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改旗易帜 调不好结构,就可能“改旗易帜”



  人心所向决定发展方向。对当前中国来说,调结构就是人心所向。就是为了促内需、保增长。但不对称策略,不可能长期推行,更不可能与人民群众产生正向共鸣。不对称结构,必然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换取少部分群体利益为代价。若在这种结构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必将是残缺的。所以说:残缺的结构正是制造矛盾的源头。我们党彻底看清了这些,所以才选择“调结构”。 可是,若我们不能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调结构”,其结果只会“越调越乱”,而非“又好又快”。请不要说现在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的党不是没有经历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那会儿的局势比现在残酷多了、严峻多了。但历史总是一次次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一次次让我们做出艰难的选择。

  走结构主义,还是货币主义?若走货币主义就要通过汇率调整,汇率机制的完善实现外部和内部对称、平衡。但这正是我们所不擅长的。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彻底明白这里面的“神秘”。当然,掌握汇率,比起资源、劳动力之类的比较优势有前途多了。一虚一实,实的怎么与虚的玩捉迷藏呢?这应当成为中国金融界思考的难题。要走货币主义,也未必就错,但作为管理13亿人民财富的中国人民银行首先要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其次才是全人类。人民币是不是贬值,理应由中国人民说的算。买不买美国公债同样也是。站在这个角度去处理问题,就不会有大错。记住农夫与蛇的故事吧,人家一央求,你心一软,最后吃亏的还会是我们自己。

  走结构主义,就要通过改革、创新制度安排逐步解决内部(根)失衡问题,促进内外对称、平衡。在经济领域,笔者本人倾向走中国特色的对称结构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文化基础,比如中医就带有“结构主义”倾向,并具有对称,中和、平衡等鲜明特点。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直接搬来使用。就是从文化结构来讲,对称结构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前几天,有权威媒体报道:总字数约8亿字的《中华大典》开始试用“对称码输入法”,生僻字或罕见的古籍汉字全部可迅速完成输入。对称码输入法突破了目前“形码、音码”输入法的限制,是一种新颖的输入法。这将可能有助于汉字在全世界的普及。英国谢菲尔德孔子学院最近开展“中国日”活动搞的很有新意,他们组织当地孩子们了解造纸的发明、剪纸的装饰意义、中国红的内涵。在调动孩子们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剪窗花过程中,传达了对称、连环、变幻无穷等中国文化概念。在剪“双喜”(囍)的过程中,令孩子们感受汉字的结构和喜庆欢乐的意义。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对称结构,是可以找到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点的。要调好结构,首先应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下,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结构经济学。

  其实人类很早就从哲学理论上开始认识对称与不对称这一问题。中国道家思想可佐证。后来,人们把“对称”作为美学的一种价值标准,但从来都没有用“对称观”和“不对称观”,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这就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哀!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先生说的那样:“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社会结构在社会活动中的对称与不对称作为常态客观存在,是变化不居的,是在不断地从对称变为不对称,又从不对称走向对称。这就是亘久不变的历史发展规律。当然,世界上根本没有轻易直达目标的捷径,对于结构调整来说,由于其复杂度更高,也更是如此。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要调整。“又好又快”的发展策略,应把“调结构”放在首位。结构协调了,民心就会凝聚、经济自然会好起来,民生才有所依,否则一切都是奢谈。中国的第一要务永远是就业,2009年失业问题会相当严峻。拉动内需,仍然决定于是否就业。只有就业才会有更好的收入,有钱才会去消费。所以说,就业是民生之本,能否保证大多数劳动者实现就业,是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有人要问,国家不是补贴农民钱?说的不错,有的地方给农民每人发168元钱要他们去买彩电,这不是出洋相吗?说到底要就业,要创业。用创业动力化解就业压力。

  浩浩汤汤创业潮,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以支持创业为中心,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突破。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支持创业、安排就业。因为劳动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生存的权利)。如果连基本权利都无法满足,连就业都解决不了,还发展“球”!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劳动权若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群众生活就会受到威胁,其它权利也就等于虚设,更不要谈创业权了。现在不知道朝鲜是不是失业率也很高?但现在绝对不是笑话朝鲜的时候吧?同时提醒大家,请不要以为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搞些创业基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关键是在全国县域普及。沿袭几千年来的放贷行为,没有股权投资更容易解放生产力!发展金融市场的总目标、或说金融资产的作用首先应将创业者潜在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如果他们没有启动的资金,他们就无法将劳动能力、创意转变为实际的产品或服务。其次,不管是多元化投资还是专注主业,有时候更需要懂得等待,而不必痛苦的强迫自己争抢着赚快钱!对多数人来说,收益回报当然是越快越好,但对真正懂得理财的人来讲,未必就是对的。在他们看来,稳定增值的财富远比起伏不定的资产更有效率。比如:投资某些起伏不定的股票就不如早期的价值成长性项目。就是从“对称性”角度来讲,后者较前者更具优势!

 张学良改旗易帜 调不好结构,就可能“改旗易帜”
  我不知道投资创就业所产生的结构,是不是逻辑上应归属于经济健康发展的物品供应。但以前总想用黄金来解决“财富标志”供应不足的问题,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黄金的总价值只能是世界财富的一个零头。黄金既然不是,什么才是呢?我们认为应当是创业者。谁拥有洞察人类价值能力较强的创业企业越多,谁就可能是世界上财富最旺盛的人。因为创业者才是创新型社会的主体,而华尔街那些财富标志只是财富概念。这次金融海啸又一次提醒我们,需要尽快调整“财富标志”的认知结构。尽快解决的更紧迫的难题则是增加“财富标志”物品的供应。显然股票等金融衍生品有些泛化的迹象。至少不是太健康的。在经济萧条边沿期,其表现的更加明显。那么,我们能不能把支持创业,设计成一种新型财富标志呢?值得琢磨。

  将人解放出来,为最广泛的创业者服务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拿这个标准去衡量目前的金融资本市场,只能说差得还太远。偏离这个标准,可能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就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新一轮解放思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12月中旬任仲平署名文章说:“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30年间,我们的经济体制在变革,社会结构在变化,利益格局在调整,思想观念在更新,与此同时,也逐渐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当怎么看?”对此,经济学家左小蕾似乎给出了答案,她说:“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加快农村发展,二是搞好二次分配。”、“目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纲领性文件明确了调整思想。改善民生是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为了使老百姓生活得更好。”

  新华社也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做一条大船,货币就是“载舟之水”,金融的作用则在于促使“资金之水”流动起来。中央当前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措施,正是要将这“水”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堤坝”中释放出来。我认为说的非常到位!劳动权和债权哪个优先?是先处理国家主权基金的使用方向,还是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或许两者可以一起处理?这个问题展开来讲,还真说不好。不过中投对外最近公开表示:现在不再投资海外金融机构了。但主权基金的业务不能停止啊,最好将这笔钱化整为零分发到本土股权投资公司,让他们在国内外做股权投资去,这将更有可能保值增值。世界上通过政府直接出资带动创业投资发展成功的国家仅有以色列、瑞典等少数国家;因为创业投资作为一种高度市场化的创新金融工具,与政府的职能与能力是极不匹配。

  结构内部空间就是指一个结构或一个整体结构自身组织存在的内在空间。如我们今天去观察秦朝的社会结构,秦朝的社会结构就可以看成一个结构或一个整体。在一个结构或一个整体内存在着多种要素或结构,表现着它们内部之间的对称和非对称的关系。秦统一天下以后,在经济结构上,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在政治结构上,在全国普设郡县制,并统一法律;在文化结构上,统一文字等等。这些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中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对称。我们甚至认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应该多多考虑对劳动权的尊重,劳资关系(“劳动权”和“产权”)只有得到结构平衡,才可能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生产者日益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也日益成为依附于资本的受雇佣者,劳资双方的利益分化不断扩大。在这个利益分化过程中,产权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产权问题过分关注的反面就是对劳动权的忽略。我们很少听到关于劳动权及劳动者如何维权的深入讨论,这种对劳动权的漠视,似乎正反映了劳资双方力量很不平衡的现状。不平衡就要调结构!调结构是措施,是手段,释放创业者、企业家的创新活力才会达到“保增长”、“扩内需”之目标。也只有这样,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才会更好的提高,其它权利才会逐步的落实。

  为什么说对称的结构是重要的? 因为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内部存在着同一性、对应性。换句话说,它们具有共性。这种共性是组成社会结构要素的必要前提,就如自然界离开原子就无法组成物质一样。如果失去这种共性,社会就无法存在,社会就会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为了不陷入混乱局面,所以我们要调好结构。调结构,首先要调的就是将那些不合时宜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彻底摈弃。调结构,其次是一种战略,而战略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关键问题。调结构,再次是当今政经生活的头等大事,与全国人的幸福关系密切,不当凭遐想,开玩笑。

  处于在“大萧条”边缘时期,中国国务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变革的成功与挫折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变革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而在于社会能否形成化解矛盾、平衡冲突的能力。而有效的国务治理必须以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与时代特征为基础,通过以价值引导、制度维系与组织支撑三个维度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国务治理与政治建设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务治理。但结构调不好,就可能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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