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企业管理实践角度看，“以人为本”理念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目前，在中国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的概念已经为许多企业所接受。但是，在管理实践中，如何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则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理念“古已有之”——是我们的老祖宗创造出来的，我们已经深得其精髓所在。另一方面，对于西方企业倡导的“以人为本”却又不甚了解。所以，造成了管理中“以人为本”的概念提得十分响亮，但是实践中力图用“以人为本”来解决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界对于“以人为本”的概念存在着误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以人为本”是什么？西方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中国企业将“以人为本”管理理念落到实处应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一词源出于《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曾就“人本”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解释。从总体看，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以人为本”的解释可以归结到“神本”对“人本”、“君本”对“民本”两个方面。 1．“神本”与“人本”之辩 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更倾向于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纳为“天”与“人”之间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互动关系，而不注重研究世界本身的规律性。所以，中国文化尊祖敬天，重视天人合一，自孔子起就有超越宗教、对鬼神敬而远之、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与天地常常可以“平起平坐”，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不太相信宗教，人们虽有信仰，但信仰的“天”不是神和上帝，宗教神学的东西从未占主导地位。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应付和利用，中国人对神缺乏超然的尊敬和发自内心的激情。传入中国或者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儒家人文色彩，“天地君亲师”同时供祭。所以，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西方式宗教狂热，而是发展成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 但是，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革看，中国文化中的“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倡导将个体融入群体中，强调个人对加“家”——家庭、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了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宗法集体主义。在此基础上，所谓的“重人”，更多的是重视以“天子”为首的统治者集团，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天命”、“天理”等等的“天”，并不是非人化的，相反它往往最终又被当作人间最高意志和力量的化身。这样一来，在反对“神本”的旗帜下，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更多地演化成了“以统治者为本”。 2．“君本”与“民本”之辩 中国的宗法集体主义导致了“尊君”的传统，与此同时，“尊民”的问题也同时为统治者所重视。但是，这个“民”是相对于“君”而言的，或者说是相对于统治者来说的，亦即被统治者。孔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管子·七法》则说:“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在管子看来,人分为“治人”的人和“治于人”的人。治人的人就是霸主侯王等统治者；治于人的人就是被统治者,治于人的人等同于雨水、牛马、草木。
因此，管子提出的、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中倡导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民为本”——所谓“本理则国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将“人”和“民”分开的，因为只有“人”才能与天“合一”，“民”则不在其列。因而，这种“以人为本”的结论，虽然有重民的可贵的一面,但从根本上看只是一种开明统治的手段，它所认可的价值主体是统治者，并不是广大民众，其立脚点是让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君子”，服从于少数特殊人物，是一种用民之道、御民之术。 由上面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传统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是在反对“神本”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君本”，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要倡导的“以人为本”大相径庭！ 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以人为本” 在西方文化史中，“以人为本”也有其久远的历史。总体看，“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物存在的尺度”的学说。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但是，随着宗教神学的扩展、技术理性的发展和法治理念的不断延伸，“以人为本”在西方文化中也经历了“人本—神本—物本—法本—人本”的一个变革过程。 1．“神本”与“人本”之争 西方的中世纪，神学在生活与思想方面都占据了核心地位，在连哲学都成了“神学的婢女”的时代，人的地位自然被“神”所淹没了。 近代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反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这一时期开启的西方人文主义强调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包括但丁的“以人为本的世界”、费希特的“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从黑格尔的“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萨特的“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等等，重视人的生存和价值，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对中世纪的“以神为本”神学世界观发起了的挑战，把人从宗教那里夺了回来，而且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 西方近代“人本”对“神本”的胜利，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端和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法制政治相伴随的。 2．“物本”与“人本”之争 到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在形态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过度张扬与“勘天役物”，在物质逐步丰富的同时，造成了人的高度异化。人的自由发展，不仅在于对自然的超脱和驾驭，而且在于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由权利和价值。人类创造了社会，却长期成为社会的奴仆；社会严重压抑着人的自由，抹杀着人的价值，甚至使人性扭曲、变形，使人变成非人。因此，现代西方文化在反对“以物为本”，反对理性主义的前提下，更加强调所谓“感性的”、“个别的”的“以人为本”，强调人是包括肉体、活动、意志、情感在内的完整的存在，必须实现人及人的交往的全面性回归。 3．管理中的“法本”与“人本”之争 无论是在经验管理时代，还是在科学管理时代，西方管理一直将人视为“经济人”和“理性人”。技术的发展，使物质的攫取越来越成为可能，而科学管理的实施，也使人越来越成为组织、制度、流程等“法度”约束下的“简单机器”。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使人们已经不再需要简单的“物质刺激”，而企业中森严的科层组织、严密的制度条例、刻板的指令、流水线似的作业方法等等——这样一些“法本”，都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企业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终于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也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与持续发展的潮流。 如果需要界定西方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的概念，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些方面来理解：第一，它是反对简单“物本”的，反对物质发展的成果大于人的发展价值；第二，它是反对“法本”的，即反对将人作为手段的“以组织为本”和“以制度为本”甚至“以群体为本”，而主张在遵循基本组织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通过人的全面发展，达到组织发展—个人进一步发展的目的；第三，它通过个性化地关注人的需求、关注人的发展、实现对人的尊重、强化情感的交流等等方法来达到管理的目的；第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在坚守企业管理中的基本制度和规则、坚持科学管理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人本管理与科学管理并不直接和全面对立，而是相互补充与修正。 因此，西方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变革是沿着这样一个过程进行的：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中世纪神学的主导地位→近代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组织、制度对人性的束缚与压制→企业管理中的以组织为本、以制度为本对员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压制→“以人为本”理念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