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是因为国民大量吸食鸦片，国民素质下降，导致国力衰退，政府不得不出面禁烟，爆发两国战争。据说，宋子文不这样看。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都用白银做货币，大量进口鸦片，白银势必外流严重，造成通货紧缩。是通货紧缩使得民生凋零的。解决的根本办法不是禁烟，而是货币改制，不用白银作货币。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国家，很少有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缺少金、银、铜贵金属，他们的货币制度具有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使他们的经济经常地不是面临通胀就是面临通缩，长期繁荣和稳定因而得不到保障。今天，我们当然知道一国的货币和货币制度对于一国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既然货币制度如此重要，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然而，关于人民币货币、汇率制度问题，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这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货币的本质
大家公认，货币的职能是交易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其实，货币最根本的职能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职能。货币之所以被发明出来，是要用它降低人类相互交易（贸易）的交易费用。在我们看来，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能够很好发挥交易媒介职能的东西，一定能够很好地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反之，一个能够很好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东西，也一定能够很好地发挥交易媒介的职能。至于货币的支付手段、储藏手段职能，则不过是由前两个职能派生出来。货币职能要有效发挥，币值稳定是根本。
既然币值稳定是根本，那么货币就不可无锚。锚的选择也即货币的本位安排。无外乎这样几种下锚的方法，或者说无外乎这样几种货币（本位）制度：一是金本位或银本位，将单位货币与固定数量的黄金或白银挂起钩来，用固定数量的黄金或白银来标示货币的价值。在这制度之下，金或银就是货币之锚，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根据各自货币的含金量或含银量确定，固定不变。只要金或银的数量是稳定的，那么货币币值就是稳定的。二是盯住一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比如我们曾经采用的盯住美元的货币制度，美元即是人民币之锚。在这制度安排下，人民币兑美元是固定的，人民币兑其它货币随美元一起波动，人民币货币量则随国际收支状况而内生变动。将盯住一种货币的汇率安排向前延伸，就是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安排。三是所谓的法定货币（fiat money）制度。在这制度下，货币量根据价格水平（还可能考虑其它一些经济目标）而加以调节，汇率自由浮动。好些人认为法定货币没有锚。张五常认为不对。其实，法币也是有锚的，法币的锚乃是经济的CPI指数物品篮子。而如果货币量的变动要同时考虑价格水平之外的其它经济目标，那么就是给货币下了多个锚。
千万不要以为，金本位、以一种外币或者一篮子外币为锚的货币制度、法定货币制度是什么本质不同的货币制度。它们当然有所不同。但是，既然它们都是货币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是相同的才对。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它们的相同之处，而不是看到它们的不同之处。作为货币制度，共同一点，都是要给货币下一个锚，并且要确保货币与锚的比价的稳定性。
一般化地看问题，无非三种下锚之法：（1）以一种商品或一篮子商品为货币下锚；（2）以一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为货币下锚；（3）根据价格水平、就业、国际收支等多个经济目标调控货币量，给货币下多个锚。第一种下锚之法是金或银本位制度和张五常所主张的法定货币制度，第二种下锚之法是联系汇率制度，第三种下锚之法是今天为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法定货币制度。张五常主张应该以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我们认为，主体上今天为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法定货币制度即是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当然，二者又是有重大区别的。区别在于对货币本质认识的不同，在于对货币政策基本职能认识的不同。是的，不是一定地不可以用货币政策来实现价格稳定（货币稳定）之外的其它经济目标，但是货币政策能不能够同时用于实现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多重经济目标，能不能够频繁地用于实现价格稳定之外的其它经济目标？货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货币政策的根本职能到底是维护货币稳定，还是调控经济？和专注于货币稳定相比较，利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以实现多重经济目标到底是增强了经济的稳定性，还是反过来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应该说，张五常提出的问题和主张的确促使我们对上述基本问题做认真的思考，我们也将因此回归到货币和货币政策之根本那里去。
当然，锚的下法不一样，维持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的办法和有效性会有差别。不考虑这种差别，一般化地看问题，无非两种办法来维持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一是通过增加或减少锚的数量来维持这个比价关系，二是通过增加或减少货币的数量来维持这个比价关系。当然，也可以同时调节锚的数量和货币的数量来维持这个比价关系，但这不过是上述两种调节办法的合并。用前一种办法，那么我们需要有锚储备。用后一种办法，我们可以不需要锚储备，不过假如锚本身不具有足够的稳定性，那么货币量就得频繁巨幅变动。而如果锚的数量本身就是稳定的，那当然再好不过，我们既不需要储备大量的锚，也不需要货币量频繁巨幅变动。
实际上，即使是金或银本位制下的金币或银币，还是应该把它们看作是钞票才对，只不过这钞票是用特殊材质（金或银）“印制”而成的。这跟我们现在用合金金属去“印制”一圆人民币或是用纸张去印制一圆人民币没有本质区别。当然，在金币或银币流通的情况下，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能够自发得到维持：假如锚商品的数量增加，锚的价值相对货币的价值下降，那么人们就会用锚商品铸造（“印制”）货币；反过来，假如锚商品的数量减少，锚的价值相对货币的价值上升，那么人们就会溶解货币重新获得锚商品，从而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得以维持。然而究其实质，这种调节还是通过增加或减少锚的数量，或者增加或减少货币的数量来实现的，只不过这调节是自发实现的罢了。这当然是就严格的金或银本位而言的。
真实的情况是，在金或银本位制下，由于金币和银币价值过大、不易携带等原因，钞票总是要出现和被使用的。中国历史上使用的银元，由于不是用纯银铸造的，只是含有一定数量的银，这银元更多地要看作是钞票才对。这样，在一般的意义上，所有货币制度都应视作是法定货币制度才对，只是货币的下锚之法不一样罢了。当然，以一种商品（贵金属）为锚，由于锚下得直接，易于观察，约束相对就要硬一些。但这并不表示有什么根本不同，并不能保证这样就不会滥发货币。事实上，在金或银本位制度下，也曾有过滥发货币的经历，也曾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要有怎样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才能保证不致滥发货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更为深层次地看，一国的货币本位其实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只是这样讲又过于一般化，失去了很多具体的含义。
二、货币制度的选择与代价
凡事都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例外，货币制度的选择也是有代价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选择相同货币制度的代价是不一样的；天下没有普适的货币制度选择。
在金或银本位制下，由于锚下的直接，易于观察，不容易滥发货币，因此币值稳定。况且，在没有现代银行制度的时代，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通过收放银根调节货币量来维持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因而需要使用能够自发调节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的金或银本位制。这是有实例的。古代中国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国家，由于缺少金、银、铜贵金属，不得不大量使用纸币。然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纸币发行容易，回笼就困难了。这使这些国家经常处在通胀、通缩的交替困扰之中。因此王朝不得不频繁地以新币换旧币，以小额换大额，回笼货币来治理通货膨胀。好些历史学者认为以小换大、频繁换币是统治者腐败敛财。殊不知，这是在缺少贵金属，又没有现代银行制度的条件下回笼货币、治理通货膨胀的必然选择。当然，这实例也说明金或银本位制不利的方面，就是经济快速增长货币量容易不足。而且作为本位的金或银大量外流可以导致很大伤害，而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巨额的金或银储备，这也是浪费。
不太严格的金或银本位制，其实更多地是一种盯住金或银的货币制度。例如20世纪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这样的货币制度。在这制度下，货币不再是用本位物品铸造而成，可以通过收放银根来维持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当然，也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本位物品的办法来维持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本位物品的总量相对于社会总财富的比例越来越小，任何单一物品相对于货币总量来说都将变得微不足道，这无可避免地使本位物品具有资产的性质，也就是价格具有过度波动的性质。这样，假如完全依靠调节货币量来维持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那么这样的调节必定不仅频繁，也一定剧烈，为经济所不能承受。所以，这制度必须拥有本位物品储备，并不能全部摆脱严格的金或银本位制的局限。
金或银本位制的局限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壮大，假如选择用商品做锚的话，那么一定要选择一篮子商品，并且这个篮子的商品种类要适当地多。道理在于：其一，任何物品都有价格变动，一是因为相对需求变化而引起的，二是普遍的通货膨胀引起的，但要把两种效应区分开来并不容易，于是就要最大程度地让篮子内的商品相互对冲来过滤掉相对需求变化的效应。其二，假如篮子中的物品种类太少，那么篮子物品就容易被人炒作，价格容易大起大落。这样，就不得不大量储备篮子物品，用增加或减少锚物品的办法来协助维护货币与锚的比价。
盯住一篮子物品，这成为货币制度的必然选择。和金或银本位制度相比，这制度锚下的当然要间接些，货币稳定性相对要弱一些。不过如果货币政策能够专注于坚守货币与一篮子物品的比价关系，那么货币稳定是可以保证的。问题在于，在这制度下容易用货币政策去实现就业、国际收支等其它经济目标，不容易专注于坚守货币与一篮子物品的比价关系。是的，盯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即是赋予中央银行单一的稳定货币的职能的制度。毫无疑问，这有赖于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进一步讲，这是需要基本政治制度作保障的。所以，这制度不会成为所有国家的最优选择。而且在这制度下，汇率将自由浮动，这也是要考虑的。
说过了，虽然当今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法定货币制度与盯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存在重大区别，但主体上还是一种盯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二者之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是专注于坚守货币与一篮子物品的比价关系，还是同时服务于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多重经济目标。要知道，货币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它是交易媒介、价值尺度，每个人都凭着它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这是货币的首要功能。货币政策一定要以货币稳定为首要目标，在这个前提下假如有空间的话，才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别的经济目标，而且货币政策不可以频繁地用于实现货币稳定之外的其它经济目标。今天，让全球经济受到重创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就与美国频繁和不恰当地用货币政策实现货币稳定之外的其它经济目标有关系。决不是说多印钞票就能创造就业、就能影响真实利率、就能推动社会繁荣。如果我们同时让货币政策服务多重经济目标，那么就是给货币下了多个锚。张五常讲得好：“一只小艇在大海中下了锚，狂风暴雨之际在海面浮动。一锚必须，但多锚可使小艇沉没或粉碎。”“货币政策应该限于稳定货币价值，提升减低交易费用的功能，其它不要管。失业、不景、财赤、战争等，要用货币政策之外的其它方法处理。同时兼顾经济的其它事项，不容易稳定币值。”
盯住一种货币或者一篮子货币是另一种替代选择。这制度安排的好处，是下锚直接，不容易滥发货币。而且在这制度下，汇率固定，因而无疑稳定。当然，既然我们收获了汇率稳定的好处，那么就得承担国内价格和工资做出调整以适应经济变化的代价。在这制度下，还需要有适当的外汇储备，用来维护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这是由于锚的资产性质，锚本身的稳定性不足所决定的。而且，这制度也容易招致被盯住货币国家的不满，引来摩擦。
币值稳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内价值稳定，也就是国内物价水平稳定；二是对外价值稳定，也就是汇率稳定。选择盯住一篮子物品的货币制度，无疑以对内价值稳定为优先考虑；选择盯住一种货币或者一篮子货币，无疑以对外价值稳定为优先考虑。严格来讲，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乃是一个铜钱的两面，应该一升俱升，一降俱降。但为什么货币对外稳定和对内稳定常常出现偏离，甚至成为一种两难的选择？答案在于：货币的对内价值是用商品和劳务来标示的，而货币的对外价值则是用另外一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来标示的。货币是资产，后者是用资产来标示货币的价格。我们知道，资产会受到风险和预期的影响，价格具有过度波动的性质。这就是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发生偏离的原因。
薛兆丰讲得好：“摆在中央银行面前的，有两套好方针，还有一大堆坏方针。那一大堆坏方针，其特点是‘样样兼顾’——时而要稳住汇率，又时而要稳住物价，再时而要稳住就业。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历史表明，任务越多，表现越差劲；任务越单纯，表现越出色。两套好（也就是单纯）的方针：一是盯死外币，这外币可以是美元、欧元或一篮子外币；二是盯死物价，让国内保持稳定的、接近零的通胀率。”这就是当今世界货币制度的可行选择。
三、汇率安排与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
教科书这样讲，大家也都这样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胀、通缩会在国家间传递，浮动汇率则可以避免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这成为否定固定汇率、支持浮动汇率的理由之一。没有错，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胀、通缩会在国家间传递，而浮动汇率则可以避免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然而我们要问：固定汇率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会成为严重问题吗？到底是固定汇率本身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成为严重问题的？我们不能不问：金本位下各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了，最为严格的固定汇率，那时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怎样了？如果那时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并不是严重的问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为什么法定货币制度下固定汇率带来的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就成为了严重问题？
在金本位固定汇率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不会成为严重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会经常地成为严重问题。原因在于，金本位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休谟现金调节机制。这个机制是：国际收支顺差→货币量增加→价格上升→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国际收支逆差→货币量减少→价格下降→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减少。无疑，这机制也是国家间物价水平的自动调节机制；既是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机制，又是通胀、通缩的自动消除机制。而更为重要的是，金本位制下货币量取决于本位物品的数量，不容易滥发货币。事实上，货币稳定正是至今还有不少人仍然留恋金本位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了，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原因其实不在于固定汇率本身，而在于：其一，国内价格和工资不具有弹性，特别是工资不具有弹性，经济离开了古典环境。当经济不具有古典特征的时候，通胀、通缩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下文我们会用实例来给予说明，此处就不展开说明了。其二，不恰当地过多发行货币。是的，固定汇率会使通胀、通缩在国家间传导。但是如果没有通胀、通缩发生，又怎会有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如果没有严重的滥发货币，没有严重的通胀、通缩发生，固定汇率所传导的通胀、通缩又怎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弗里德曼讲得好：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量过多所致。
所以，不是固定汇率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没有节制的滥发货币的问题，以及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盛行使得市场失去基本弹性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假如我们不是关注于国际货币制度本身的缺陷，不是关注于经济运行于其上的微观基础，而是死盯着固定汇率的所谓缺陷，那么我们就是在做着舍本逐末的事情。假如我们的货币制度存在根本缺陷，假如我们的市场不具有基本的弹性，就算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难道就不会发生严重问题了吗？也会发生严重问题的。试问，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放任汇率，让其随行就市自由波动？
当汇率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就需要国内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来进行调节，同时货币发行就得受到严格的约束。现在后者出了问题，却把一切怪罪于固定汇率，哪有这样的道理？
中国有句俗语：“事实胜于雄辩。”就让我们用真实发生的事件来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吧。
中国自1995年起通胀大跌，至1997年近于零，1998至2002年有通缩。95年通胀率17.1%，96年8.3%，97年2.8%，98年-0.8%，99年-1.4%，00年0.4%，01年0.7%，02年-0.8%。考虑到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在同期有很大的改进，当时中国的通缩程度应该远高于这些数字。有上述严重的通缩，然而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GDP保持平均8%的高增长水平。在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下，之所以失业率不高，经济反而高速增长，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工合约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有的要不是件工，就是低底薪加分红，此外工人要走就走，雇主也可以挥之使去，既没有工会，也没有过高的最低工资的政府规限。”一句话，通缩之所以对中国经济没有大影响，这得益于中国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得益于中国劳动市场的高度弹性。相反的例子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弗里德曼认为主要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货币量应加不加，应减不减。张五常则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工会林立，福利主义大行其道，最低工资不低，重要的件工合约被判为非法，所有这些限制了劳动合约的选择。他的意思是，假如当时美国的劳动市场富有弹性的话，那么就算萧条发生，也不会那样“大”的。就算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
早在2002年，市场上就存在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然而之前之后好几年，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一点也不高，分别是01年0.5%，02年-0.8%，03年1.2%，04年3.9%，05年1.8%，06年1.5%。要到2007年，才有明显的上涨迹象：07年上半年3.2%，下半年6.4%。当然，从2005年开始，主要是从该年下半年开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上升尤其快；粮食、原油、煤炭、铁矿石等原材料和大宗物品价格也大幅攀升。但我们能够把这次的价格上涨归因于固定汇率和人民币币值低估吗？不能的。恰恰相反，是货币当局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讲话，是人民币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大规模流入，造成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高通货膨胀。对于这次的通货膨胀，还有好些人，从国际大宗物品价格上升导致国内价格上升的角度，强调所谓的成本推动。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难道国际大宗物品价格上升本身就不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了吗？一路追回去，归根结底还是货币制度出了问题，还是滥发货币的问题。是美国的货币制度出了问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出了问题。然而我们却不问青红皂白，错误地把这一切归咎于是固定汇率的过错。
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维持汇率稳定的话，那么就不能不让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特别是让劳动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我们也不能不尽可能地恪守货币政策是要保持货币稳定的本分。货币政策经常地用于实现别的经济目标，而不是专注于货币稳定，这才是经济波动，通胀、通缩国家间传导并成为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
四、汇率变动、贸易条件与国家福利
好些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人认为，这些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为此，我们首先要问：贸易条件改善一定地会增加一国的福利吗？其次，汇率升值会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吗？汇率升值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的？这种贸易条件的改善能够增加一国的福利吗？汇率贬值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吗？汇率贬值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的？这种贸易条件的恶化会减少一国的福利吗？
关于贸易条件改善是否一定地增加一国的福利，进一步，贸易条件是否是一国贸易利益的恰当度量，向松祚对此做出过深刻的说明。这里我们就不再做探讨了。我们集中说明，汇率升值或贬值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改善或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的，进而回答，汇率升值导致的贸易条件改善是否增加一国的福利，汇率贬值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是否减少一国的福利。
为简单起见，不妨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问题。假设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口杯子，杯子的单价是1美元一个。假设原来人民币汇率是1美元等于8人民币。现在人民币升值，1美元等于6人民币。我们要问：人民币升值后杯子的国际（美元）价格有变化吗？首先要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变化。要知道，出口商品的国际（美元）价格是在国际市场上，在竞争约束下由供给、需求共同决定的；供给、需求不变，杯子的国际（美元）价格是不会变化的。其结果，人民币升值前，出口厂商出口一个杯子可以获得8人民币的收益；人民币升值后，出口厂商出口一个杯子只能获得6人民币的收益。假设生产成本没有变化，那么出口厂商的利润就得减少2人民币，那些效率相对低下的出口企业就得亏损倒闭，国际市场上杯子的供给就会减少（供给曲线左移）。假设国际市场上需求没有变化，那么杯子的国际（美元）价格就会上升，贸易条件因此得到改善。现在，答案起了变化：人民币升值后杯子的国际（美元）价格有了变化，人民币升值的确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不过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人民币升值是怎样致使出口商品的国际（美元）价格上升的，是怎样致使贸易条件改善的。
现在再问：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价格上升和贸易条件改善能够增加我们的福利水平吗？答案显然就没有那么肯定了。一个国家，假如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那么汇率升值，因汇率升值而得到的贸易条件改善也许不算什么坏事。但是，假如一个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么汇率升值就是灾难性的。在这样的国家，汇率升值，因汇率升值而得到的贸易条件改善是以生产减少、失业增加为代价的。在我们看来，近些年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不是什么坏事。这是中国出口增加、生产增加、就业增加的表现，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考察汇率升值对于进口的影响。同样的道理，进口商品的国际（美元）价格是在国际市场上，在竞争约束下由供给、需求共同决定的；供给、需求不变，进口商品的国际（美元）价格是不会变化的。因此没有错，人民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下降。假如其它因素不变，那么进口就会增加。我们要问，这种进口增加对于国内的生产和就业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一般来说，会使国内的生产和就业减少。但并不绝对，要看这进口产品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要看这产品是不是国内本来就不能生产，或者国内本来就没有优势生产。
将上述分析倒转过来，可以考察汇率贬值的影响。还是假设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口杯子，杯子的单价是1美元一个。假设原来人民币汇率是1美元等于6人民币。现在人民币贬值，1美元等于8人民币。道理一样，杯子的国际（美元）价格不因为人民币贬值而变化，仍然是1美元一个。这样，人民币贬值前，出口厂商出口一个杯子获得6人民币的收益，人民币贬值后，出口厂商出口一个杯子获得8人民币的收益。假设生产成本不变，那么出口厂商的利润就会增加，这会吸引新的厂商加入到生产和出口杯子的活动中。假如一个国家已经充分就业了，那么可能只是一个产业结构或者产出结构的调整。但是，假如一个国家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么汇率贬值就会增加这个国家的生产和就业。与升值的情况形成反向对应，人民币贬值会使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上升。假如其它因素不变，那么进口就会减少。一般来说，这会使国内的生产和就业增加，对于一个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是。当然，也要看这种进口产品是不是国内本来就不能生产，或者国内本来就没有优势生产。
注意，汇率变动影响出口和影响进口的机制并不是对称的。逻辑上，不是汇率升值，出口商品的国际（美元）价格上升，出口减少，而是汇率升值，出口减少，出口商品的国际（美元）价格上升；不是汇率贬值，出口商品的国际（美元）价格下降，出口增加，而是汇率贬值，出口增加，出口商品的国际（美元）价格下降。但是逻辑上，的确是汇率升值，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下降，进口增加；汇率贬值，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上升，进口减少。这种非对称性决定了汇率变动引发的结构调整的调整成本之承担也是非对称的：一国货币贬值或升值的调整成本主要由自己承担，而国际货币贬值或升值的调整成本所有国家都要承担。当然，要考虑汇率变动对于一国生产和就业的影响，还要把资本项目考虑进来，还要把国家之间的博弈考虑进来。这是因为，局部均衡并不真实存在，真实世界的一切都是一般均衡的产物，而人和由人组成的国家具有对环境和变化做反应的能力。所以不难理解，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政策选择是不一样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一个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而言，适当低估汇率，维持强势本币是利益之所在。
教科书讲：“本币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本币贬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升，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这结论的确没有错。不过，重要的不是这结论，而是汇率变动对于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机制。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或者搞错了，那么上述结论就没有意义。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高或降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的问题，贸易条件根本就不是贸易利益的一个好的度量。向松祚反驳的好，假如提高价格能够增加利润的话，厂商为什么不自己提高价格，而要由政府通过汇率升值来提高价格？
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不要讲什么汇率升值会使产业结构升级之类的鬼话。在一个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产业能升级还需要用汇率升值的办法来强制吗？我们必须看看我们最广大的劳动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人力资本状况，什么才是他们最适合做的工作。
汇率升值会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吗？是的，会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但是，这样的贸易条件改善会增加该国的福利水平吗？答案是，这就不一定了。是的，如向松祚所言：与贸易条件相关的贸易利益问题，可以用价格理论的常识来给出答案，用不着贸易条件那么复杂的术语来故扮高深。贸易条件之学说，应该从经济学里完全取缔。
五、人民币货币、汇率制度选择
既然任何货币、汇率制度都是有代价的，那么中国要怎样选择自己的货币、汇率制度呢？
这要看中国的基本约束。在我们看来，中国最基本的约束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而且中国最广大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不高。这约束隐含着两重含义：其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中国经济注定具有高外贸依存度的性质。因为只有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才能让中国众多的人口与其它资源有效结合，形成就业和增长，创造出收入来。其二，制造业过去是，现在是，在未来较长时间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根本之所在，“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不可以轻言丢弃。是的，只要中国最广大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没有根本改观，那么制造业就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根本之所在。这并不否定中国创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努力。但能够去做附加值高的产业，人们一定要去的，不需要外力来强行推动。
就业永远是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拿自己与美国相比较。美国拥有的是广大的森林、河流和矿藏。这些东西，现在是，一万年后仍然是资产。但我们所拥有的13亿人口，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人口是资产吗？一般地说，是资产，但并不绝对。此资产非彼资产。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是要穿衣吃饭的，如果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这些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这个问题，不需去做什么数理统计，看一看每年的大学生就业状况便一目了然了。
既然中国的就业和增长有赖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且我们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60%以上，那么对外稳定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就至关重要。在对外稳定中，汇率稳定尤其重要。就货币稳定而言，每个国家都要面临是对内稳定优先还是对外稳定优选的选择。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需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来实现就业和发展经济的国家，货币对外稳定必须放在优先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固定汇率对于我们是最有利的。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亚洲国家基本上是不能承受浮动汇率之重的。因为它们共同一点，是人均资源贫乏，需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来发展经济。我们只知“广场协议”对于日本经济造成了伤害，可能我们还不知“广场协议”对于日本经济伤害之大。日本有很好的法律制度，有很好的产权保护，政治也稳定，为什么经济一蹶不振十好几年。在我们看来，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日元选择了浮动汇率；其二，日本保护农业，造成地价高企，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成本。
选择汇率稳定，当然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当然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它经济目标的空间。然而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固定汇率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而是要认真地问一问：是汇率波动更经常地发生，还是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更经常地发生？是经常发生的汇率波动危害更大，还是不经常发生的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危害更大？我们还得认真地问一问：到底是货币政策专注于货币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有限地服务于其它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还是货币政策同时服务于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收入多重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已经指出，假如国内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特别是劳动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那么即使有国家间的通胀、通缩传导，也不会造成严重问题的。而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则已经表明，货币政策首要的功能是货币稳定，经济的不稳定常常来自于货币政策过多地服务于货币稳定之外的经济目标。正如张五常所言：“以货币供应或利率变动来调控经济，主要起于货币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约束，同时也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博弈，我们认为，人民币应该选择盯住一篮子货币。篮子中的货币及其比重应该根据经贸往来的重要性决定，而汇率则可以在窄幅内波动。这不是在“好”与“不好”之间做选择，而是“两优择其重，两劣择其轻”的选择。在这货币、汇率制度下，央行的根本职责是守猫，确保汇率稳定。在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央行才可以有限地服务于其它经济目标。再说一遍，不是因为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它经济目标才使得经济更加稳定的，相反，经济的不稳定常常来自于货币政策过多地服务于货币稳定之外的经济目标。别人管不了，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然而，管不了的别人却可能对我们造成重大影响，所以暂时不（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可能是必要的，为的是给货币政策留下一点用以克服经济内外冲击的空间。再说了，如果我们既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又（完全）开放资本项目，那么我们的利率就得与发达国家同上同下，这可能也是不能承受的。
这个货币、汇率制度的困难，是汇率水平的适当选择不容易。不过，假如我们的国内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是典型的古典经济环境，那么无论汇率固定在怎样的水平，是不会造成严重问题的。即使汇率低估，也只会造成一次性价格上涨，不会造成持续的价格上涨。当然，今天的经济很难严格地具有古典经济的特征。补救的办法是必要时可以调整汇率水平，但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货币的下锚之法，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下定的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尽可能地避免市场形成持续升值或持续贬值的预期。为此，人民币汇率要略为低估。这既是有效扩大就业和生产的需要，也是有效维护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这样的货币、汇率制度的需要。当然，汇率低估可能使经济积累巨额贸易顺差。但这不成问题，可以用降低关税，增加进口的办法化解。至少，降低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关税，增加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不会有任何问题。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提对于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和福利主义的反对。记住，不是这些东西不符合我们的价值取向，而是中国的基本约束不允许我们去做这些东西。
张五常教授主张人民币应该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我们已经指出：主体上今天为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法定货币制度即是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只是它们的货币政策没有专注于货币稳定，同时还服务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其它经济目标。这使其货币制度具有了多锚的性质。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错误传统，忽视了货币政策的根本职能是稳定货币，而不是调控经济。不过，由于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放弃了固定汇率的安排，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至少现在和可见的将来不是。这一货币制度将来无疑是中国的最好的货币制度。然而将来的事，还是将来再说吧。
最后，让我们借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结束本文吧：“守汇率，但有少许弹性，央行有某种程度的货币政策运作空间，但没有传统央行的运作幅度。制度可行，甚至持久可行，其条件是外汇储备要足够，而后者的保障，是人民币官价要略为偏低。向前看，中国有这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