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病毒害肆虐的贫困地区他被视为天使，但在欧洲和美国一些专利药巨头眼中他有如“海盗”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印度仿制药巨头约瑟夫·哈米尔德（Yusuf Hamied）被艾滋病患者视为天使。约瑟夫·哈米尔德是印度最大的非专利药生产企业西普拉（Cipla）公司的主席。在全世界130万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中，有大约40-50万人使用的是西普拉创建的鸡尾酒疗法。尽管治疗人口比重高达30-40%，不过这些药物的产值在整个艾滋病药物产值中所占比重却少得可怜。哈米尔德说，“当我想到有这么多人在接受西普拉的救助时，我感到非常欣慰。”个头不高，身材微微发福的哈米尔德像极了美国漫画中的老头，年届七十的他笑起来也十分具有漫画效果，用中国成语“鹤发童颜”来形容恰如其分。这个拥有一半东欧血统的印度人拥有西方世界的幽默感和一张白人的脸庞，但是，他投身的事业却注定了这一生要与白人世界进行无休止的战争。西普拉具有完美的复制药品的能力，他闻名于全球正是得益于其仿制药“能达到甚至超越原研制水平”。哈米尔德一生复制了无数重要药品，并将他们低价出售，这些举动使专利药巨头深受打击。aihuau.com12006年9月中旬，哈米尔德来到中国，他试图与他的中国伙伴——中国最早开展抗艾滋病药物研制和生产的迪赛诺公司一起游说中国政府，进行新一轮的中印制药大联合。在上海张江药谷，这个刚刚参观完三家工厂的老头兴致勃勃地向《中国企业家》说，“you can ask everything（你可以问任何问题）。”这个一生与化学混合物打交道的混血儿本身似乎更像一个化学综合体，混杂着民族主义斗士、商人、科学家、道德守卫者等多重身份。侠盗罗宾汉“我理想中的世界，是一个所有的医学发现都不再有专利，对于生死攸关的事情没有暴利可言的世界。”这是哈米尔德最著名的、也是最令专利药生产商仇恨的宣言。真正使哈米尔德成为全球焦点的是他在2001年3月宣布的一项重大决定：把自己最具赢利前景的抗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药物Triomune的价格降到了每年每人350美元。当时，全世界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被少数几家专利药巨头垄断，每年每人的药费高达10000-15000美元。这个低得惊人的价格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巨大震动。哈米尔德的决定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颠覆了此前被专利药生产商垄断了的非专利国家的艾滋病药品市场。西普拉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BBC、《泰晤士报》等纷纷聚焦于这个他们此前从未放在眼里的印度人。此后，哈米尔德成为非洲和拉丁美洲——那些艾滋病肆虐且经济贫困之地的天使，也成为鼎鼎大名的葛兰素史克、辉瑞、施贵宝等专利药跨国巨头“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印度，由于当时药物专利不受保护，诞生了一大批在仿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医药企业，现在这样的公司在印度也有数百家。作为印度最大的仿制药公司主席，哈米尔德被专利药巨头称为“专利窃取者”，甚至“海盗”。对于这样的称号，哈米尔德收起他一惯的调皮神态，刻意放慢语速，向《中国企业家》详细列举了“鸡尾酒”疗法推出几年来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数字的飞涨，“对他们来说，我是罗宾汉”，“你知道GSK（葛兰素史克的英文缩写）是什么吗？他们应该被称为Global Series Killer(全球连环杀手)。”他一边做着鬼脸，一边以高八度的声音强调。为了抵抗那些专利药巨头的攻击，哈米尔德四处寻求各种力量的帮助。他顺利获得了WHO（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并得到了两任美国总统的支持。最近一期的《财富》封面刊登的正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哈米尔德的合影。哈米尔德以调皮的口吻对记者说：“知道克林顿到印度来拜访我的时候怎么说吗？如果世界上多几个像西普拉这样的公司，一起来降低药价，将会有更多的人得到救助，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致力于抗艾运动的克林顿基金会的大规模采购让西普拉有能力将成本降到更低。而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则承诺在五年内提供150亿美元来遏制艾滋病毒的传播，他对这个印度人说，“正是你把价格降到这么低，我才愿意给出这样的承诺。”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卓有成效后，印度政府委托哈米尔德开始研制“对抗禽流感”药物。2005年7月，印度药检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来到哈米尔德的办公室，当时，全世界都陷入了禽流感恐慌，“所以我问他，‘告诉我，如果禽流感来到印度，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你猜猜他们怎么说？”说到这里，哈米尔德滑稽地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状，“我说，你可以投降，但是从现在开始, 西普拉接受这项挑战。”哈米尔德在2005年10月公开宣布将展开取代“达菲”——罗氏研制的对抗禽流感的惟一有效药物的研究，这也再一次将他推到了与罗氏面对面的交锋中。“商业”与“拯救”“这样的价格怎样保证维持西普拉的利润？”哈米尔德不断被问到。显然，一味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不了企业，哈米尔德不讳言，“我们是企业，我们首先要赚钱才能生存。”哈米尔德仍然记得20万片抗艾药品齐多夫定在1993年被销毁时他沮丧的心情。1991年，印度政府提议由西普拉生产当时已知的惟一一种对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我们不仅要接受这项任务，而且要以成本的价格卖出去。”哈米尔德当即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且在1993年将齐多夫定以相当于每天2美元的价格推向印度市场，尽管当时普遍的国际价格为每天10多美元，但这样的低价并没有得到市场的追捧。在前6个月里，西普拉的齐多夫定没有销售额，因为印度的患者连每个月60美元都支付不起。无奈之下，哈米尔德找到印度政府，“为什么不能政府购买然后发放给这些人呢？”政府官员回答说，“我们没有钱，我们只有钱做诊断和预防艾滋病。”哈米尔德十分难过，最终20万片药物因为过期都被销毁了，西普拉亦深受打击，不得不决定停止生产齐多夫定。他坦陈，自己不得不总是在商业价值和梦想之间寻求平衡，“我为此整整困扰了4年。”直到1997年，哈米尔德读到HARRT（高活性抗病毒疗法）医学报告。该报告宣称，一种由三种药物组成的鸡尾酒疗法可以有效地抑制艾滋病病毒，这让他重燃信心。“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研究，并且在2000年取得了成功，在质量、安全、功效、经济和可持续供应的基础之上，选择了最适合鸡尾酒疗法的三种药物。”三种药物的组合方式可以灵活变化，但本质上是由6种药片组成。当时，这6种药片总价大约需要每人每年10000-15000美元。“这样的价格难以让人承受，尤其是对那些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而那里正是艾滋病肆虐猖獗之地。”哈米尔德决心把价格降下来。 这三种药物分别由三家不同的跨国公司生产，他们无权将其合成在一种药片之中。但是在印度，由于当时不受药物专利保护，西普拉可以合法地将其合成在一起。原因是，1972年印度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只要制造流程不同，即使这些药物仍具有国际专利，还是准许复制它们。 2000年9月，哈米尔德在欧盟推出了面向全球的Triomune，价格为800美元每人每年，同时承诺向任何有意自主生产抗艾滋病药物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完全免费的技术支持。之后，西普拉向全球完全免费提供单一剂量的奈韦拉平，该药可以有效地阻止母婴之间艾滋病毒的传播。但是，“整个世界仍然只是安静地看着，并没有实质性的反应。”哈米尔德似乎看到了1993年噩梦的重演，不过，他仍然没有放弃在低成本上的继续努力。通过不断地改进，2001年2月，Triomune的价格降到了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此次降价使这些药物很快进入了70多个未设专利保护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洲人使用我们的药物非常方便，太阳出来和太阳落下的时候分别吃一次”，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天性乐观的哈米尔德不忘他的幽默。抗艾药物在市场上的成功再次坚定了哈米尔德的决心，“如果一种药品因为过于昂贵使很多患者无法获得治疗，那么它存在有什么意义？”哈米尔德强调说，他并不是不尊重专利，但关键是“生死攸关之事不应该有暴利可言”。西普拉拥有70年的历史，除了抗艾药物，还生产600种-1000种其他药品，他用高效的管理，不断变化的商业策略，规模化的生产，更加低廉的原料药基地（比如中国）以及研发更新等方法将成本不断降至最低。2005年，西普拉实现了7亿美元的营业额。不过，哈米尔德坚持认为，“不能用赢利来判断公司的成功与否，首要的是看他的行为。”专利危机哈米尔德的父亲Khwaja Abdul Hamied出生于1898年，在其22岁时，印度圣雄默罕默德·甘地号召印度学生离开英国人的学校，老哈米尔德积极地响应这个号召，并加入了甘地“消极不合作”组织，与圣雄成为好朋友。不过，痴迷化学的老哈米尔德并未停止他的求学之路，他远赴重洋来到柏林大学，获准以研究生身份学习“钡化合物科技”，三年后他在这里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由此开始实践他“以化学帮助印度工业”的梦想。在柏林湖边，老哈米尔德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并与之在1936年共同创立了西普拉。当时整个孟买为此激动不已，报纸评论说，“孟买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化科技武装的企业。”
小哈米尔德三岁时，“圣雄”甘地再次找到了老哈米尔德，对他说，“哈米尔德，英国人答应如果我们参战支持他们，就让我们独立，我需要有人能够给我们制造出足够的药品。” 老哈米尔德不辱使命，西普拉为印度独立战贡献了大量药物，也由此结束了印度此前只能依赖进口药物的历史。 24岁那年小哈米尔德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后回到印度，并进入西普拉研发部门。他的卓越才能由此展现，西普拉将超过30种原料药及其制剂引入印度。1989年，哈米尔德接替父亲，开始担任西普拉的常务董事兼主席。作为一个继任者，哈米尔德将西普拉带到了荣誉和商业交汇的巅峰。现在，西普拉拥有6500名员工，以及7家位于印度的药品生产制造基地。在这个典型的家族企业里，哈米尔德的兄弟掌管着市场，他的外甥掌管着财政，而他自己则对全局和战略负责。但是，现在他们和印度制药业一同面临着巨大的危机。2005年3月，在一片争议声中印度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药品专利法案，禁止印度国内企业再生产仿制西方专利药物的廉价药品。哈米尔德说，这些法案最先打击的将是那些中小型印度制药厂，对于像西普拉这样的制药巨头而言，法案的威力将最迟显现。现在，印度市场中97%的药物还没有受到专利限制，根据哈米尔德的推断，2015年以后，60%都会有专利保护，其中的50%将会由垄断企业控制，“他们将可以随意定价”，这个倔强的老头对此表情沉重。为了应对这一危机，西普拉早在2000年即开始与中国的生物制药厂展开合作。此外，他在北京、上海等地考察了众多的生物制药企业，试图与中国企业开展更深度的合作。“印度和中国必须联手，才能在将来的夹缝中生存。”他说。在赞赏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哈米尔德流露出对中国专利许可环境的担忧，在哈米尔德看来，中国政府和药企应该争取到更多的强制许可，“不要让行业命运控制在垄断者手里，尤其是像医药这样的行业”。现在，这位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鹤发老人正在尝试为西普拉寻找得以安身立命的新方向。与此同时，在欧洲和美国一些专利药巨头正在为像西普拉这样跟“海盗”一样的仿制药企业从地球上消失而拍手称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