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所谓宏观经济的“宏观”，指的不仅仅是规模，也不仅仅是整体结构，还包括价值观导向。因此，宏观经济调控就不仅仅是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一种价值中立的技术手段，更关系到为什么要调控、调控的利益取向、以及调控出什么结果来。现在的情况是，在设计和采取各种技术性办法的时候往往模糊、弱化、甚至忽视了价值观的导向。这里讲的价值观，就是政治理念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而对此的忽视会产生两种偏向，一是技术性办法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可能减弱，另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制性质及其作用可能被解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可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尤其是中国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的积极表现，西方普遍表示赞扬，德国媒体《Stock World》11月3日题为《中国引领世界经济》的文章甚至说，在不知不觉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于这种看法，中国经济界也有所认同，比如，在10月27日CCTV－2《直击华尔街风暴》的节目中，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也指出，从长期来看，只有中国经济往上走，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全球经济才能完成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与此同时，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应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也就是希望中国能够为世界走出危机做出大的贡献，而中国似乎也这样认为，并采取了世界、尤其是西方希望看到的各项积极措施。 显然，“火车头”是一个文学性或特征化的说法，具体含义要结合其针对才是真实的。这样讲的道理很清楚，因为“火车头”指的是整体带动和引领的作用，那么从世界的角度讲，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根据应该是某一国家的经济对世界经济或其他大多数国家经济所具有的优势。在我看来，这就是“火车头”的现实针对，它大致包括两类问题，一类是经济自身的优势，另一类是经济运作的优势。 就经济自身来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以及这个总量的载体形式和结构。对于总量占多大的比重可以算作“火车头”，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关键还要看载体，也就是说某个总量是由哪些经济部门构成的。比如，农副产品事关所有人的吃饭问题，这方面的总量就在基本生存安全或保障方面具有优势；科技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科技产业的总量就具有技术进步和高附加值方面的优势；金融等各种资本经济是对钱的直接运作，这方面的总量就具有积极控制或直接危及资本市场的优势，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和矿产）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方面的利用总量甚至具有控制经济源泉的优势。当然，这种载体形式和结构还有很多方面，不过仅从“比如”的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是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还很难说，或者说还要结合其他因素来分析。
这个“其他”因素主要就是指另一类的优势情况，也就是经济运作。事实上，西方国家之所以会出现中国成为“火车头”的判断，正在于中国在经济运作方面与它们不同的特性。这个不同，就是政治理念或导向与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运作的关系。在西方，这个关系一直被认为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一致性，其主要的含义或体现，就是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对作为私人领域的经济的保护。这样，一方面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可以不择手段地谋求对剩余劳动的最大化榨取，另一方面，当这种榨取的手段和效果超出了政治权力（或国家政府）的控制能力或预期范围时，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制是一致的，所以，不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定及其实际状况都和西方不同，而且这两个领域的互动关系是以共同富裕的导向为转移的，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如果说中国在经济运作方面具有优势，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换句话说，西方得出“火车头”的看法主要是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损害相对较少，或者说中国比西方更有应对办法和回旋空间。 其实，西方所谓“火车头”的看法和心态中有很多误解。对此，我这里不打算做过于专业的分析，只限于指出两点。其一，当今世界其实是社会主义在救资本主义，而且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今天仍然延续和发展，就在于它们已经、并必将不断地采用相应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特征的体制和机制因素。其二，中国是否成为“火车头”，取决于世界范围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制绩效。至于各种仅仅从经济（包括金融）运作如何规避风险、监管制度如何健全等角度来谈问题，以及所谓中国经济往上走全球经济才能跨越式发展之类的观点，我个人以为，它们或者是在维护自己的知识特权或既得利益，或者不过是某种（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而从实际效果来讲，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由上，如果说中国可以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起积极作用，或者说要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责任，那么就应该注意两点。其一，不管中国是不是在援助世界（或者说起“火车头”的作用），中国都必须明确地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甚至包括今后仍可能出现的各种世界性危机，都是私有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造成的。这种话即使不宜对国外说，在国内也应该讲清楚，比如，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完全是美国政权和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家和所谓金融精英（实为骗子和恶棍）合伙的阴谋。其二，中国愿意、并需要和世界各国一道改革现行的世界金融（包括各种资本运作）体制和机制，但这种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不是大家如何更好地按所谓市场规律办事，而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创制，也就是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所做的具体努力和工作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