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金融动荡以及各国政府救援大行动猛烈推进，时值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相对于全球各国的救助行动，中国也全面迅速转向“保增长”的努力,政府的行动是果断的,而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救助行动的力度正在不断增大。
就在我国政府出手大幅松绑房地产市场以及提高普通贸易品进出口退税比率之后，消息面传来了国务院批准千亿规模的减税方案。24日，来自铁道部的消息称，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务院已经批复了两万亿铁路投资计划。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触及中国实体经济，增加固定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铁路新项目的投入，正是可以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亮点。
很明显，增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减税、降息等财政、货币政策都在强力出击，短时期内，将三年以来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的调控措施彻底进行了扭转。
而面对正在逼近的危机“传染”，笔者认为，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操作空间很大。此次外部形势的演变、我国经济面临的困境有点类似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政府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即当外需急速衰退的时候，努力“扩大内需”以防止通缩与经济增长停滞，成为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区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但基础仍然薄弱，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尤其是经济结构失衡、二元经济的现象依旧十分严重。铁路等交通部门的瓶颈制约、广大的西部地区与农村经济的欠发达、城镇医疗公共卫生保障资源短缺等等，都给财政政策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政府正是依靠大力投资公路交通网、城市基础公共建设以及以长江三峡电站为代表的一批重大公共工程建设，带动经济渡过困难时期，走向新一轮复苏。
与正常“年景”不同，在经济下行之际，财政操作的面临的难得环境是无需担心通胀问题困扰。此次的金融动荡将带来同样的、带动我国公共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难得机遇。
货币政策调整也将有同样的可操作空间，此次危机发生之前，我国居民与企业存贷款利率尤其是银行贷款准备金率经历过多次上调，近期的反向下调只是刚刚开始，在通胀压力缓解之后，在保增长的目标之下，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将进入降息周期。
另一个拉动经济的领域是消费，而消费的启动取决于居民收入尤其是广大农民收入的切实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体制的改革支撑。中共中央19日公布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将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医疗、教育改革也在酝酿之中。可以预知的是，以应对经济下滑为契机，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改革也获得一个向前推动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