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1世纪》：在国际危机的外部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分别受到了哪些影响？对于助推经济增长，这三者哪个的作用更为关键？
陶冬：出口、投资、消费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基本上是并驾齐驱。其中，出口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就业机会，也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这一顺差转化为本土资金流动性，对中国资产价格上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同步进入衰退，出口这驾马车急剧放缓，这一点在刚刚结束的广交会的成交量中反映得很明显。
投资是中国经济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也是中国产业更新换代的生力军。此轮投资有两大特点，一是2004、2005年重化工业产能的大幅增长；二是随着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相关联的投资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这两个星期我在华南、华东地区至少走了15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感觉是政府资助以外的民间投资一夜间消失了，民间投资减速是中国经济告急的重要原因，也是我预告中国经济增长在今后三个季度可能跌破７％的理由。出口和消费下降是意料之中的，但民间投资突然失速却是意料之外的。从理论上讲，由于资本项目不开放，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实质影响有限，但为什么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投资信心会出现如此大的波动？我想这跟媒体饱和轰炸式地报道金融海啸有直接关系，对投资信心造成很大的打击，企业家看不清楚今后12个月的经济走向和营销环境的改变方向，条件反射就是暂停不投资。
中国的消费虽不很强，但这几年是稳步上涨的。不过今年６月份以后，大宗物品如汽车、家电的销量急转直下，这应该和财富效应有关。
《21世纪》：负利率会导致信贷需求增加，之前的降息继续了负利率，对市场投资有拉动作用，会促使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上升。在目前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利率杠杆是否是更有效的调控方式？降息对于投资和消费会产生哪些作用？
陶冬：中国进入了一个减息周期，但是否进入负利率，现在还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负利率不是投资股市或房市的充分必要条件。毋庸置疑，调减利率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但如果企业看不清楚新形成的产能能否卖出去，能否带来利润，成本再低，它们也不一定会投资。对于个人也是一样，利率下降代表购房成本下降，但如果人们预期房价是跌的，利率上的些微好处抵不上房价下跌带来的资本金损失，买房人就不一定会跳入房市。以香港为例，1997年之后香港持续了五六年的负利率，却只有在经济重新进入上升轨道，投资信心恢复之后，负利率效应才能逐步发酵，经济信心恢复后，资产价格才开始上扬。所以，负利率本身并不必然使资金流入股市、房市。如果宏观经济进入通缩，总体经济的名义GDP是下降的，企业的名义利润也应该是下降的，投资哪个行业都亏损，在这种情况下现金是王。只有在经济复苏、名义盈利开始上升、需求稳步增加的时候，负利率才是投资的机会。
《21世纪》：在财政政策方面，您如何评价中央近期出台的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
陶冬：四万亿的数字一出来，就引起了国际轰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财政刺激方案，而且是发生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活力最强的中国。消息出来当天，我至少作了了七八个机构投资者的电话会议，海内外反响非常强烈，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本次金融海啸中的一根救命稻草。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的确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保持国内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决心，也显示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
但是，四万亿背后目前几乎没有太具体的项目，我们几次电话会议都不约而同地问两个问题：第一，四万亿当中到底有多少是新的投资项目，有多少是过去已经有的，被大家记入到过去的经济增长或十一五规划当中的？第二，四万亿是极其庞大的数字，到底谁来买单？尽管中央财政负担比较轻，有能力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随着土地销售的消失，已经捉襟见肘了。那么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少财力来支持这一方案？银行到时候会不会出现惜贷的现象？
这几天最有意思的不是四万亿，而是地方政府大量项目同时冲闸涌出。几年来被中央政府压住的项目，一下子全部激活，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这个对短期ＧＤＰ一定有刺激作用，但长期有没有负作用，有待观察。中国经济最终复苏,必须依赖民间投资、个人消费或出口，基建拉动的增长质量未必高，但是短期对ＧＤＰ还是有正面作用的，这在全球衰退中显得尤为可贵。
《21世纪》：对于房地产行业，政府的一系列刺激需求的政策，是否会逆转颓势？保增长是否要保房地产行业？
陶冬：此前地方和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目前看来效果有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上的努力不够：第一，开发商现金流问题。中国的房地产两年以前就有问题，现在也有问题，明年还会有问题，为什么今天受到格外关注？因为开发商的现金流有断裂的迹象，一旦断裂，房地产价格就可能急跌，势必影响消费和银行帐目。第二，买房人的价格预期问题。在目前的价位上，多数买房人认为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补贴一点，还是利率下降一点，都没有办法消除消费者对房价进一步下跌的恐惧。因此，尽管有五花八门的房地产政策出台，其对市场的实际支持效果不大。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挤泡沫，是要短痛还是长痛。
目前看来，由于中国经济明显失速，政府进一步打压房地产的动力明显下降，而更倾向于维持房地产价格的稳定。通过收入增长、经济增长，使房价回稳到一个合理的位置。换句话说，不涨价本身就是一种调控，这也是目前政府的思路。另外，政府在普通房市之外，另起了一个政策性房市，这也降低了北京今后强力打压商品房价格的动力。
《21世纪》：国际需求的下降，出口行业首当其冲。提高出口退税率对于出口行业是否会产生根本的改观？如何应对出口规模萎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出口依赖程度很高的国内经济来说，现在是不是“断乳”的时机？
陶冬：如果以“断乳”来形容中国的出口业，那么中国出口这个孩子已经18岁了，还在喝奶。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全面保护出口业。但是，出口又是所有行业中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它对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的支柱作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我相信政府一定会做出调整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来舒缓出口业的痛苦。
长远来看，中国的出口业已经形成规模，再次大规模的跳跃式发展不切实际。而且许多高耗能、高污染的出口产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结构性调整是必然的也是重要的。出口放缓不可避免，不仅仅是由于这一轮经济周期使全球经济进入衰退。
同时美国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也已经成为过去，即便美国从目前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它的购买力也很难和过去十年相比，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一路飙升。这从另一个角度要求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来维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经济需要拉动内需。
《21世纪》：居民的消费需求是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针对居民个人的减税政策还未出台。降息使得居民的储蓄收益降低，而资本市场目前还处在比较低迷的状态，物价回落还需时间。哪些方面的政策，可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从根本上增加居民的消费意愿？
陶冬：内需并不是政府想刺激就能刺激起来的，个人消费的选择权属于消费者。中国老百姓从来不缺钱，减税不过是给老百姓的储蓄帐户增加一点数字而已。如何将居民的消费意愿拉上去，这是政府今后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同的措施针对不同的群体，如减税主要是针对中上层收入者和城市居民，现金返则可以使更多的人受惠。不同的方案对于消费者有不同的刺激作用，但归根到底还是调整收入分配。中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社会保障体制，让老百姓无后顾之忧；同时房价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将老百姓的月供开支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只有这样，中国的消费才能够长期持续下去。
《21世纪》：由于国际危机的影响，石油等原材料价格逐步回落，但是国内因为通胀带来的物价高企还需要时间进行释放。在当前的形势下，对需求的刺激，是否会导致物价继续上涨？在之前的高通胀的背景下，价格管制在短时期内控制了物价。现在是否是推行相关改革的最佳时机？
陶冬：我认为现在是推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良好时机。今天如果把成品油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煤价电价联动的话，价格都应该是降而不是升。当然，对政府来说，目前的困境不在要素价格，而在经济下滑，它的注意力也全部在保经济增长；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不应该再错过这一时机。
《21世纪》：您对明年经济的走势有怎样的预期？中国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如何？
陶冬：能够达到8％就是一个莫大的胜利。如果五个月之前我说中国只有7-8%的增长，那是一个很差的消息。但今天金融市场已经血流成河，全球同步衰退不可避免，我们倘能维持8％的经济增长，维持社会安定，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也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但是，达到8％并不容易。因为目前很大一部分增长源出现了失速现象，尤其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明显不足。政府如何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和民众的消费意愿，是非常考功夫的。
全球经济在今后三年都处于一个调整期，处在急降和恶性发作之后的复苏期。这段时间，全球的需求都不会很理想，全球的信贷的“去杠杆化”过程仍将持续。如果中国能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维持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以上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为个人意见，并非投资意见或劝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