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反思金融危机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
必须反思理论和舆论导向
目前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反思盛行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包括理论和舆论导向。主流媒体对此讳莫如深，小心翼翼保护美国话语霸权。
近代500年西方文明崛起并拥有话语权，得益于一个天才假设：麦哲伦假定大地是圆的，航海走向一个方向不回头，最终回到起点。观念开放奠定了近代西方世界观，造就了新兴海洋强国，英国以25万军队控制50倍于自己的领土，依靠的就是海军。比麦哲伦早半个世纪下西洋的郑和，其船队强大何止百倍，但七次无功而返，其失败不在物质而在精神，缺乏天才的假设。
以物理学实验为基础的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经济学，有非常严格的假设前提。这些前提有的明示了，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阐明了8项。有的没有明示，比如“自由贸易”学说主张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却不包括劳动力，这与西方人权理论是矛盾的。如果允许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那么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就会被“国际移民”代替。正因为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所以才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结合，变成商品出口，马克思称为“异化”。相反，国内资本积聚于沿海地区而不因“饱和”流向内地，是因为内地人才和劳动力可自由向沿海地区流动，这是市场经济机制必定拉大东西部差距的基本原因。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周期分析，假设没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中国就必须考虑这两项因素。我们支持国家大规模项目建设出台也有两个假设前提，这就是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共工程中的腐败，能够消除制度障碍带动民间投资，如果不能，那么就只能有短期效果，长期花光了家底，效益和公平都会受到影响。
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断在修改假设前提，如“理性人”，“信息对称”，“没有外部性”，“没有垄断”等。还有一些假设如“市场均衡”，也将得到纠正。决定理论的成败不在于逻辑、模型和参数，而在于其假设前提是否符合实际。如不符合，迟早要被社会抛弃，这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要害。
制度决定论与产权至上论
制度决定论危害中国，从极左到极右已有数十年历史。前三十年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到了文化革命时期越来越左。它淡化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经济基础，把所有制作为决定因素；进一步把所有制规定为公有制，把公有制“最高形式”规定为国有制。其实，马克思说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文化革命理论”进一步把人的本性和思想观念直接归结为“所有制”决定，称“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要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改变人的自私性，消灭等价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错误的理论假设导致极左的政策体制，经社会实践证明失败。中国在依靠国有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改革开放。
后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理论，当它同样走向教条以后，暴露出与计划经济教条同样的弊病。教条就是教条，表面极端对立，实质相通相同。制度决定论并没有被克服，而是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优越变成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优越。新的提法是“产权至上论”，鼓吹“私有产权效率最高”。其实效率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所有制和产权，而与管理、技术、外部环境和产业性质有关。计划经济时期铁道兵和工程兵是军事建制，修起铁路公路来比起市场经济的工头加农民工是不是就没有效率？恐怕不能从所有制出发，一概而论吧。
改革初期为改变国有经济独大，编排了许多理论贬低国有企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匈牙利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政府和企业是“父子关系”，儿子注定要乱花老子的钱，国有企业一定盲目乱投资，一定无效乱花钱。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大部分竞争性部门，是因为行政领导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但对于“竞争”应从全球范围理解，国家应有自己的战略产业，其体制是寡头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如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都是国家支持的寡头垄断企业。国家可使用多种方法包括非股权控制，不一定依靠国家控股。中国有十几家飞机公司，过于分散。这些年来中国真是一心一意，实心实意搞市场经济，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包括存美圆不存石油，有人还说是“改革开放不够”，未免有些自欺欺人。
前些年国退民进，国有企业大批改制或关闭是有历史背景的，不仅是制度僵化，也是因为四十年来缺乏设备更新、技术老化。从技术水平看，后来崛起的民营企业问题更大，所以才有目前的困境。明晰产权，在某些方面的确非常重要，比如改革初期许多私人企业“戴红帽子”，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发展起来了，如何确定其中企业家团队的贡献，他们能够得到多少份额的产权，这的确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先创造财富后明晰产权”的特殊问题，应该承认企业家的贡献。
但是有许多产权很难明晰，而且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比如“预算软约束”就不一定归咎于国有产权。这是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性和金融的发展，产生“羊群效应和金融噪声”，个人理性产生集体非理性而造成的，此时投资者出现群体性错误判断。私人虽然在主观不愿意乱投资，但客观上难免乱投资，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是难以把握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超前过度反应”，垄断与预期造成的市场非均衡，一定使大多数投资者、政府和个人投资错误，这就是乱花钱。具有讽刺性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上市公司竟然最没有约束，董事会管不了总经理，小股东管不了大股东；专家理财，股东投票，都有集体判断失误。这几年经济过热、盲目扩张最严重的就是他们。一个大盘股上市，融资，减持，债券，贷款，以各种名目扩张，动辄数十上百亿，有“硬约束”吗？格林斯潘检讨说，误以为银行制度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实际证明是错了。
什么企业制度都不能阻止企业在“通货膨胀幻觉”下盲目扩张。美国的房地产和个人消费都是盲目扩张，一旦崩盘，殃及全球，中国民营企业首当其冲，上市公司紧随其后，过去批判国有企业的弊病，其实他们都有。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避免盲目扩张，那是由于企业家个人独具慧眼，能够逆向思维，超前考虑问题，自动限制了扩张。这是个人素质决定的，与产权关系不大。这也是我们承认“企业家才能”的原因。
向中国推销产权理论，是在改革初期美国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策划的，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以后会出现信仰真空，需要用制度学派填补。3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超越科学地位，成为一种信仰体系。10年前《深圳特区报》用红字大标题刊登我的话“经济学不幸成神学”，揭露中国人盲目接受西方经济学并把它教条化，可惜大家认识太晚，已酿成重大损失。比如，理论上贬低国有企业，为权力资本低价收购国有财产提供了理论根据，是他们制造了四年的股市低迷，借机低估国有资产，大大捞了一把。资产价格是预期决定的，对国有企业的长期贬低恰恰提供了这样的预期。这是一次内外勾结的瓜分阴谋，窃据中国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是有责任的。
西方中心论与全面与国际接轨
更加深层次的理论误导在于历史观和方法论。中国没有一神教，但是迷信一种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规律”。恩格斯晚年说人们误解了我和马克思，我们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过分强调了生产力的作用。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把个人的作用与历史规律统一起来。历史规律只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不是外在甚至高于人的活动，让人只能顶礼膜拜的外在规律，如果这样，历史规律就成了“神”，成为强势集团话语，因为只有强势集团，才能够“为历史规律代言”。计划经济强调历史规律是“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现在又说是“金融创新”，金融超前于经济发展。“历史规律”是当时那个计划经济官僚集团，或者现在的国际投机资本集团利益的代名词。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所信奉的“直线发展历史观”，是一种鼓吹西方至上的话语霸权。这种历史观把历史简单地看成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近代，就是西方先进文明战胜东方落后文明。西方文化代表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是“普适价值”；而东方文明代表农业文明，封建主义，是应该被淘汰的。这样的说法符合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因而被说成为“历史规律”。但它否定了文明的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把文化简单地看成是生产力的附属品，把文明优劣定义于武力征服而不是文化覆盖，本身就具有反文明的因素。由于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包括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这样的历史观应该更新了。
近代以来被战败的文明认定自己落后，其知识分子非常虔诚地学习西方，一直到他们中间真正的精英发现，先生总是打学生，想让学生永远依附于自己，才不得不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我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常虚心地研究和学习了西方所有经验。我们后来发现，先生并不诚心，他们有时候把精华藏起，教给学生一些他们自己不实行的东西。他们自己搞保护主义，却让我们搞自由贸易；他们的政府帮助企业推行技术标准，控制他国产业，推销商品，但是给他们发展中国家政府规定的首要职责，却是“给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每遇经济危机美国都搞经济扩张甚至以战争刺激经济，但是美国却一向对他国广泛推销休克疗法，1949年在日本，后来在拉丁美洲，俄罗斯，1997年在亚洲，都是如此；把别人搞休克了，他们自己的“投资银行”趁机收购廉价优良资产，叫“吃死尸”；美国的军费占世界50% 以上，却盯着中国的军费不放。至于培养代理人，影响决策，损害中国利益，打击竞争对手，垄断市场，贿赂官员，比比皆是。于是我们的心思也只能复杂起来，看看先生那里有什么阴谋没有。这不是法庭举证要无罪推定，而是一种理论假设。我们假设有阴谋，因此才呼吁国家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和产业安全，有什么不好？有警惕总比没有好。
20年前美国大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了给美国寻找21世纪的假想敌，提出“三大文明冲突论”，把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敌人。不同于那些封闭的白种人，亨廷顿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他认为基督教文明生育率低不占优势；文明的崛起不与生产力同步，非西方文明将在现代化中的命运不是西方化，而是复兴传统文明。他尤其害怕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害怕中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他的理论预测了911，预测了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传统文化，为美国进军阿富汗与中东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是比较清醒的，为美国根本利益而谋划的大战略家。
目前中国也需要亨廷顿这样的，为自己国家民族崛起而提供思想与战略的理论大师。如果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家以学习西方为主线，那么中国进一步崛起就需要自己独立的理论创新，至少不能盲从于外国经验和理论，不能把西方文明“作为普适价值”，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打破西方话语霸权.
所谓“国际规则”反映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现实，已经开放了的中国不可能采取完全抵制态度，那样会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也不可盲目服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会逐步改变许多国际规则，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稳定而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就可以改变许多规则。中国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文化复兴，使经济发展符合本民族的深层价值观念和社会和谐，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