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尚处于转轨期。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经济学者给“市场经济体制”前的“社会主义”的定语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并有人认定“社会主义” 的定语“只是为了稳定人心而已，没有实质内容”。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前的定语“社会主义”，是有实质内容的。其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产权可以私有，资本可以私有，资源配置可依靠市场调节，但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国济民生、民族特质的重要产业不能完全私有，其核心决策权必须掌控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例如：金融产业、教育产业、文化产业、交通通讯产业、高科技产业的核心部分（注意，是指“产业的核心”），既不能私有，更不能让外资兼并。在这一点上，“姓资”与“姓社”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如果对这一点也能突破的话，那社会主义的定语完全可以取消，也只能说是一块招牌而已。否则，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对美国政府救市行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称布什总统为“同志”的内含就无法解释。
在中国经济社会急剧变化的条件下，有许多涉及社会大众事务，我们始终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之间徘徊。造成许多社会责任不明，在困难面前，把责任推给历史，推给经济发展不足。这主要是我们的社会没有明确、准确的市场经济系统理论指导，政府遇到好的情况，就向市场靠拢，推卸社会责任；遇到社会舆论压力，又大张旗鼓、过头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其实不是这样，该政府做的事不做不行，不该政府做的，政府做了就是越位，市场与政府应该有明确的分工，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有特殊作为。
下面，就目前社会上涉众利益的十例，说出可能招人骂的个人观点。
1、中国楼市该不该救。中国的楼市，在2008年以前涨到让人不可接受的地步，这是不正常的，其中的得利者，一是地方各级政府，二是开发商。而且，地方各级政府是推高房价的始作甬者。
现在的情形是：①开发商怕房价降，失之其利，还不了贷款，有“跳楼”的可能。②地方政府，他是不负责任的（推高房价，对己有利，救市，保利，不救，包袱在开发商和银行），房价一降，大不了不能靠卖地过好日子，GDP增长减速，政绩不如从前。③中央政府怕房价降到不收拾的地步，像美国的房产“次贷”一样，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滑入危机的深渊。④已购得自住房者，对房产降或不降，并不太关心，降了，亏了，无耐，涨了，自认赚了。⑤已购炒房者最怕降价，除预期之利尽失外，可能背上沉重的月供。⑥没有买到房子，想买房的人，最希望降价，且中低收入者，希望降得越多越好，一直降到自己买得起为止。
中央政府默认地方政府救楼市，是错误的，地方政府救楼市更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则。因为商品房是商品，以场调节为主，它本身是用来居住的，不是用来投资的，政府允许把它演化成投资产品，本身就是对中国居民住房需求的亵渎。中国的楼市降价才是正确的，但降到何日为止，以造楼的成本和人民的消费能力来定，中国的楼市刚刚起步，供小于求是大势，政府不必担心美国的“次贷危机”在中国出现。政府要救楼市，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减少和取消那些不该收而收的无理费用。
政府在开发商那里收的全部费用和税收，若是全部公开，一项项列出其文件依据，让全国人民再来评评，将对政府产生何等效应，作者不敢恭维。
2、供热该不该涨价。供热，是北方寒冷地区城市冬天的日常消费，有民生消费之义。但放在全中国来看，只是中国一部分城市居民消费；北方农村的农民，没有得到政府补贴；中部的居民没有城市供热传统（长江流域并不是冬天不冷，而是没有供热的历史传统）；南部居民无需供热。煤炭涨价了，供热价格不涨，只有政府补贴一条路可走。
从长期看，供热必走市场之路，非涨不可。从近期看，供热企业是城市公用事业，可以是保本经营，但当地政府无力补贴之时，中央政府不应补助，因为它不是全国居民所需，只能是地方政府的义务。在居民不愿价涨，政府无钱贴补，供热企业生存不下去的三个矛盾中，要么居民退，提价；要么政府让步，补。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各自退一步，政府补一点，价格涨一点，待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因此，北方城市供热价格，迟早会涨，只是迟或早的问题。迟涨价的城市政府，必须负起补贴的义务，否则，供热不可持续。早涨价的城市政府，虽然有可能挨骂，但只要做好说明工作，做好供热服务，合理收费，考虑低收入人群的困难，直接补贴给生活困难群体，不仅是正确的选择，更为供热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下一届政府解决了历史包袱。
3、水价是涨好不涨好。一是中国的水资源短缺，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华北和西北。二是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阶段，城市扩张肯定是未来2、30年的社会现象，城市用水量增长是必然趋势。从水资源短缺，节约用水角度看，中国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城市用水价格必然会涨，迟涨，不如早涨，而且要涨到用水时明确感到心痛为好，其最低价格全国不得低于10元每吨，北方应该更高，一直涨到居民愿意使用淡化海水为止。涨价的时机，最好选在南水北调之初进行。
水价上涨那么多，供水企业就能完成供水与净化之全责。即供水企业要负责水的全过程循环生产。既供清洁的水，又要对用过的水进行净化，重排入自然。且要以取水量与净化排出量之比得到涨价的利益，净化排出量低于取水量部分利益，交给地方城市政府用于治理水污染治理。供水与水污染治理的成本之和才是水的价格。
这样，工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中国要找到治理水污染的费用来源，找到治理水污染的理论，把用水与治理成本加入到一起收费，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这一招骂的观点，不是本人心太狠，而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我们过去只用水，没有对自己污染的水净化支付费用，从尊重自然规律上讲，是说不通的。
这个观念，要从小学生课本上解决认识开始，明确中国“地大物博，人多物贫”，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浪费，污染严重”。
4、能源该不该涨价。中国能源消耗创造的效益与效率的确太低，从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看，能源涨价，对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利用效率是有好处的。因此，能源涨价应该让位于市场，政府不应该干预。需要政府干预的是，对大排量汽车和能源消耗大户，实行高价限制消费，“寓制于价”不失为好的调节市场行为。
中国政府限制石油涨价，对石油企业补贴，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则行为，只能认为是暂时缓解社会矛盾的临时措施。
燃油税迟迟不能实行，到今天，只能理解为执政能力低下。再讲“择机”是骗不了人的，几次机会都失去了，其困难，一是交通征稽人员失业问题；二是全国的公路收费人员失业问题；三是养路费与公路收费收入，一旦改税了，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问题，还贷矛盾不好处理；四是非公路动输用油的区别问题。四个问题，有三个是政府的事，一个是技术问题。
这次石油降到70美元，应该是个机会。石油只能采40年左右，价，降不到过去的价格水平，美元贬值了，80到100美元一桶，是正常价格，其稀缺性决定，降价是不正常的，涨，才是正常的。
能源，不仅仅是涨价问题，其核心是发展战略问题，新能源科研和新技术应用问题，涨价只是市场对稀缺资源的反应，是对消费的讯号，政府若是减弱或消除这一讯号，是违背地球自然规律行为，必受到规律的惩罚。
5、教育收费该不该涨价。九年义务教育，算是解决了，但非城市户籍人口子女就读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对中国公民权力的最大伤害。城市政府，既然需要其父母为城市建设服务，就必须承担其子女的教育义务。
非义务教育，必须收费，但要根据提供的“产品质量”差别收费。质量高的高收费，质量低的低收费。
非义务教育分四种，一是高中教育；二是高等教育（含高职）；三是职业教育；四是成人教育。其中的高等教育分三大块，一是优质高等教育（精英教育）。如“985工程院校”，“211工程院校”。二是非优质普通高等教育（一般教育）。大多为省属高校。三是高职院校（大众教育），大多为地市院校。
现在的情况是：清华、北大的学生收费与大众化教育的高职院校收费相差无几，这样的“平均”对社会教育资源是极大的浪费。同时，对精英教育投入极大，出国比例高；大众教育投入极低，且全部在国内服务。不能说精英教育不重要，但中国目前的人才现状和政府投入观念，大众化高等教育肯定比精英高等教育更重要。对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资助，无论是量上和占比上，都应高于精英教育。因为精英教育院校，都是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优质的教育资源涨学费，大众高等教育政府涨资助，势在必行。
中国的教育投资、资助没有法律约束，整体一个与GDP的占比，靠这个来约束政府和财政，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再说中国政府缺钱，是不对的。中国中央政府目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中央政府，近十年中国财政收由千亿级（还是在努力增收情况下）上升到万亿（5万亿）级（还是在不让增收的条件下）。近两年，肯定中央政府最犯愁的是：这多钱如何用出效益和效率来。其问题是出在中国财政支出上，仍然是人治，没有法律约束。
中国的依法治国，首先要从依法治财政开始，其他的法治以财政法治为基础。
6、医疗该不该涨价。2005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医疗改革，让一个研究者一句话给全盘否定了。其实，有失公允。其问题出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向大众化倾斜，如中国教育改革方向没有面向大众化，其命运是一样的。这说明，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社会服务量上不足的国情是最大的国情，谁违背了这一点，谁一定会吃亏，卫生部就是吃了这个亏，教育部就占了这个便宜。
（题外话：中国“卫生部现象”随处可见，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罢了。例如：人事、劳动部门的改革，更是没有建树，到现在，人员流动的档案、户籍、社保，都没有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人才流动的阻力，人所共知。国土资源部门的守耕地、保海洋权益；公安部保社区居民安全、反腐；能源部门保国家能源安全；石油部门保国家石油供应；交通部保运力、安全等等，在体制上、宏观调控上，都有不足之处，其改革都有缺失与缺位问题，卫生部成了国人的“耙子”，再改革就被动了，人人都可以评判。不是中国社会管理的大体制和新闻管制保护着，起码舆论上早就闹翻了。）
医疗体制改革，首先要努力满足大众化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对市场细分，对高端消费人群，让股份制或私立医院去高收费、优服务。国有医疗机构，只能是在普及大众服务条件下，与供热企业一样，在争取财政支持与涨价中生存，大众医疗服务，必须是在法律规定下运行。
（题外话：医疗、教育、文化等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都有一个满足大众需要的前提，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的问题。国家部级机关重要的是为本部门的改革研究出大的改革框架，像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保险问题——这样的大事，至今没有规范，不能不说是人事部改革的失误。）
7、铁路票价该不该涨。中国铁路相对于中国人口而言，实在是太少了，人均不足一根香烟长度的铁路，其量的发展不足以支撑全国交通需要，从这一点讲，铁路相对涨点价，是应该的。但铁路是垄断企业，其改革还远远落后于其它部门，效率低下，工作人员的作风改进有限，先长服务再谈涨价为好。
从政府角度看，要先改内部管理体制，再改定价机制。涨价要分别不同情况，对低收入人群的慢车和座位价，要长期保持不变，对没有座位的站票，还要降价才对，对卧铺、软卧和高铁，可以相对提高价格，用享受等级和提高时间效率上去涨价更有理。
（题外话：从大部制来看，铁道部并入交通部是合情合理的，但大部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体制问题。即使并入交通部，铁道部所属机构，无非改个名子，叫中国铁路总公司，成为交通部所属单位，企业化管理，不是国务院组织机构，但他的总经理就有可能拿高收入的理由了，像石油部分成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一样，其经营目标就只是盈利了，对国家战略就没有责任了，任何事有利有弊。）
大部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减少甚至消灭微观管理事务，加大行业规划与战略、体制与监控、法制与规则、标准与规范等面的工作。铁道部，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包袱很重，计划经济因素太多，内部缺乏竞争机制等。但改革开放以来，铁路客运涨价（货运不清楚）是最小的，是真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近几年的提速，高铁建设，在所有中央部委中做得非常出色，只要他们尽力为国人服务，13亿中国人愿意“多养几个铁道部”。
8、工资该不该涨了。肯定该长，但如何长，是个问题。我国的工资制度的确该改了。现在的问题是：公务员贪腐的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条件下，在13亿人的眼皮底了“偷着涨”工资；一些垄断企业无止境地为高管们涨工资；一些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金融企业，其高管的工资在与华尔街接轨。
中国工资不是涨不涨的问题，是中国工资没有法律规定，最低工资制没有立法，最高工资没有限制。“姓资”的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姓社”的比照非洲办理，国有资本成了低收入的代名词，中央企业除外。
从资金支配权来看，政府只能支配财政支出，但国家有义务对所有劳动者的工资进行规范。关键的是：
①国家要对高级知识份子、技术人员规定较高的收入待遇，高的程度要不低于10倍。让报考公务员热降下来，40个博士争一个处长职位的现象消失。
②国家最高公务员的待遇要公开，能比国家最高公务员高的是哪一类岗位和哪一类人，要明确规定。
③工资增长要明确一个具体的计算方法，经济社会进步了，个人收入随之增长，国民经济不同部门，要分门别类有一个机制。
④公务员福利与公务消费要有标准，公务车使用、公费出国、公款吃喝要有一个明确的限制和监督机制。
⑤退休待遇和养老机制，要基本公平、合理，歧视某一群体的行为都对社会和谐不利。如：女性工人50岁，公务员55岁退休，这还可从劳动强度上解释，但同一单位，一样的管理机制，“非正常地办个什么转干手续”，就可多干五年，是什么制度？工人退休费比公务员低一半，这不明显的歧视工人吗？工人阶级不要领导权，只要公平权。
9、社会保障该不该全民统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尤其是农村人口比例大，不可能从出生到坟墓全保下来。这也是国情所限，不可能实行“高税收高福利”。
中国的社会保有障，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①建立所有劳动者与雇用者共同承担的社保机制，没有雇用者的劳动者，只要其劳动期间，全额交纳了社保费用，同等享受社保待遇。
②农民，只要是组成了农业企业的，也要与城市劳动者一样进入社保圈子，没有组成农业企业的，不进入社保圈子。
③中国养老，一方面，要强化家庭养老政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养老机构，是走公共组织之路还是走市场组织之路，要明确政策。政府只要从财政上固化其支持，那将是未来社会最大的负担。但无子女的老年人群，政府必须承担起其责任，但责任也要有明确的限度。
④残障人员和孤儿的社会支持政策和力度要加大。
⑤对城市劳动者中，夫妻双方都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应该鼓励其生育二胎政策，尤其是“80后”人群中，政府要明确反对“丁克家庭”和“独身主义观念”的漫延。
⑥医疗社会保障，要全社会统一起来，人在何地，就在何地享受全民统一的医疗养保障，卫生部必须精心设计方案。
⑦养老保险，若中央政府不实行全国统筹，但全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交费、调拨平台，让所有劳动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无障碍地交纳养老保险等费用和享受养老待遇。中央政府不承担全国的养老的最终清算者，但其全国统一调配平台与服务义务责任不可推卸。
10、社会主义国家该不该反垄断。反垄断，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社会政策之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该不该反垄断？该反！只要有市场竞争，就必须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反对垄断。
有竞争就有垄断。但对原有的垄断状况进行分析，并依据不同垄断类型，采取不同的对策。
垄断，有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
国家垄断，如暴力垄断、法律垄断、行政垄断、标准与专利垄断等，这些国家职责范围内的垄断是不能反对的。
国际垄断，如世界货币发行、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虽然有不合理的机制，行为上只能由国家代表人民参与其中发表不同看法，人民没直接反对的权利，但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并和平表达其不合理的权力。可是国际市场的商业垄断，我们不仅有权反对，而且要谨防其对我国商业利益的伤害。那些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不与同行业企业沟通，共同对付国际垄断行为，而是单独与外商订立有损同行业利益的合同，就是助长国际垄断行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在中国企业里，大有人在。
行政垄断的商业垄断。
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垄断，对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实行行政垄断是必然的。如国家对金融、稀有金属、战略物资、能源、水资源、国土、海洋等产业的核心企业和核心资源，实行政府垄断经营，是十分必要的。对铁路、供电、通讯光缆、城市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不垄断就会出现社会浪费）企业实行国有经营，也是允许的。但对这些垄断企业，国家必须加强管理，尤其是要在企业运作经营和价格变动时，要征求消费者的意见，即听征。更不得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商业利益。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垄断要反，但不能反对其垄断地位，而是反对其利用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商业利益。但政府只为纯获取商业利益的垄断（如中国的烟草）还是应该反对的。
商业垄断，包括行业垄断的价格垄断。就是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取得独占地位，实行市场垄断、价格垄断，市场垄断的结果还是为了压低进价、抬高售价。这是反垄断的核心所在。
所以，反垄断的核心思想是反对商业垄断非法谋利行为，对中国的行政垄断，不反自然垄断地位，但要反对行政垄断的政府监管不力和非法谋利行为。对纯获利没有社会意义的行政垄断一样要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