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初开始的美国次债危机持续恶化，至2008年下半年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目前存在侧重点不同的两类解释经济危机的经典理论（表1），一类强调实体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其代表流派是凯因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对消费需求不足根源的判断上，凯因斯认为主要在于随收入增加而逐渐降低的消费倾向，而马克思则坚决将问题归结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收入分配两极化）；另一类强调货币因素的作用，认为央行错误执行的货币政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
表1 ：关于对经济危机根源的经典理论解释
数据来源：共道战略研究所归纳整理
金融衍生品依附于实体经济，尽管金融因素也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是否发生，以及程度的大小，还都是取决于实体经济环境。实体经济是“皮”，而金融则是“毛”。经济危机，尤其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实体层面，货币金融因素无论多么重要，也都仅仅是诱因。
将以上理论探讨和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做出判断：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其诱发因素是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信用膨胀（货币因素），而根源则是于全球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美国和中国有效消费购买力不足，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全球收入分配两极化程度的加剧。
目前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将美国次债危机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美国次级贷款人的贪婪，以及服务于这种业务的相关金融机构的贪婪。固然，如果美国的这些消费者不贷款买房和进行其他消费，美国就不会出现消费泡沫。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美国的普通劳动者真的不贷款消费话，美国经济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时可能就一蹶不振了，也就没有后来的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超级增长了。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增长在那时已经沦落到必需依靠普通劳动者的借钱消费才能维持了。正是贪婪让美国经济从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的阴影中走出，并带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创造出一轮历史空前的高增长。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普通劳动者的贪婪，而在于他们有效消费需求支付能力的不足，他们相对太穷了。这是自1980年里根上台的近30年以来，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朝向支撑和鼓励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变革的结果。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开始“去凯因斯化”，“去罗斯福化”，而转向新自由主义，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联手掀起一轮“去国有化浪潮”、“去政府化”浪潮。而在社会制度上，则开始“去工会化”、“去社会保障化”。2008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其新著《美国怎么了》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深入分析。他指出，从1973到2005年，美国全职工作男性的实际中值（收入水平处于中间）收入在下降，而最富有的1％的收入则有明显改善。再往上走，收入增长率就高的离谱——0.1％的最富有者收入增长了4倍，而0.01％的最富有者要比1973年富裕7倍。同时，根据美联储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102家大公司（1940－1990年间销售收入列入前50名的公司）主管的收入，以当前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120万美元，比20世纪30年代CEO的收入高一点点，而且“仅仅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但在21世纪初，CEO的平均年薪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只是幅度不如CEO而已：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两位高管，在70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倍，而在21世纪初则为169倍。
图10：美国的个人储蓄率2005年跌零的水平，支付能力严重不足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共道战略研究所
而中国的情况则和美国有点类似，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和里根上台的1980年近乎重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急剧转向支撑和鼓励收入分配两极分化。1985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的1.9倍。据联合国公布的中国最新人类发展报告称，截至2007年，这一数字扩大至3.3倍，如果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等,甚至可达五至六倍。在2006年，中国最富有10%的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最贫穷10%家庭的九倍多。也有分析称，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是中国长期消费不振的根源，也是当前经济危机的内因和根源，美国因素只是诱发因素和外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