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使用美元做储备货币,这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铸币税收益。今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也梦想人民币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今天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这希望似乎是近了一步。不过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不认为金融危机会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金融危机的确让我思考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一个国家到底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其货币才能被大家接受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危机之后我们很快就拿出了庞大的救市方案,然而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到今天还在讨论和表决救市方案。这突显了我们对付困难和突发冲击的优势。是的,一点也不错,我们拥有这方面的优势。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也许我们也要想一想,在做其它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样的优势是不是有可能反过来变成劣势了呢?
是美国拿不出钱来吗?不是。就算他们的财政状况不好〔未必真的就不好〕,他们可以发货币呀!这一点他们具有远超我们的优势。我们发钞票是要我们自己埋单的,然而他们发钞票全世界一起帮着埋单。是他们没有好的项目进行投资吗?也不是。从美国的救市方案来看,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多的投资项目,但也还是有的。退一万步,总可以把那已经建好的基础设施炸了重建吧!不过,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应否救市和怎样救市的问题,这里我们讨论确立救市和救市方案的规则和程序问题。我认为中美之间的救市差异反映在后者。
核心问题是:到底是用规则管理国家和经济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相机抉择管理国家和经济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到底是更多地相信政府干预和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并赋予政府强大的干预和管理国家经济的权力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赋予政府这方面有限的和有限制的权力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是极端重要然而又没有简单答案的话题。一般来说,在经济的赶超阶段,由于技术的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低,看得清楚,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动员资源的能力,而政府具有动员资源的天然强大能力,这个阶段政府较多介入经济活动可以反而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过去的“东亚奇迹”就包含了政府主导经济的成功因素。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30了年的高速增长〔这被誉为“中国奇迹”〕也是包含了政府主导经济的成功因素的。但是,当进入到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才能有效发展经济的阶段,这个时候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是不是还会取得同样的成功呢?过去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未来也会成功?答案就没有那么肯定了。
今天,我们的劳动成本正在上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技术模仿和引进的空间正在消失。未来将不得不依靠技术自主创新来发展经济。但要怎样才能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呢?可不是在研究领域增加人力、物力的投入那样简单,制度才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然而经济赶超、技术摹仿和引进阶段的最优制度安排是不同于技术创新阶段的最优制度安排的。一般来说,面对信息不充分、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政府主导经济的优势就没有了。一般来说,政府过多介入具体经济活动不会是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
曾经几何时,日本经济被誉为“日本奇迹”,东亚经济被誉为“东亚奇迹”,如今纷纷陷入困境。不是杞人忧天。“中国奇迹”能不能够得到延续?我们会不会步入他们的后尘呢?
我们要十二分的清醒,我们与美国的差距不是简单的GDP总量的差距,也不是人均GDP的差距,而是技术创新和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的能力的差异。这些天,我天天看中央台的《朝闻天下》节目,里面有好些美国、日本、韩国的小创新产品报道。我的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好几篇随笔都是利用空闲时间在手机上写成的,而这个手机正是韩国生产的,里面的操作系统软件则是美国产品。老实说,我与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不会因为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呼鼓舞,也不会因为“神七”上天而欢呼鼓舞,但是我会为手机这样的小产品的成功而佩服不已,会为便携式电子报纸的成功开发而五体投地的。知道吗?前者不一定接受成本最小化约束,但是后者必须接受。当你知道后者是在成本最小化条件下实现的产品品质最优化,你会不佩服吗?前苏联能够首先卫星上天,计划经济下我们也可以爆炸原子弹,但你知道我们和前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在哪里吗?就在于能不能成本最小化上,特别是能不能在民用产品上做到成本最小化。
我曾讲一国的货币本位其实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只是出于货币国际化的考虑,我认为,中国经济要从更多地依靠相机抉择转移到更多地依靠规则的轨道上来,要从更多地依靠政府主导经济转移到更多地依靠民间力量来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但是这个转变并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