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市场主体，我们不必站在政府的立场研究宏观调控应该怎么办，但有必要预测政府可能会怎么做。“政府应该怎么办”与“政府可能怎么做”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区别，这里面牵涉到政府对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把脉”能力与“开药方”的水平。
历史表明，大级别的系统性经济金融波动，其实是由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内因”决定的；作为“外因”，政府的意图或政策对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大级别的系统性波动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通常情况下，政府所能改变的只是中短期运行节奏。
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在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优势但又面临多种挑战的大国，中国应当把全球背景下的长期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基础，使宏观调控政策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国家利益博弈的重要工具。美国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但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被动应对内外压力的产物，缺乏全球国家利益博弈的效能。同时，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种手段的组合运用上做得远远不够。因此，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展望，不能提升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前景的预期。
如果谈一下“药方”的话，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对宏观调控政策做重大调整：一是以适当提高出口关税替代人民币升值，并且大力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二是以增发长期国债替代其他紧缩性货币政策，并以国债资金对宏观经济进行恰当的结构性刺激；三是在利率政策上与美国基本保持同一方向；四是在继续推进基础价格改革的同时，以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防止居民实际购买力被通胀稀释；五是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大居民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力度，缩小贫富差距；六是在努力抢占新能源和新材料科技制高点的同时，以有效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