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写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
柴福洪
2008年，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大起大落的特殊年份。它将记录入中国和世界经济史稿，并作为未来经济学发展研究的范例或特例。因为它太特殊，真可谓惊心动魄。
年初，本人就认为中央当时“压”的经济政策可能有“误”，但没有把握，在文字上只做了关于《中外经济冰火两重天》的理解性论述，在黄梅县国家税局关于2008年经济形势讲座上，则表达了对我国后继经济发展不看好的预期。到了六月，情况大致明朗，但央行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本人就明确指出其是“误判”（请在“经济学家”和“价值中国”网上看到相关文章）。当时，“本人比中央急”，现在各方面数据出来了，“中央比我急”。现在我反倒不急了，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正式在下滑，不救不得了了。
但是，我又为中央的“救经济、保增长”的路径与方法着急了。
着急一：
按人发钱，是世界民主体制通用的救急方案，但在中国不可能实施，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人民的选票。
其实，目前号称4万亿投资，发给13亿中国公民，人平有3000元，春节前发到公民手上，必然促进消费。基本上100%能转化为消费，必然救活一批以民生为主的生产企业。
有专家认为：按人发钱对经济促进作用只是“脉冲式”促进，没有长久作用。请问：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4万亿（据说最终可能达到18万亿）。这样大的投资额，到底有多少是在促进中国经济有效增长，有多少可能成为消费基金？本来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的钢材、水泥、建筑企业需要救生吗？促进的经济增长不知有多少对社会是有益的，有多少是有害的，对人民生活提高是有益的。据经验数据，只有30%投资有可能转为消费基金，且是未来的、逐步的，不是今天的。
这样大的投资规模，本身就是不可能长久的，其促进作也不会长久，且是分散的，作用力肯定小于预期。我国为什么不能双管齐下，既按人发钱，又扩大有效投资呢，难道真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吗？
肯定不是政体所致，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只重视有形资产的积累，不重视无形资产的积累；只重视政绩，不重视“儿孙”；只重视现在，不着眼未来。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是治政与治国态度问题，经济发展的价值观问题。
铁路、公路固然要修，但要随着以济发展的需要，逐步解决，“大跃进”式的大建设，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只是今天，我们还不能预计其代价是什么。
着急二：
1、我国工资水平太低，其指标反应在工资占GDP的比重下降。请看统计数据：
年 份 国内生产总值 工资总额合计 工资比重 工资比重的
（亿元） （亿元） （％） 年增长百分点
1978 3624.1 568.9 15.7 -0.38
1979 4038.2 646.7 16.0 0.32
1980 4517.8 772.4 17.1 1.08
1981 4862.4 820.0 16.9 -0.23
1982 5294.7 882.0 16.7 -0.21
1983 5934.5 934.6 15.7 -0.91
1984 7171.0 1133.4 15.8 0.05
1985 8964.4 1383.0 15.4 -0.38
1986 10202.2 1659.7 16.3 0.84
1987 11962.5 1881.1 15.7 -0.54
1988 14928.3 2316.2 15.5 -0.21
1989 16909.2 2618.5 15.5 -0.03
1990 18547.9 2951.1 15.9 1.79
1991 21617.8 3323.9 15.4 -0.53
1992 26638.1 3939.2 14.8 -0.59
1993 34634.4 4916.2 14.2 -0.59
1994 46759.4 6656.4 14.2 0.04
1995 58478.1 8100.0 13.9 -0.38
1996 68593.8 9080.0 13.2 -0.61
1997 74772.4 9405.3 12.6 -0.66
1998 79552.8 9296.5 11.7 -0.89
1999 81910.9 9875.5 12.1 0.37
2000 88254.0 10656.2 12.07 0.02
2001 95727.9 11830.9 12.35 0.28
2002 103935.3 13161.1 12.66 0.31
2003 116603.2 14743.5 12.64 -0.02
其中，前两项是国家公布的，后两项是计算出来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说明，以上数据均为“当年价格”，不是“可比价格”，所以不表明增降“指数”；“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他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它包括的范围是：（1）计时工资（2）基础工资（3）职务工资（4）计件工资与计件超额工资（5）各种奖金（6）各种津贴（7）加班工资（8）其他工资。
在《中国统计年鉴》里，“国有经济单位”，除了各种经济行业以外，还包括：（1）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2）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3）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4）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5）社会服务业。
以上的26年间，有7年的工资“比重”比头年略高，而16年的时间里都比头年略低。真正比头年比重高了一些的，只有两年，即1980年和199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数据显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1990年～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下降12%。
然而，同期公务员工资水平（指近两年）和公务员工资占GDP的数据（指近20年）都是上升的。
提高社会工资水平，还有一个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在任何时候，富人总是有的，奢侈消费从未停止，富人的消费勿需刺激。真正的问题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一般民众和穷人口袋里有钱，这是刺激消费的真谛。但政府观念一变，政策一动，整个分配格局也会大变。
似乎整个经济在下滑，提高工资对企业又是一次打击，恰恰此时才是提高中国工资占GDP比例的最好时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湛江市进行专题调研时说：“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广东经济遇到的困难，很多人都在发表议论，让人有天塌了的感觉。比如，有人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落后的生产能力被市场周期性波动所淘汰，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起作用。”
2、我国社会分配不公。
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而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3%—40%之间；三十年来，我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各级政府的所谓“第二财政”和各种“隐形费收入”，无法统计；2004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 25%，美国为75%。
200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创纪录的5.13万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1%，更是当年GDP增幅11.4%的1.5倍。而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9.5%。有学者曾如此计算：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5.13万亿，收税4.8万亿，1.2万亿卖地收入，1.6万亿收费罚款，此外加上彩票收入，社会保障基金，烟草税等，总数大约为9万亿。而大约有3.9万亿财政收入未列入人大的政府预算。而在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仅为1万亿元
有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10年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这个比例，发达国家都在50％-60％之间。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发展的目的是人，要让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生活。探索一种劳动报酬增加的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让用于进行劳动分配的钱多起来，让人们用工资过上小康生活，已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大家看到的事实是：年初我们急得没法的事实，现在全部解决了，关闭小煤矿、小钢铁厂，这样难办的事，市场一下就解决了。我们不要怕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波动本身就是淘汰落后，鼓励先进的过程，不然，发达国家为什么比我们强，强就强在市场这只有力的手始终在逼迫他们争先，我们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怕市场逼我们。
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是“感冒”，现代社会虽然治不了感冒病毒，但能缓解其对人体带来的痛苦，通过一次感冒，就会给人体带来免疫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对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反应过度。一切以人为本，不以政绩为本。
着急三：
4万亿投资，像“病人吃了猪娘肉一样”，一下子把各级政府热衷于投资的旧病激发，全国成为一个建设工地。投资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的巨额投资，必然带来相关行业的膨胀，产能大增，而其他行业相较增长比例低，甚至个别行业还会下降（农业在过去20多年就是这种状态）。必然会造成新的不平衡。中欧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上周六在出席“2008首届全球管理论坛”时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内外双重失衡，如果任其发展，会导致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甚至金融系统风险。
吴敬琏表示，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表现是过度投资和国内消费不足，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不断提高，目前已提升到45%左右。而经济外部失衡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表现是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受限、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扬。
吴敬琏说：“在原有增长模式导致的矛盾激化的同时，中国遭遇了从美国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经济转型的难度加大。世界金融危机带给我国的直接影响不是很严重，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金融体系的泡沫破裂并导致企业的流动短缺，此外世界金融危机还导致外需放缓，出口受到严重影响。”
吴敬琏指出，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很及时也很有必要，“但这些都是短期政策，如果运用不当会导致一些问题，政府必须考虑长远影响。”长期来看，政策应该考虑帮助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困境，而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从1995年起，中国就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一直未能实现，吴敬琏认为主要原因是存在从命令经济继承下来的体制性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资金（贷款）、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增长速度是各级领导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志；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增速紧密相连；行政定价和低价政策使要素价格严重扭曲。
吴敬琏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继续推进改革。首先要消除旧体制的遗产，要建设新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关键也在于政府为市场的有效运作建立配套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吴敬琏指出，政府改革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困难和阻力，能否打破阻力，推进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12月08日，记者：唐真龙）
说实话，中国的老百姓并不相信“发改委”和各级干部，能真实地贯彻中央精神，堵截住不该投资的项目，真正投资的是对未来生产生活100%有促进作用，没有负作用的项目，因为过去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教训太多。
我们清楚地看到，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这三个“金砖国”为什么不像我国一样大量投资？美国新总统说要加大互联网投资和技术提升、说要对教育加大投入、改善学校的互联网接入、说要对卫生加大投资？奥巴马是不是有“病”？
着急四：
我的“人本生产（国本生产）理论”就能解释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病”。
人本生产，是指人本身的生产和维持生命延续的物质生产。它包括人的三次生产和食物生产。人的三次生产是指人的生育生产、人的劳动能力生产、人的健康生产。
现代社会的人，有三次生产过程。第一次是生育生产，即父母生产了生理上的人，例似于计算机的硬件。从三岁开始，就由学校开始了长达18—20几年（从幼儿圆到大学）以上的第二次生产，它生产了人的劳动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规范，例似于计算机的软件。第三次生产是生产了人的健康体能，人的健康生产贯穿于人的终生，例似于计算机的硬件维护。社会道德教化和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教育，例似于给人安装了“杀毒工具”，适时、经常地进行人的“软件维护与保护”。
人类生存最根本的是食物的生产，食物生产是由农业产业完成的。
四大“人本生产”再加“科学技术的生产”，就是国本生产。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救经济的方案就是加强“国本生产”的方案，因为他不从本质上加强国本生产，选民就不会拥护他，最多只让他干一任总统，如第一任干得好，可以让他干两任，这就是美国发达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希望，中国政府加大国本生产，而不只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