅满足于表面的太平天下，而任蝼蚁之蠹暗行暗作的话，那终有一天高大的岸堤会土崩瓦解。 对此，我国还是有历史可鉴的，那就是科举。为什么先进的科举制度会在外国人争相效仿的时候，却在其诞生之地被“腰斩”了呢？可以定论的是，科举制度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其被终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其内容在元朝之后因被禁固而疆化；二是其操作上的腐败。如此，人们不免会问，为什么当初为了抑制用人上腐败而产生的科举制，却演变成了腐败的温床？是腐败腐化了科举，还是科举加重了腐败呢？笔者看来，两者应该是同在的。之所以说腐败了科举，是因为科举本身是无错的，科举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个统治工具，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既然皇帝可以恩典状元，那上行下效是不可避免的。如此，从科举诞生之日起，人为因素就是存在的。考试本身是公正的，可是考试前后的人为因素则是不公平的。这从科举考试前后的报名限制、官人保举、名师推荐等等活动中可以窥见一斑。如此，一个公平公正的科举制度，一开始就没有脱离开人为因素的干扰。为什么说科举又加重了腐败呢？根本上还是封建制度的迁害所致。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认识方面，一个则是人为操作方面。这里先讲人为操作方面，至于思想认识方面，后面会有论述。科举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必然脱离不了封建社会的局限。正如前面所述，科举操作的过程存在很多腐败，而腐败科举的后果则是腐败产生腐败、腐败加重腐败的恶性循环。因为腐败的人必然选拔腐败的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没有哪个贪官会喜欢清廉正直的人，因为清廉正直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就象一面镜子，让贪官们可以清晰的看清自己的真面目：正逐渐腐烂的行尸走肉。而这种“明鉴”会让贪官们感到绝望，因此他们宁愿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粉饰太平，也不愿走出阴暗，接受阳光的洗礼。尤其是到了清朝时期，这种腐败愈演愈烈，直至将科举送入坟墓。历史上有记载可查的腰斩之刑只使用过两次，一次是赵高杀害李斯，另一次则是雍正皇帝腰斩俞鸿图。而俞鸿图的获刑正是因为科举腐败。清代的官场腐败非常突出，反映在科场上便是营私舞弊，取士不公。清初以来，科场案不断，正是与考官参与舞弊有关。俞鸿图，字麟一，浙江海盐人，雍正十年被任命为河南学政，主持一省的岁、科考试。他没有管住自己身边的人，结果仆人与俞的小妾串通，帮助举子们作弊，收取贿赂达万余两。俞鸿图却全然不知。案发后，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雍正批准对俞鸿图斩立决，俞鸿图在仓促之间被送上刑场。由于家人没有给刽子手送“红包”，刽子手就给俞鸿图来了一个“慢死”，即腰斩的位置偏下，这样行刑之后，上截身子还是活的，犯人只有十分痛苦地慢慢死去。被腰斩之后，俞鸿图上截身子在地上打滚，痛苦万状。他用手指蘸着自己身上的血，在地上连写了7个“惨”字，才痛苦地死去，其状惨不忍睹。雍正得知这一情况后，下令封刀，腰斩之刑自此废除。 科举加重了腐败，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不提，那就是“鹿鸣宴”。鹿鸣宴，科举制度中规定的一种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用。即于乡试放榜次日，宴请新科举人和内外帘官等，歌《诗经》中的《鹿鸣》篇，司称“鹿鸣宴”。《新唐书·选举志上》：“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取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鹿鸣》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以“鹿鸣”为宴名，是表达礼遇贤才的意思。）清吴荣光《吾学录·贡举》：“《通礼》：顺天乡试揭晓翼日，燕主考、同考、执事各民及乡贡士于顺天府，曰鹿鸣燕，以府尹主席。”燕，同“宴”。宋代殿试文武两榜状元设宴，同年团拜，亦称“鹿鸣宴”。宋吴自牧《梦梁录·士人赴殿试唱名》：“帅漕与殿步司排罗鞍马仪杖，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马带羞帽到院，安泊款待……两状元差委同年进士充本局职事官，措置题名登科录。帅司差拔六局人员，安抚司关借银器等物，差拔妓乐，就丰豫楼开鹿鸣晏，同年人俱赴团拜于楼下。”明清两代沿袭唐例，亦有鹿鸣宴，清代似更隆重，宴会是由省里的最高长官巡抚主持，既宴请新科举人，也同时招待考官，席间不仅唱《鹿鸣》诗，还要跳魁星舞，规模大且场面热闹。除了鹿鸣宴之外，还有“闻喜宴”“曲江会”“题名会”等。孟郊《登科后》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正是这此类场面的纪实之作。 人有喜事，相互祝贺，本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无限的夸大了它作用，甚至借此来搞一些不正当关系，那就当别论了。而事实上，鹿鸣宴也大大超出了它的本能，成为了拉关系、搞腐败的载体。道光十三年，内大臣富俊奏请严禁科场陋习，指出有新中式者“感主司知遇，拜认师生”，且赠送银两，名曰“别敬”。“是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此风断不可长!”从他的奏文中可以看出，这些活动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变成了搞裙带关系，官官相护的腐败工具。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规范公务员招录过程中的各种操作，意义非小。不然今天的公务员招录制度，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千年后的科举，将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判断题。 二、思想意识中的深层次隐患 公务员招录制度的确立，使“凡进必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现实来看，党政机关的巨大吸引力使千万的人才蜂涌而至，挤向这座向往已久的“龙门”，企盼着一跃而过，化龙而飞的景象。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可喜的景象，一方面机关里选拔到了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然而这就是全部吗？如果，此时无法看清楚的话，那可以先找一个参照物，对照一下，便可以了然。这个参照物是什么呢？就是老祖宗发明的科举。 前面谈到，科举加重腐败的一个原因是在思想认识方面，现在正好可以论证。科举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必然带有封建制度的局限。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官本商末。科举制度一推出，便得到人们认可，是因为它给了广大劳动人民一个做官的通道。然而这里的劳动人民仅限于农民，因为“工商”之类是不允许报考的。从这一点就可以明视科举制度只是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一种工具而已，并没有改变封建制度本身任何东西。所以，科举制度进一步树立并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思想，而抑制了工、商、技等这些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更具有直接作用和重大意义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人说，科举制度的哲学基础是“大共同体本位”，强调的是对个性的禁锢。由此看，它禁锢的不仅是个性，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想见，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要达到的目的不仅是选拔官吏，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追求，就是从思想文化方面来巩固和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而这两个目中的第一个如果说实现有限的话，那后一个则完全实现了。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封建制度能在我国存在这么多年。当世界已经步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却迟迟见不到它的踪影。通过科举制度，不仅使统治者实现了“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李世民语）”的梦想，也实现了其“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私心。“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人们乖乖的屈膝于科举的旗下，“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这个我要富贵的求索过程中完成了统治者所想要的“自我改造”。改造之后的人们千人一面，改造之后的文章千篇一律。这算不算是不见销烟的“焚书坑儒”呢？或者是不见牢监的“文字狱”？ 它的后果如何，又有什么危害呢？后果是封建统治的超期服役、封建思想文化的根深蒂固、百万顺民的愚忠愚孝等；危害是生产力发展的缓慢、社会进步的停滞、还有百年近代史上的积贫积弱和任人宰割等。由此看来，中华民族自盛世唐朝之后的日渐衰落，科举制度是“功不可没”。 对照科举的兴衰史，我们便可以透彻的分析当前的公务员招录制度。这也算是拥有五千年华夏历史的一个优越性吧。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封建社会所能比拟的，所以公务员招考也不是科举所能比拟的。但同样作为选拔人才的机制，二者有很多方面还是可比的。至少，它可以让我们思的更深一些，谋的更远一些，从而为我们今天的发展进步来服务。 反思科举的利弊，不难想见，公务员招考同样存在着思想意识上的示范指导作用。本来，封建社会遗留的“官本位”意识依然深固，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和制度保障的话，这种意识很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甚至有可能“发扬光大”。而这样的结果会产生一串的连锁反应，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思想意识是文化的核心，一种不良的思想意识必然产生相应的畸形文化。如果“官本位”思想文化得以泛滥的话，那复古到“士农工商”和“官本它末”的思想认识状态，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这样的结果便是其它学科的被抑制，进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现实的端睨，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如前所述，公务员报考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二是出现了“考霸”现象。像一只上紧发条的时钟，随时准备上考场；更像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辗转大江南北，赶考不停，这就是一个公务员“考霸”的真实写照。成为时代流行语词的“考霸”，维系的是一个无比庞大的群体。当无数的“天之骄子”一样的优秀人才，在“金饭碗”的光芒引领下，不停去复制范进中举那般的“一劳永逸”、“光宗耀祖”的神话的时候，他们也就放弃了应有的年轻梦想与创新精神，他们的生命在考试机器的运作中慢慢被吞噬，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将再没有自信、创新、创造、奋发、奋斗之类的东西，成为暮气沉沉的“世故老人”，这对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不言自明。在此，不禁让人追问，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天之骄子”们失去了“创业的激情”与“青春的活力”？此种现象不止国内有，国外亦有，比如韩国。可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所进行的反思要比我们更为及时也更为深刻。《青少年竞相成为公务员，韩国未来令人堪忧》的社论说，据韩国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韩国15～24岁的青少年最想得到的职场是进入国家机关(33.5%)。社论认为，如果这是出于服务国民倒也精神可嘉”，但事实上他们不是，他们看重的是“可以不担心被炒鱿鱼、挺到退休为止的‘铁饭碗’……韩国的青少年好似饱经世故的老人，没有了梦想、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探险精神及勇气，只想着牢牢抓住可靠的‘饭碗’。”三是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开始加盟“考公”的大军。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报考某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考试队伍中“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生一操场”。作为某专业的研究人才，其本职应该是研究与探索，是为各种学科发展作出贡献，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加官进爵”。短期看这是一种人才浪费，长远讲则是科学发展因人才溃乏而遭到的抑制。果真如此，中化民族的崛起何可依靠？四是很多人老早就把考公务员当成了自己的梦想，正如当年人们把考大学作为光荣的追求一样，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无论从社会来看，还是从家庭来讲，这种趋势已日渐明显，其澎胀之势大有不可挡之忧。这一方面是人心求稳的本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当前就业形势所迫。但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都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及时加以防范，因为其后果是一样的灾难。 2007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