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大学生就业
乍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哗众取宠的题目, 灵感源自张维迎挨骂最多的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且慢启朱唇，攒足口水，容我细细道来再骂不迟。
从经济学的入门知识供给理论来看，经济学的均衡工资是在即有约束（不变条件）前提下的使需求和供给相等的价格。在此均衡价格下，供需双方是周瑜与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既然大学生失业了，那么必然表示大学生的供给大于需求，而这是只有在工资高于均衡时才有的事。
原理既容易理解又容易应用，难就难在要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工资高于均衡价格的事。这是经济学最有魅力的地方之所在，因为它虽然不能保证你不失业，但却能告诉你为什么会失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入手。很明显，周瑜是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因现有的价格太高所以不愿打；虽然黄盖，作为大学生供给，在现有的价格下愿意挨。
一、黄盖为什么愿挨？
98年大学扩招，扩招的学生在21世纪的第一年毕业，使21世纪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哈佛大学教授Goldin将20世纪称为人力资本的世纪，并将美国经济在２０世纪后来直上称雄世界归因于人力资本的领先发展。不知是不是受这项研究的启发，中国在２１世纪似乎迎来了新一轮的赶英超美的赶超战略，只不过这次不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而是高等教育先行。大学自98年以来，约以年平均８%的速度扩招。结果，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从2000年的7.11%下降为2004年的6.05%；大学生的起薪也一路下滑，甚至有的大学生在网络上喊出了零工资的口号；根据最保守的官方估计，大学生就业率自2001年以来持续下降，而一次就业率则更低。四年后，莘莘学子如梦初醒，发现四年前的风光不再，与入学时扩招给他们带来的欣喜若狂相比，四年的经济支出和青春汗水换来的却是无业可就，遂转而怒不可遏，社会，学界，舆论也一哄而起纷纷对大学扩招百般责难。一时间，当初被称为扩招之父的汤敏，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
当初学者汤敏向中央谏言扩招，理由有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98年这一提议得以推行，效果如前所述。本文引用这段文字的本意不在批判，因为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如此反响的经济现象，学者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能获如此关注，实是幸甚。
大学扩招只是为公民提供了上学的可能性，但是否上大学却是人们的自由选择。即，大学生供给是自愿的，并非汤敏逐门挨户游说和强迫公民如此，其既无此权，也无此激励，因此，大学生就业难又何怪汤敏之有？倘若如此解释2001，2002年的首届扩招毕业生尚有一丝委屈，毕竟，他们没有前车之鉴，并不知昨天的幸运是今天不幸的伏笔。那么，怎么解释2003年至今一直持续攀升的大学生入学率呢？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报导铺天盖地，先前毕业的学哥学姐具有的示范效应都使信息接近完全，那么基于此完全信息的关于上大学的选择，即人力资本的供给也就应该是理性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对于那些选择上大学的学生和家庭来说，收益一定是大于上大学的成本的，因此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扮黄盖。那么就让我们来算一算这笔帐。
首先来看大学生供给成本。上大学的成本包括学杂费，及其它机会成本。中国大学的学费算是比较低的，要不然也不会有张维迎的那一句挨骂的经典了，因此显性成本低。但更重要的还有其它的机会成本。第一，在中国初中毕业生可以有就业和升学的选择，但高中毕业生只有一条选择，那就是升学。原因是升学的机会成本为零。普通高中三年的课程只是初中普通认知的深化，没有任何关于技能和工作的培训，因此，此时就业，高中毕业生与一个初中学历的同龄人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因为同龄人已经在三年中学习了实际生存的基本技能。因此，对于高中毕业生只有升学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大学毕业后，毕业生的就业成本趋于零。不就业，就创业。若不能创业，则就业的成本就是零，理性人考虑边际量，那也就无怪乎大学毕业生要喊出零工资的口号了。那么大学生能否创业呢。中国的创业环境非常不利于大学生，体现在两点：１.整体的创业环境不好，表现在创业资金门槛高，审批程序复杂，这对于初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尤其致命。２.产权保护不利。大学生物质资本相对不充裕，但人力资本充裕，其创业资本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于知识性产品的投入和研发方面，比如可以申请专利的毕业设计，或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过程的某种创意均有可能构成创业的基础，但这需要强有力的产权保护，才有可能使毕业生以人力资本出资创业。但在中国这还只是个梦想，在中国要产生比尔.盖茨，智力资本不缺，缺的是相对完善的智力资本创业的产权保护制度。此外，大学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严重趋同，致使大学生人力资本除了用毕业学校等级来区分能力素质外，同质化严重，这就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更趋于完全竞争的地位，没有议价能力，从而使其在企业之间选择的可能性极低，因此机会成本趋于零。
再来看看大学生供给收益。在这里不妨借用一下弗里德曼大师的永久收入理论，我们认为大学生供给的收益应该是指永久收入，即考虑风险因素后对一生当中各个时期的预期收入折现。在中国，市场分割严重是学界共识，不仅体现在产业部门还体现在地域划分上。因此，要想跨部门就业跨地域就业，上大学可能是不多的出路之一。比如从农业劳动者变成工业劳动者；从工业劳动者变成白领；从北方去南方就业；从家乡的大山走出去进城。在中国正规就业部门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创业环境堪忧，私营企业多举步维艰，朝不保夕，小富即安，自然出不起高价来购置风险相对较大的人力资本。即使出得起高价，大学生也还要考虑日后的风险和预期。因此大学生的收益主要体现在能够获得敲开正规就业部门的大门的砖头。即使是进行两种极端的成本收益分析，高中毕业生发现，大学毕业若能在正规就业部门就业，则一劳永逸，升职，福利，退休，劳保一应俱全，毫无后顾之忧。若果真不能就业，也不损失，因为隐性成本为零，充其量损失些学费而已。况且高中毕业生进行上大学的决策时，更多的是对于两种可能的结果出现的概率进行加权平均。因此，大学生毕业生失业的概率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之间的加权工资差额不小到一定的程度，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进行大学生供给的决策就不会逆转，充当愿挨打的黄盖就依然是个理性的选择。
二、周瑜为什么不愿打？
周瑜不愿打是因为价格太高，那又为什么说大学生的工资价格太高呢
首先，从需求的角度看，大学生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且只能是一种引致需求，从微观上与生产方式，从宏观上与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由生产方式或增长方式所决定。
21世纪关于经济增长的最新文献多与人力资本有关，且对以前增长模型中不为人们所重视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是所有增长学者的共识。但最近的文献却进一步对增长的方式进行了区分，认为有些技术进步是要素中性的，而有些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要素倾向，比如是技能倾向的（Skill-biased）或与人力资本互补的（Human capital complemented）。有国外学者总结说，工业化初期的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替代，而在工业化中后期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则呈现出与人力资本较强的互补关系。若这一假说成立，那么推此及比，我们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从初期向中后期过渡的阶段，也就是说，未来也许技术进步会带来人力资本需求的上升，但很明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直到近年并不是技能倾向的或与人力资本互补的。国外学者进一步总结说决定技术进步路径（从而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有相对价格，市场规模及制度环境。每一个都可展开来详细论述，用以解释为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也许在未来的几年情况会有所不同），我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呈现出技能或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互补。在这里只取其结论，即在我国经济发展并未产生与技术进步相伴的人力资本的强劲需求。（这与美国20世纪整一个世纪的情况截然相反。）除非此种情况有所改观，即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以改变，使得经济增长产生对于人力资本的同样增长的需求，但因为价格的调整、市场扩容及制度环境的改善均需假以时日，因此可以预见，大学生的需求曲线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刚性，不会大幅度右移，至少赶不上大学生供给右移的速度。
原本在需求相对静止，供给增加的情况下，若市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则均衡工资会不断下降，不会存在大学生非自愿失业。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我们也确实观察到了工资下降的情况，但下降的速度却不及供给增加的速度，存在一定的粘性，关键是怎样解释这一工资粘性呢？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基于产权角度的解释；一个是基于效率工资理论的解释。
在中国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国有，据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北大教授陈志武初步核算，到去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另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另外，2007年，全国财政税收增长31％，达到5.1万亿元。从1995到2007年间，虽然GDP年增长速度为10.2％，国家财政税收却年增15.9％，政府财政税收以GDP一倍半的速度增长。5.1万亿元财政收入约占GDP的20％，再加上国有资产增加值，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约为５２%。如果按照陈志武在其所撰《中国政府有多大》一文中的估算: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那么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2007年的GDP总量为246619亿 ，这一数字应该是63%。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雇主舍国家其谁，当然也就无怪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等部门提供了正规就业的主要岗位。公有产权下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天然的投资饥渴。对此，陈志武也有精彩论述：“在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的情况下，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政府可能花相当的钱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这就带出另外一个同样严重而时常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办企业、搞经济必然偏重工业、轻视服务业。换句话说，所有制形式对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会侧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业，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服务业会更强。其原因包括几方面。第一，国有企业往往不是以利润为目标，因此对市场的敏感度低，而私有企业为赚钱而必然很在乎市场的需求和需要，所以，前者受自上而下的行政意图影响较多，后者主要受市场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1960年代、70年代，苏联和美国都在快速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但到后来发现，苏联的高科技都用于工业和国防，基本没有用于民生领域，更没有用于服务业，可是美国的高科技远远更侧重与民生相关的行业，服务业也最发达。中国国有经济的经历跟当年的苏联类似，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也只有工业、没有第三产业，到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重工业、轻服务业。第二，跟服务业相比，工业项目既可看得见，又往往规模宏大，是典型的形象工程，有利于政绩评估。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主管单位看重的更多是政绩而非经济利益，工业的有形特征当然正中下怀。第三，工业制造技术已充分成熟、极易复制，并且工业生产流程比较“死板”，不需要太多创意，所以，相对而言，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基本都能从事工业项目，工业项目远比服务业更适合于官僚化管理。可是，服务业更需要对客户、对市场需求有高度敏感力，需要更高的应变能力，这是一般国有企业所欠缺的。”
公有产权制度安排下对于人力资本的购置和更新也大可沿用此理。随着大学生供给的增加，公有用人单位首先考虑的不是基于边际产出来考虑降低工资，而是在现有价格下重置更高档次的人力资本，所以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广泛存在着人力资本高消费（过度教育）现象，博士干硕士的活，硕士干本科生的活。原因也有三：第一，国有企业不是以利润为目标，因此对市场的敏感度低，因此就不存在以要素的边际成本决定其价格的硬约束；其二，与由劳动者素质决定的生产率以及边际产品相比，更高形式的人力资本既可看得见，又往往昭示规模，是典型的形象工程，有利于政绩评估。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主管单位看重的更多是政绩而非经济利益，因此更高档次的有形特征当然正中下怀。第三，国有企业创新激励不强，因此，雇用更高形式的人力资本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进行技术革新，只是相对而言，这种易于衡量的形式化的人力资本受自上而下的行政意图影响较多，更适合于官僚化管理。
另外，正规就业部门中的外资企业也是大学生需求的重要部门。由于，外资企业一般都有自己比较成型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流程，以及核心技术，因此一方面需要有员工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出于保密和技术安全的考虑，通常需要员工队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外资企业通常都会以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效率工资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毕业生，这也是导致工资居高不下一个原因。
综上可见，一方面大学生供给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存在大学生工资价格粘性，最终导致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失业，因此其解决办法也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着手。
从需求看，经济发展方式要由市场选择和决定，要做到这一点，政府要主动退出，还富于民，鼓励私企发展，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不仅仅是物质环境，更重要的是制度环境，包括更加自由开放的要素市场，更加有利于市场发挥主体作用的税收政策，从而切实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只要政府保护好企业这个微观的市场经济基础，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主创新，和环境友好等等企业公民行为均是水到渠成之事。原因如下：随着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攀升，能源价格飙升，以及长年贸易顺差引发的汇率上升，均使利润最大化企业面临转型危机。用机器来替代劳动力，用品牌和技术创新来赢得市场势力，从而摆脱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血拼厮杀，用更加节能的技术来节省或代替昂贵的能源，是谋求生存的企业在今后的几年中不得不面对的课题，而只有面临着利润最大化的硬约束的私营企业才会以关乎生存的最大的诚恳来为上述问题的试卷作答。此外，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还有一个妙处，那就是当政府以服务者的姿态来对待创业者，并以其无与伦比的信用担保企业通过正当竞争来获取未来收益时，大学生们以低得可怜的工资受雇于人的成本就会因创业成本的降低而大大提高，他们会发现与其充当人力资本供给者黄盖，不如创业，担当人力资本的需求者周瑜。这样的结果最终只有一个，即人力资本需求增加而同时供给减少，最终使大学生均衡工资增加。
从供给看，高等教育的产权改革是个重要的问题，纵观20世纪美国教育发展史，以及其有别于欧洲的鲜明的竞争和多元化特征提示我们，只有一个对于生产方式变迁所产生的人力资本需求反映灵敏的，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的不断发展的教育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可供选择的人力资本要素供给。
综上所述，大学生就业难缘于现行工资与均衡工资的粘性和背离，而只有在市场经济规律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激励性的制度安排，增加需求减少供给从而使均衡工资不断提高才是根本的解决问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