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春节后看春运的报道。铁道部说，年初六后，有15天全国铁路客流每天在500万人次以上；正月十五后，更有连续五天每天突破550万人次的历史记录，“今年返程客流高峰持续时间之长，创下春运史上的记录”。整个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亿人次，同比增加10.6％。
这大体验证了以下判断：无论金融危机导致多少工厂关门、影响多少农民工失业与返乡，春节过后，返乡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还是继续离乡进城。我的看法，在没有更系统可靠的调查资料公布之前，记下这点很重要，因为它指出未来应对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没见过如此“惊涛骇浪”般的失业报道。先是温家宝总理访欧途中，对媒体讲到约12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随后就是农业部的一项十省调查，推算全国失业农民工为2000万。官方公布此结果之后，从英国《金融时报》到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路转载，“2000万中国农民工失业”引起全球高度关注。有媒体更出惊人之语，声称中国失业农民工的人数高达1亿！
大家不免担心，这次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下岗，将引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一波“返乡潮”。那次是一道命令就把2000万人从城镇清退回乡。连带来的，是对农村稳定的担忧、关于“在农村扩大就业”的建言，以及提高农村低保与农业补贴的设计。有的地方还叫停了土地流转，怕返乡农民工流离失所。
那些已有过离乡进城经历的农民工，到底会不会因危机而长期重返乡村，甚至从此“定居”乡下，再度延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我自己不大相信这个前景。即便在40多年前，要不是行政强制力的作用，也不容易就把几千万人从城市送回农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城镇总比农村有更多的机会。除非没有选择自由，人们为什么逆向而动呢？所以，我把今年超历史水平的春运返程客流量，看做一个间接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最后还是离乡进城。
问题是，重新进城的农民工能不能再就业？对此，有的媒体提出了看法，例如，那家爆出1亿失业农民工“猛料”的媒体，在节目中举证“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100万新的就业”。然后推论：就算2009年中国“保八”成功，全国新增就业也不过800万而已。是的，给定新增1亿失业农民工的天文数字，巨大就业缺口的悬念，还不玄上了天？
这种“分析”的缺点，在于忽略了就业量要受“相对价格”的影响：难道可以不管什么样的工价水平，GDP每增长1％，就一定可以带动多少就业量吗？没有那回事。工价不同，就业量也就不同。这样看，“就业”首先是一个微观问题。年前在几个地方听到，有农民工主动以降薪换稳定的就业机会。降薪当然不是好事，不过，比起失业来，还要好不少。况且，经济下行时，物价也下行，生活成本低了，调减工薪的净效果就要打折扣。这就是说，市场机能调节工价。工价调，就业量也就变。
但是，“法定工价”就没有那么灵巧了。眼下的例子，许多地方在去年的高通胀中提升了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保扣除，后来，物价经历了“自由落体”式下跌，试问法定最低工资可以因此调减吗？答案是“难”。第一，难在法定程序，市价可一日数变，议事程序和结果岂可多变？第二，在经济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的当口，再减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政治上就不正确！”况且，危机时期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提高低保和发放各种消费券——在客观上也产生不容调减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的压力。
挑战来了：市场自发调节的机能，遇到法定工价就起不了作用。工价不调，就业量何以增加？以千万计数的下岗农民工，又从何得到再就业的机会？另外的门道，在经济萧条、情况危急的情势下，就不管法定工价那一套了吧？这也许就是时下不少地方明令“不要再给企业增加劳动成本”的意思。据此，我个人以为，2000万失业农民工的估计偏高。但“有法不依”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立了很多法，不执行，比“无法无天”究竟进步在哪里？
出个难题吧：能不能在法规的框架里，也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工价与就业量的机能？可以的。办法就是由企业与工人自由议定工价与福利，如果议得的工价与福利高于法定水平，执行就是了；若低于法定工价水平，由政府出资补到法定水平。政府的这部分出资，就叫“就业券”好了，含义是谁劳动补贴谁，怎么也比五花八门的“消费券”要合理些——不工作也派消费补贴，那“意愿失业”的人数真有可能冲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