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走向畅想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原载《西部论丛》2008年第9期（标题有所改动）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这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它将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步入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2008年，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展开了全方位的伟大变革，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单从经济方面看，改革开放的30年，也就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的30年。 1978年以前，中国基本上处于经济落后的农业社会，“以粮为纲”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维持生存。在当时，中国约有2.5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4）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全国80%的劳动力被困在田间劳作，常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依然不能根本解决全国人口的口粮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商业与市场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中国大陆GDP为3.2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提高至2461美元；居民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00亿元猛增至近18万亿元，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在全球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32位提升至第3位，贸易差额更是从80年代赤字到如今年度顺差达2000多亿美元，引入外商直接投资额从无到有，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突破70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外汇储备由零储备走向世界第一，现已突破1.5万亿美元。此外，中国多种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如钢铁、水泥、发电量、煤产量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30年改革开放，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目前仅剩1800万的贫困人口。建设新农村、迈向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然而，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增长，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和代价。西方工业化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工业化的过程，既是高能耗的过程，也是高污染的过程，而且它还要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应该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30年，其间，占GDP比重高达50%的工业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大动力。工业化的快速扩张，一方面驱动GDP总量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导致以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石化、化工、电力、建材、造纸、水泥、建筑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过度扩张。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在钢铁产量上实现了“超英赶美”，如今我们的粗钢产量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3倍多；中国水泥产量已占全世界产量的1/2；原煤产量超过世界产量的1/3，发电量也占到世界总量的1/5。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785万桶，其中，一半以上要靠进口满足需求。近年来，原油价格数倍暴涨以及铁矿石价格连年翻番，应该说，这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不无关系。
以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6大行业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它们的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的比重接近70%！据统计，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中国70%的河流与湖泊受到污染，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200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化是检验工业化战果的重要指示仪。成功的工业化，一方面会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带动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这个过程正是所谓的城市化过程；另一方面，成功的城市化，必然能形成大大小小的卫星城市或城市网络，并以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带动农村，从而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应该看到，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的确强大了，但农业却仍很脆弱；城市越变越大，但农村却依然落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有了较大飞跃，但中西部地区差距却更大了。也就是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原本存在的“三大差别”并未缩小，而是进一步强化了。由此可见，工业化未能解放农业；城市化未能拉动农村；东部未能带动中西部。
原因何在？工业化以矿山开采为源头，以城市制造为重心，从矿山到城市的单一产业链未能通达农村。因此，现代化的先进工业与传统的落后农业，各自为阵，在中国城乡割裂开来，形成了具有鲜明反差的、典型的“二元结构”。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与外贸优势，中国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青睐于沿海发达地区，于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只会越大而不是缩小。
然而，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增长，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和代价。西方工业化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工业化的过程，既是高能耗的过程，也是高污染的过程，而且它还要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应该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30年，其间，占GDP比重高达50%的工业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大动力。工业化的快速扩张，一方面驱动GDP总量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导致以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石化、化工、电力、建材、造纸、水泥、建筑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过度扩张。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在钢铁产量上实现了“超英赶美”，如今我们的粗钢产量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3倍多；中国水泥产量已占全世界产量的1/2；原煤产量超过世界产量的1/3，发电量也占到世界总量的1/5。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785万桶，其中，一半以上要靠进口满足需求。近年来，原油价格数倍暴涨以及铁矿石价格连年翻番，应该说，这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不无关系。
以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6大行业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它们的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的比重接近70%！据统计，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中国70%的河流与湖泊受到污染，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200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化是检验工业化战果的重要指示仪。成功的工业化，一方面会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带动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这个过程正是所谓的城市化过程；另一方面，成功的城市化，必然能形成大大小小的卫星城市或城市网络，并以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带动农村，从而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应该看到，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的确强大了，但农业却仍很脆弱；城市越变越大，但农村却依然落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有了较大飞跃，但中西部地区差距却更大了。也就是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原本存在的“三大差别”并未缩小，而是进一步强化了。由此可见，工业化未能解放农业；城市化未能拉动农村；东部未能带动中西部。
原因何在？工业化以矿山开采为源头，以城市制造为重心，从矿山到城市的单一产业链未能通达农村。因此，现代化的先进工业与传统的落后农业，各自为阵，在中国城乡割裂开来，形成了具有鲜明反差的、典型的“二元结构”。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与外贸优势，中国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青睐于沿海发达地区，于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只会越大而不是缩小。
（4）外资过剩的警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资极其短缺，我们全方位动用“超国民待遇”政策引进外资，凡外资必引，且是多多亦善。大量外资企业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入中国的。几乎没有任何筛选标准的“外资准入”，很快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外商和外企，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厂”。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外资蜂涌而入，年度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额从300亿、400亿到500亿、600亿，2007年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更是突破了700亿美元！再加上多年来的巨大贸易顺差，中国外汇储备连年高速增长，许多国际游资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只进不出的外汇资金在中国出现“过剩”格局，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产业政策，重新布局区域政策。
（5）出口型经济增长的警示：30年改革开放，GDP高速增长，应该肯定，人民生活水平已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然而，GDP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来拉动的，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让劳动者共享GDP快速增长的成果，这显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所处的劣势地位有关。作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只是外商和外资的一个加工车间，它们利用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政策优惠的地皮，还有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环境污染，因此，在这样一种国际产业链的利润分配中，中国只拿到了极少的“低附加值”，但却换取了GDP的数量扩张、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商品进出口结构中得到反映：2006年，中国出口创汇最多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大多都是没有涨价空间的便宜商品，它们依次是服装、鞋帽、塑料制品、低端钢材、家具、电视机等；相反，中国进口用汇最多的商品则主要是资源型或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而且大多都是价格一直涨个不停的商品，它们分别是原油、铁矿石、高端钢材、成品油、飞机、高级轿车、大豆等。此外，机电产品的进出口也是一个很大的杂项，但其中却含有较多的“三来一补”或“加工贸易”的成份。
面对上述警示或经济困惑，下一个30年该如何走？这正是奥运会举办完毕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拟定10月召开）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庆典所必须反思和定夺的大方向。
因此，并非奥运之后，而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央政府将会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全新推出。不难想像：这些“新政”必将会重新布局下一个30年的中国走向，例如，用“创新型国家”激励“全民创业”，并逐渐废除“高能耗、高污染”的数量增长模式；用“体面劳动”和“社会保障”构建人民的“和谐社会”；用城乡一体化构建小康社会的“新农村”；用“内需型增长模式”逐渐取代“出口型增长模式”，让人民真真切切地共享GDP增长的成果。这也许正是下一个30年我们所需要的，这将是一场同样伟大的全新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