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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2008年7月发布的2008年上半宏观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究报告《中国经济面临空前调整，企业当做好战略防御》，准确预测到2008年9月后中国经济空前大调整（即经济危机）的到来。
我们于2009年2月发布的2008年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年度研究报告《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在充分回顾经济危机史、总结各家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此次经济危机的产生根源进行了深层剖析，指出此次危机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三层面矛盾30年积累的结果，同时此次危机也会引发这三个层面出现大规模的变革。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大拐点”上。
《中国经济面临空前调整，企业当做好战略防御》（共道战略研究所 2008/7)的摘要如下：
2008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仔细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后，我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速的下滑绝非是一次小规模的、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调整的前奏。
中国经济在需求和供给两端均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美国次级债务危机所导致的外部需求紧缩，而供给端的压力则源自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源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环境成本上升、融资成本上升等系列因素所导致的综合生产经营成本上升。需求压力主要源于国外，是外因；而供给压力则主要源于国内，是内因。供给压力的出现也说明中国改革30年来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经济也可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调整阶段。
我们认为，企业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来迎接和应对这轮经济大调整。所谓“积极防御”，包括两方面内容：1、战略上是以防守为主，以生存为主；2、防守是为未来的进攻准备，生存是为未来发展准备。
战略上以防守为主，生存为主：1、放缓扩张步伐，放弃没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项目的投资；2、调低对未来公司增长速度的预期；3、节约成本；4、强化内部执行力管理，修炼内功；5、积极跟踪和研判外部形势。
防守是为未来的进攻准备，生存是为未来发展准备：1、沉着观察形势变化，为未来形势转好时谋划战略布局；2、仔细研究竞争对手，分析其优劣，挑选对我们战略布局意义重大的项目；3、等待这些项目的最佳并购时机。抢占战略要地，形成战略上有利。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专栏，对原料、能源等大宗商品7月前大幅上涨，7月后又大幅下挫的价格表现提出一个解释、判断模型：“中国需求”抬高了全球资源价格，美国消费需求支撑了中国需求，次债危机使美国消费需求萎缩，中国需求将随之萎缩，全球资源价格必将回落。同时也指出，从时间顺序上来说，次债危机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将先抬升后拉低，呈倒U状态。因令美元贬值而抬升，因压缩需求而拉低。
《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共道战略研究所 2009/2月)的摘要如下：
1、全球和中国已经陷入经济危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时还会深深波及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将引发这三个领域出现重大变革。
2、资源、环境超载倾向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倾向是此前全球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内在约束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先后激化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此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已经崩溃。
3、全球的经济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信用膨胀（货币因素），而根源则是于全球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美国和中国有效消费购买力不足，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全球收入分配两极化程度的加剧。
4、从1788年到2000年的212年间共发生22次经济危机，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发现，经济要从危机中复苏，至少需要五个方面新的需求因素之一驱动。未来经济复苏的一个更可能的驱动力组合是：收入均等导向的社会变革＋新技术。技术突破可能体现在能源利用、生物技术上。
5、各国的经济救助措施的出发点是拯救业已崩溃的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现在需要的是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取代旧有经济增长模式。由于没有、或者较少触及压缩收入分配差距这一核心问题，这些救助措施只能拖延危机，并不能终结危机。一旦这些政策效果消失，全球及中国的经济形势将迎来新一轮的恶化潮。
6、单纯从经济危机的历史规律看，严重经济危机一般维持4年左右，这一数据可以做为判断此次经济危机可能持续时间的参考。精确预测危机何时结束目前尚很困难，但可以确定的是，危机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企业决策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2009年中国经济走势可能呈“M”型。
7、目前的形势要求全球、中国社会可能朝向压缩收入分配差距变革。未来将会出现以支持收入分配均等为导向的利益诉求、政治斗争和制度安排，社会不稳定程度可能增加，甚至出现动荡、动乱。罗斯福新政对中国当前局势有很好借鉴意义。同时，全球、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都可能因这次经济危机而朝向以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1940－1970年代变革。
8、中国企业的运营环境已经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家将第一次面临大衰退的洗礼；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社会责任不再是空话；社会对分配问题的重视可能增加劳动成本，不过民企面对的社会环境也将更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