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其仁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威胁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稳定，所以就逼出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同样的农民在自留地里的劳动和在集体地里的劳动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好制度要扩大，然而要扩大还要靠逼。1978年，安徽、内蒙、贵州遭遇恶劣天气，面临饥荒威胁，这时候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就产生了。都说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实计划体制下温州就已经有人在搞所谓“地下工厂”，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合法地位，今天打一枪后天就被抓起来了。邓小平厉害的地方，是当国家处于“被逼”的环境时，他做出一个反应，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底层自发的努力慢慢被国家上层结构吸收的过程。
同意周其仁教授的讲法。改革开放30年，华尔街爆发金融风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国当然不能幸免。于是我们不免要关心：中国经济是否又一次陷于“被逼”的环境之中？
一、过去3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简单解释
首先，我们对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这样做是必要的，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有利于我们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而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两大根本动力。不过，我们需要的是细节上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到底怎样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析，邓小平的“试一试、看一看”的改革策略怎样在“大规模制造业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缺乏”的条件下保证了转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也可以分析，“从农村到城市”、“价格双轨制”、“增量改革”、“财政分税”等安排怎样保证了转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些分析，有观察角度不一样的地方，更有一致性的一面，都对问题作了特定的回答。从学理上讲，这些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事前来看，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尽管仍有许多体制性改革有待完成，但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是确定无疑的。那是说，今天我们面临的约束和问题好些已经不同于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过去的持续高速增长，又不必过多拘泥于特定条件下促成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细节考虑，而是要寻找过去、现在和将来较长时间仍然要面临的共同约束，分析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发现有益于未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有启发的含义。
在我们看来，这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共同约束，核心一点，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我们人口13亿，占到了世界1/5强。但是其它资源呢？我们拥有世界1/5的其它资源吗？我们能够拥有世界1/5的其它资源吗？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给定上述约束，对外开放就具有至关重要的特殊意义了。
不错，我们可以讲对外开放不仅为我们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知识、技术以及大范围市场交换的契约知识，还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初始的和持续的推动力。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讲法，只有经济的积累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经济才能起飞。改革开放初期，人均收入水平低，经济的积累率低下，外资流入无疑为经济起飞打破了资金约束，国外市场对于国内产出的吸收无疑又为我们打破了市场约束。而且这作用远不是一次性的，它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不过，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看问题：根本一点，是对外开放使得十三亿人与其它生产要素得以相结合，让十三亿人都有活干，同时又为其生产的产品找到了销路。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逻辑。想想看，一个十三亿人都有活干的经济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成功和“世界制造工厂”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不奇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份，是加入WTO之后的这些年。
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但这个角度可以让我们看到对外开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的特殊意义。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纵观那些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其经济的成功无一例外不是开放型发展战略的成功。
当然，对外开放要成功必须辅之以市场化改革。这是因为开放政策具有内生的性质。一个经济是选择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是开放经济还是封闭经济，并不是如一般所认为的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之战略选择。因为无论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每个经济皆有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旦一个经济选择了发展比较优势产业，自由贸易便是必然的结果；一旦一个经济选择了发展比较劣势产业，保护贸易便是必然的结果。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是经济的比较劣势产业。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才会选择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比较优势产业才能够得到发展。
市场化集中体现在产权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高度相关的。科斯定理讲：私产是市场的前提。沒有私有产权，不可能出现市场和市价；反过来，出现了市场和市价的地方，是不能叫做公有制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产权改革的。产权是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权利束在人群中的某种配置，而且这种配置常常是非对称分布的。也可以定义产权权利束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重要的不是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是控制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实际配置。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对于私产的承认。全部的经济改革，归根结底体现在、也一定体现在产权的变革上。
张五常讲：“私有产权是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制度安排，因此私有产权鼓励投资和生产；在私有产权下，资源不仅会落入善用者之手，而且会用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基于私产的市价还是专业化最可靠的依据。”是的，基于私产的市价是比较优势的依据，不仅私产是市场的前提，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根源也正在于私有产权。科斯把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因为“共产党加私有产权”，这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代表了政治稳定，私有产权则代表了开放和市场化。
诚然，“中国奇迹”可以用政治稳定、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来解释。而后者从深层次看不过是产权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假如经济现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是不可以叫做奇迹的，因为这和理论预期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到今天一些重要的要素仍然具有国有的性质，价格也没有自由化，而政府也深深地介入具体经济活动中。例如，土地要素就保有国有的性质。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偏远的农村土地无疑是近于私产的，但是工业用地的国有属性就强了；银行也只是在近几年才逐步远离国有性质的。这才是“奇迹”之所在。
不由我们不想到张五常的地区竞争假说。在张五常看来，是中国独有的地区竞争促成了今天的“中国奇迹”。这的确是重要的见解。可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行政地区划分，为什么单单中国存在激烈的地区竞争？这样的地区竞争又是怎样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不排除经济发展得好的地区，其行政长官更有可能得到提拔，这激励官员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不过对此我们并不肯定，毕竟中国的政治选拔程序不是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的。可以肯定的，是财政分税是促成地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道理并不深奥，因为中国特殊的财政支出体制，官员们是喜欢花钱的。为此官员们势必努力增加财政收入，而发展经济则是选择不多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还可以肯定的，是各地对于官员们招商引资的奖励政策是促成地区竞争的又一重要因素。县的干部会分得招商引资款的1%到5%不等。好些县的干部承认，奖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而我们知道，这一切在民主国家是不可以想象的。
地区竞争从两个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地方政府改进工作效率，降低了经济的交易费用。例如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建立行政交易大厅，在一个地方就能办完所有的行政审批手续。二是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有效地吸引了外来资本，主要是土地优惠、税收优惠、贷款扶持。我们以为，前一方面的积极作用大家都能正确认识，但是后一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特殊的作用机制可能并没有为大家所充分认识。这个作用就是让中国的十三亿人与其它生产要素有效结合，让十三亿人都有活干，让十三亿人从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这个作用是通过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来实现的。不否认，这会使这些要素被廉价和过度使用，但这种廉价和过度使用换来了不能流动的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有效结合，使我们实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收入产生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和必然逻辑。
这样看，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可能得益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国家所有，可能得益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具体介入。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这样的增长方式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当约束条件转变后这种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过在做这样的思考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中国经济的GDP构成及其原因做出一个简单的说明。
二、GDP的构成、原因与含义
众所周知，中国外贸依存度高，出口和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而消费则长期无法得到提升。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60%以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10%，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50%，消费占GDP的比重则长期低于40%。好些人认为，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能这么高，消费不能这么低。就是说，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增长结构是不合理的。中国的增长结构真的不合理吗？我们不能不认真地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呈现这样的增长结构？为什么我们的消费长期得不到提升？
其实，上文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既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这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约束下的必然逻辑，那么高外贸依存度就不是我们可以凭主观意愿选择的了。既然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世界制造工厂”的成功，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把眼光局限在国内来看待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而是应该把眼光放宽到中国经济融入于其中的世界经济整体来看待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是的，单纯从国内来看，我们的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似乎经济发展是非均衡的，但是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来看，经济一定不是非均衡发展的，而是均衡发展的。必须把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与美国等其它国家的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这才是看待中国经济的正确视角，也才是看待世界经济的正确视角。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应有含义。在我们看来，“世界制造工厂”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乃是同一问题的多个方面。高外贸依存度、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既不是中国经济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也不会简单地就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相反，它始终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没有否定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的缘故，中国经济具有内在的投资冲动，这使中国经济的高投资带有某种、甚至很大程度的不合理成份。我们只是强调，中国经济的高投资是有其合理成份的，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经济的高投资。
当然，我们也没有否定中国的消费需求具有提升的合理性和提升的余地。这些年，经济增长虽然快，但是政府财政收入攀升得更快，老百姓的收入只占中国整个社会收入的一小部分，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更多收入都到了国家手里，仅今年上半年财政盈余就有12000亿。我们只是强调，中国经济的低消费是有其合理成份的，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经济的低消费。况且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到底要怎样做才能提升我们的消费需求。
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制度无疑是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制度安排不一样，可支配收入相同，消费水平是不会一样的。这些制度安排得到改进，同样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是会提高的。不过归根结底，消费的基本决定因素还是收入。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反过来，有了收入叫人不消费也办不到。上述制度安排，究其实质不过是起着调节收入的作用。只不过，这些制度安排的重心是收入的再分配，而不是收入的生产和来源。这是西方福利主义的路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福利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福音，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社会福利主要应该用来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用来调控经济。
在一个十三亿的人口大国，提升消费必须从收入的生产和来源问题着手。费歇尔讲：“收入是资本的利息……收入不是利息的局部，而是利息的全部。”费歇尔的资本乃是资产的市值，而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是说，一切生产要素都是资产了。劳力是资产，自然资源是资产，货币、机器设备、厂房等等，无不都是资产。这是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是极其正确的经济学理念。在费歇尔的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下，没有了剥削，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增加资本存量。而对大众来说，教育和产权界定则是增加资本存量的主要途径。
没有错，广大农村的确存在不小的存量需求，这存量需求是由于受到水、电、电视信号等基础设施的约束，农民既定收入水平所能产生的消费没有能够有效发挥。问题在于，且不说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由于任何投资都是有成本的（不是会计意义上的成本，而是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因此我们必须计算到底是把稀缺的资源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效率，还是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效率。我们要记住，中国的第一要务永远是就业，是生产（具体地说是制造业的生产）。即使农民的消费，在根本上还是决定于收入。而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这个问题，用不着用什么深奥的理论来解答。笔者之一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因而深知农民收入是怎样提高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幅提高的。告诉大家吧，家乡5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不在家，男人、妇女都不在，除了小孩就是老头、老太太。这些年，他们买了电视，装了电话，甚至盖上了砖房或者在镇上买了房子，钱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打工收入。我们大概想不到，剑阁县是四川省怎样一个偏远的农业县，那是成都已经失守，姜维还在苦苦坚守的地方，然而其所属的白龙镇的商品住宅房竟然涨到了每平米1300元。还要告诉大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恰恰是中国加入WTO后的这六、七年。四年前，老家农村请一个人干活一天只需二十元钱。再向前推，那时请人只需管饭，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根本不需给工钱。但是今天，四十元包吃才能请到人。要知道，是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提升了种地的劳动收入的。
费歇尔讲的是收入的来源。从收入的生产过程看，重要的还是要让各种资产（生产要素）有效结合。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讲过的问题上去了。必须让13亿人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资源有效结合，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也是我们提高居民收入和提升消费需求的前提。没有否定当我们富起来，人均收入高起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会高起来。也没有否定把农村市场开发出来，我们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国内消费。但我们一定要明白，逻辑是倒过来的。我们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富起来，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让人均收入高起来。而农村市场的开发，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这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来实现。
这样看，外部稳定对于中国经济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这种对外稳定中，最为重要的又当是汇率稳定。这是因为，货币之所以存在，是要用它来媒介商品交易，降低人类相互交易的费用。虽然说市场有效运行有赖于价格的灵活调整，而汇率本质上也是一个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同于一般之价，这个价格是需要具有稳定性的。可以这样说，只有货币稳定，价格机制才能够最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既然经济对外稳定至关重要，汇率稳定也就至关重要。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一定要尽可能地保有一个高弹性的劳动市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汇率稳定约束下或迟或早（资本项目开放后）我们会丧失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空间，因此需要经济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而高弹性的劳动市场是经济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增加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把我们庞大的人口转换为现实的优势和竞争力，而不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甚至于是一种经济负担。
回首过去，中国自1995年起通胀大跌，至1997年近于零，1998-2002年有通缩。95年通胀率17.1%，96年8.3%，97年2.8%，98年-0.8%，99年-1.4%，00年0.4%，01年0.7%，02年-0.8%。考虑到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在同期有很大的改进，当时中国的通缩程度应该远高于这些数字。有上述严重的通缩，失业率怎样呢？97年失业率3.1%，98年3.1%，99年3.2%，00年3.1%，01年3.6%，02年4.0%，都是不高的数字。而同期的GDP保持平均8%的高增长水平。为什么在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下，失业率不高，经济反而高速增长？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工合约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有的要不是件工，就是低底薪加分红，此外工人要走就走，雇主也可以挥之使去，既没有工会，也没有过高的最低工资的政府规限。”一句话，通缩之所以对中国经济没有大影响，这得益于中国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得益于中国劳动市场的高度弹性。
我们应该不会健忘发生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货币量应加不加，应减不减。张五常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工会林立，福利主义大行其道，最低工资不低，重要的件工合约被判为非法，所有这些限制了劳动合约的选择。他的意思是，假如当时美国的劳动市场富有弹性的话，那么就算萧条发生，也不会那样“大”的。而就算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张五常的提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高外贸依存度和汇率稳定约束下的经济来说，是应当有警醒作用的。
不是不可以搞最低工资法，但是法定最低工资一定要订得低低的，让其最终没有实质的意义。不是不可以搞劳动合同法，但是合同条款一定不要干预了签约自由。也不是不可以搞什么就业促进法，但是一定要清楚自由签约才是促进就业的行之有效的不二法门。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核心一点正在于它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要害是签约自由。只要签约双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不应该干预其合约的签订。我们可能要庆幸，我们的工会组织只是一个定期收点会费，逢年过节发一点豆油、水果、大米之类的象征性福利组织。当然，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工会是不大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
三、新挑战，经验或已成为过去
如果投资—储蓄等式成立，那么储蓄率高，经济的增长率也高。这里的储蓄、投资当然要是意愿的储蓄和投资。这是增长模型的核心内容之一。问题在于，意愿的投资并不总是等于意愿的储蓄。因此在我们看来，增长问题的重点仍然是储蓄如何能够转化为投资的问题。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不愁产品卖不出去，经济更多的是受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时，高储蓄必然对应高投资和高增长。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更多的是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这时，高储蓄反过来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储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又鼓励消费。
当经济存在巨大外部需求的时候，高储蓄也会有高增长。因为产出能够被国外需求吸收，高储蓄意味着高投资和高增长。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日本、东亚“四小龙”曾经的高增长模式。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高增长模式。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依赖高储蓄从事制造业，通过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大量便宜的制造品和消费品，而不是通过本国消费来实现高增长的。这种靠出口、靠制造、靠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亚洲普遍的增长模式。
过去三十年，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不是没有遇到不利的外部冲击，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予以克服了。由于我们是转轨中的发展中经济，不仅有因体制限制而未能成为现实的潜在存量需求可以开发，而且有很多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有待建设，这是我们克服通货紧缩的有利条件（需要特别强调，有很多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有待建设是不是必然地就是我们克服通货紧缩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如表面看来的那样简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做具体的说明）。每当有效需求不足，面临通货紧缩，政府可以进行体制改革以释放存量需求，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工业项目建设以刺激经济。1998-2001年，政府为了应对当时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钱主要用在了公路、铁路、通讯、电站建设和农村电网改造上。不仅刺激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也为2003年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这次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远胜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带给我们和欧洲国家的影响在重点上是不一样的。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主要是对其金融业带来冲击。这种反应来得迅猛。当然也会对他们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只是滞后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对制造业带来冲击。这种影响是通过美国、欧盟等国家资产缩水、工人工作机会丧失或者工资下降，人们减少消费从而减少对于我们的出口需求来传导的，相对来说就要慢一些。正因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不利影响。这不是一般性金融危机引发的一般性经济衰退，而是世界整体性经济衰退。是的，美国、欧盟、日本都已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一些国家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边缘。尽管各国实施了刺激经济计划，但是经济仍不见底。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来发展经济的大国当然是极端不利的。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种极端之不利还不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要害在于，经济发展至今，我们的工业产能已经趋于过剩（07-08上半年原料价格大幅上升然而工业制成品价格上升幅度很小就是证据），基础设施虽然还有不少有待建设，但显然已经不构成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多出了几十亿的劳动力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赖以发展经济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构成了我们今天治理衰退的重要约束。
上述约束决定了，我们千万不可以简单地、想当然地把我们处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基础设施有待建设当作是我们抗击经济衰退的现实优势。假如问题只是如此简单的话，那么发达国家也是拥有这样的优势的，任何国家都是拥有这样的优势的。道理简单，把那建好的基础设施毁了重建不就得了？这正是“破窗理论”的药方之所在。通过把窗户捅破，重新建设能不能够刺激经济呢？能，但这只能是就短期而言。而且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就是要以牺牲可用于未来经济发展的资源为代价。我们一定要明白，凯恩斯经济学只是短期分析，其满眼所见只有短期而没有长期，因此我们应用其理论就不能不多加一份小心。是的，“破窗理论”是错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全面的。“破窗理论”的错误或者说不全面，在于忘记了经济学最基本的教义，那便是：资源是稀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事都有代价。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在抗击经济衰退过程中建设的基础设施在经济衰退过后能不能成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量生产力。关于这个问题的肯定的答案才是我们抗击经济衰退的现实优势之所在。然而遗憾得很，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如果说1998-2001年大规模建设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业项目，因为有2002年加入WTO后的市场巨幅扩张而成为上届领导人所称的“优质资产”，有力促进了2003年以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再次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重大工业项目建设，还能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我们恐怕就没有那么肯定和有底气了。
我们不能仅限于考虑怎样度过危机，必须认真考虑危机过后的产业接续和发展问题。不管说得怎样的天花乱坠，中国经济的根本在于制造业，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而中国制造业和就业的根本又在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尽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长仍然高达百分之二十几，我们的GDP增长仍然高达9%，但是增速是下降了，而且下降幅度不小。2007年末以来发生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和当前大量民工提前返乡是一个重要信号。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空前的困难。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认为这是最值得担心的，毕竟中国经济仍然具有软预算约束和投资冲动的特征，克服短期的经济衰退不是大问题。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两三年后，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中国还能否继续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新增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业项目能否成为促进未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量生产力。是的，假如我们是制造厂商，现在被迫减产或者停产，当经济再次复苏，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要不要继续在中国投资办厂的问题。
是否刺激经济当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应该怎样刺激经济。恕我们没有那样乐观，如果处理不当，中国经济很可能从此将告别8%、9%、10%的高增长时代。
那么，要怎样应对才是对的呢？必须把刺激现实经济增长和塑造新的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必须不放弃走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路子，同时又要大力开发国内需求；必须树立不救制造业就不可能最终救经济的清醒认识。全球经济衰退，这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出口依赖型向内需驱动型作调整，而未来依靠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也愈显重要。其实，没有这次的金融危机，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也不得不向依靠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作调整。我们虽然强调中国经济包括亚洲经济具有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合意性，但是我们没有否定，随着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又具有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合意性，我们也没有否定存在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可能性。我们只是说，和那些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中国，消费需求相对来说一定要低一些，储蓄和投资相对来说一定要高一些。
在新的约束条件下，不仅考虑危机之中还要考虑到危机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
（1）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和大项目建设。这正是政府现在正在着力进行的。而我们要提醒的，是不能只是为着刺激经济而进行这些投资，而是要着眼于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培养和新的增长方式的塑造。这就涉及基础设施和大项目的选择问题。没有对产业发展进行过深入研究，不便提出具体的建议，但除了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项目的建设可能更应该受到关注。
（2）改革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降低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提升人们的消费倾向。不过，第一，政府的这种转移支付要尽可能富于弹性。那是说，经济形势不好、人们收入减少的时候这种支出会自动增加；经济形势好、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这种支出会自动减少。第二，不可忘记，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在根本上福利主义不会为我们带来福音。社会福利更多地是用来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用来调控经济。
（3）改革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分配制度，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更快。应该说，这是国内消费偏低的另一重要原因。这在过去未必是坏事，但在今后将会变为坏事，而且会变为越来越坏的坏事。为此，第一，政府要考虑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特别是对于出口企业的减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第二，不必过分关注股价的走势，要坚持国有股减持的方向不动摇。中国的股价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密。单纯从刺激经济的角度看，的确不是减持国有股的好时机，但我们要综合考虑刺激眼前经济增长和危机过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不仅仅是出于微观经济效率的考虑，也是出于有效增加老百姓收入从而增加国内消费的长远考虑。
（4）推进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改革。过去，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有未必是坏事，但是今后将会变成坏事，而且越来越坏。十七届三中全会尽管最后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改革版本和大家期望的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不仅土地，其它重要生产要素也都要清晰地界定给个人。要知道，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土地公有富起来的，也没有哪个消费需求旺盛的国家是以土地公有和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
（5）增加教育投资。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不仅可以间接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更重要的是，教育可以增加人们的人力资本存量，这是广大劳动群众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政府除了在基础教育上加大投资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促进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要改革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要向一般院校倾斜，这些院校的办学理念应该是毕业生怎样迅速找到工作，应该是面向社会开设应用型、技能型的课程。要向私人资本开放教育。政府只需管住公立学校的收费，可以放开私立学校的学费管制。
（6）确保汇率稳定，同时努力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尽管我们要努力扩大内需，长远一点说，主要是要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来说，外部市场永远都是重要的。对外稳定至关重要，对外稳定的核心又是汇率稳定。中国包括亚洲其它国家在内是不能承受浮动汇率制度之重的。“广场协议”及其后日元汇率的波动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之大可能并不为人们充分认识。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制造”的伤害可能也不为我们所充分认识。张五常的建议可以考虑，“目前的情况，政府不妨拿出自己的本钱来要挟一下：某国取消中国货的进口税，中国就取消某国货的进口税。”由于亚洲国家基本上都是外向型经济，这种困难时候，都会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要求。政府要借此机会努力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这既有利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保证。
（7）要尽可能让劳动市场具有弹性。假如劳动市场没有弹性，那么我们丰富的劳动力就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经济的竞争力就无从谈起。为此，要废除新劳动合同法，如定要保留最低工资法，那么要把最低工资定得低低的，让其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这些东西是起不到保护劳动大众的作用的，这是经济学入门课程讲清楚了的，想不到竟然有那么多大众支持。
（8）不要丢掉邓小平发明并一直坚持的“少争论，多实验”的社会转型传统。“一群无知的人相互争论的最终结果还是无知，而且这种无知的争论很可能导致混乱。”假如我们凡事都让老百姓参与讨论，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发挥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特有优势，还把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劣势嵌进了我们的政策制定之中。中国目前还没有大的压力团体，只要在根本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只要老百姓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政策最终是会得到人民支持的。
（9）长远看，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之一是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这并不简单地是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向往，而是有其必然的逻辑的。不过，我们不对这个逻辑展开阐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