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阶层划分 如何让中国的穷人阶层富起来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陷入的困境,不同的专家学者们提出了绝然不同的拯救方案,一些人主张继续紧缩,一些人主张发展第一,最近又有一些人提出提高个税起点。这些观点当然有其的一定道理,不过,都难称上是治本之策。

  防通胀续紧缩表面上压制了物价,但代价高昂,因为它扭曲了价格,否定了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发挥出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即打击了生产者(对农民是最明显的伤害),也不利生产效率的提高,终极伤害到消费者的利益,非民之福也;注重gdp则走上另一极端,即单纯的追求数字增长工,很容易再度引发新一轮经济过热,只是在量上作重复建设,而水平不能提高,人民实际收入跟不上来。过去三十年来坚持的就是以gdp增长为中心,速度虽然上去很快,但并没能使经济发达起来,也没使国民过上富裕的生活,社会矛盾反而因为两极分化明显扩大而更为剧烈,重回这条老路不能说得上是明智之举。单纯提高个税基点,就能使国人克服通胀之苦?这会更让人起疑。在我国,人均月收入在两千元以下的占了七成以上,因此,提高税基的受益者只能是收入较高的一部分,而这些人因为收入较高,抗胀力显然要比低收入者强。如果把目光只投向收入较高的人,那么这些在月收入在二千以下的人该为通胀付出多大代价还是多大代价,痛苦不会因为你将个税提高到5000元而减少一分,显然,将受伤更痛的绝大多数排除在外的方案是无法让人认同的。

  换成别的任何一国,如果经济能够高速发展三十年,做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一定可以进入中产阶级的,但我国不是这样,至今大多数人的收入还是在二千元以下,很多地区,比如出了北京我们到河北查一查,就会发现工薪阶层的工资多数都是在一千元以下的,但是北京的猪肉是十二块钱一斤,河北也是,物价一点也不因为工资差了一大截而便宜。报酬太少,实际使得多数劳动者都挤在穷人阶层里。他们即抵挡不了通货,也拉动不了需求,支持不了房价,长此下去,经济当然要出大问题,社会也要出大问题。

  所以要对付通胀、维持经济增长,根本措施还是说要将目光投向低收入者---收入在两千元以下的这个阶层,让这人民的大多数腰包鼓起来,让他们的消费能力强起来,才能即减轻物价上涨对人民生活水平的伤害,又能抵挡海外市场的萎缩,使中国厂家可持续的繁荣下去。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呢?

  站在政府这个角度来看,无非是减轻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增加对他们的补贴,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同时又要反制通胀、保障货币的购买力,这些无疑应是政府努力的方向,依中国现有国情来说,政府是可以有一番做为的。

  一将通胀收益转为公共福利基金

  公认的通胀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发行的太多,换言之,如果要补偿社会因通胀而产生的损失,就是要将通胀收益---币税再返还给社会。我国这些年无疑也发行了海量的货币,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不是故意发行的,而是为了兑换外汇而不得不发行的。我国发行的货币累积共换得了1.8万亿美元的外汇,因兑换外汇而发行相应规模的货币已投放到国内,形成了购买力,它们的出现稀释了人民币的含金量,是我国通胀之所以发生的内在原因。央行虽然向社会征收了币税,但是局于一些认识的误区,这笔被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币税却没能很好的取之民用之于民,而是主要的投放到国外,用于购买美国债券,近些年又疯狂的买海外股票及其它资产,没有回补到民间,于是人们只能吃通胀之苦了。

  为此,建议财政部专设一个民生账户,将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都打进去,专门用于民生保障和公共支出。

  在国内外的大小气候影响下,这些年石油煤铁铜等初级矿产品的价格发疯似的上涨,它们实际上也是构成物价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这些初级产品的上涨大大加重了社会的负担,因此有必要仿效俄罗斯等国,将收益主要收为国库,然后再以福利形式返回到弱势群体与产业中去,减轻人们的痛苦。因此,应该适当提升这些资源的暴利税,然后与外汇储备一样,进入民生账户,为民所用。

  中国是资源大国,暴利税提到相应水平后,一定会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就石油暴利率而言,即使是按照每桶一百美元计算,一年至少也可征得六千亿,煤价今年几乎番了一番,每吨暴涨三百余元,如果收其六成,可有每吨200元暴利税,也就是说近五千亿人民币的进帐,此外天然气今年也达到760亿立方,金银铜铁及稀有金属等也是产量巨大,随着价格明显上涨,它们也可带来近千亿暴利税,由此可想见在理论上,这一波初级产品的价格暴涨可让我国获益近万亿资源暴利税。

  巨额的外汇储备加上数目同样巨大的暴利税,无疑可为我国发展民生事业提供相当大的支持

  2众所周知,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福利的比重一直很小,仅占1/4,而国外一般高达一半以上,这是我国福利水平远低于它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现在奉行以民为本的国策,所以大力提高民生支出是必然的趋势。中国07年税收5.1万亿,而今年预计再增三成,达6.5万亿以上,如果我国将民生支出的比重提高到象国外一样水平,财政支出即增加近二万亿,我国民生状况将因此而得极大的改善。

  3此外,我国还有数目庞大的国企,据称其净资产在05年就达到20万亿,这些国企多数不可能都长存下去,相当部分要逐步转为民营,而转制之后的收益当然也要转为民用,因而可为民生福利的保障与改善再增强大的支持。

  如果我们将这几项加起来,12万亿外汇储备+1万亿资源暴利税+3万亿财政支出+20万亿国企资产,我们不能得出中国至少有36万亿资金用于改善民生。当然,国企资产不可能一下子迫卖,有相当部分只能取其收益,而不可卖其家当,所以我们只能将其可以用于转化为民生的资产往少里想,但至少每年可以得到一万亿吧,如果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多取,但财力充足的话,也可放在那里不动,让其自然增值,做为国家财力的保障。如果仅视其能够做出一万亿的贡献,那么几项加总,也有15万亿呢。

  有了这15万亿在手,减轻人民负担,补贴低收入者的生活,甚而帮助国民提高收入还会有太大的困难吗?

  二改革分配体制扩大社会福利保障与公共支出

  民生之所以艰难,与国人的社会负担太重有莫大关系。上世纪未的朱总执导的改革使得平民百姓的教育、医疗、住房及其它各项开支巨增,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而这些开支实际上多为公益范围,属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内容,因此,增加公共开支,卸下这些负担就是必须的了。

  现在全国大学生的学费大概每年有三千多亿元,高中生及中专生学费一千多亿,加到一起不到五千亿,可见,我国就是将义务教育再延长五年,也搞是起。

  另据估算,全民医疗费用为6200多亿元(05年),如果如果能政府承担其中的80%,也就是5000亿的话,即可认为我国国民医疗得到保障,而我国今年各级政府财政的医疗支出为2499亿元,正好少了一半,在国民福利支出以万亿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再多拿出2500亿也不是问题。

  现在全国吃低保的困难人群中,城镇有二千二百万,农村今年达三千万,财政对应的支出是,07年在城镇的低保支出为250亿,在农村为80亿,一共330亿元。现在物价上涨了,原有的标准肯定不够了,应该往上提提了。想想看,在我国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如四川,农村低保每人每月仅45元,甘肃稍高一点,为60元,这点钱,不要说物价今年大涨,就是再往下落一半,也是不够的。一些人以为城镇的物价水平就高,农村就低,大城市就高,小城市就低,实际上,如果到各地走一走,就会发现,物价差别根本不大,所以差别的只是待遇。人吗,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无论中部还是西部,都是人,不能因为户籍不同,就将有的人当人看,有的人当猪看。从实际出发,建议低保也来一刀切,全国最低标准每月不得低于400元,以保证这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收入很低的人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如果以年5000元做为标准,五千万人需要2500亿,也就是说财政还要为之多付出2170亿。二千多亿对中国财政而言多吗?不多也,如果多掏二千多亿就能让中国最贫穷的一族也能得到相当大的改善,那么,这项付出无疑是值得的。

  三对付通胀,降低社会负担,必须消除不合理的收费叫停不当的改革

  去年我国税务部门征纳了5.1万亿的税款,比之上年增加了30%,这应该说是一大成就,显示了国力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政府还有数目惊人的预算外与体制外的收费,司法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工商局、质检局、计生办等等众多职能部门以不同名义得到的收费与罚款是1.6万亿,土地管理部门从土地交易中得利1.2万亿。这2.8万亿的收费无疑大大加重了企业与社会各方面的负担,因此要说缓解通胀而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困难,这笔巨负无疑应该取消(必要的罚没收入应该列为财政收入),职能部门的运转费用已由预算拔付,不能再向社会伸手要了。

  此外,由于一味贪钱图利,一些行业本属公益范围,在改革的旗帜下,也开始将经济效益摆到了第一位,很多甚而直接转为了民营,赤祼祼的向钱看齐,其中的教育医疗房产在改革后,收费增长最高,给老百姓带来的负担最重,所以最为社会各界厌恶。其实除了这三座大山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本来属于公益服务的,一变脸,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比如高速路,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不收费的,而我国却当成了一大产业,收费极高。一个大货从广东到北京一路行来,竟然要交7000多元的过路费。高速路收费即严重增加了货流成本,又因为多了交费这个环节而影响了行车速度,耽误了行车时间,还增加了油耗;又如农贸市场,改革制前,一个摊位一天收二三元钱,货多的、买卖好的顶多收五元钱,小商贩们对此负担得起,然而,投资者看到市场上的商户众多,他们一算帐,每月向每个摊位加收几百元摊费,就坐地生出一笔可观的财富,于是说动政府取消原来的农贸市场,改由它们租地盖房,将小商小贩们圈进来经营,不进到他们市场的,一律由城管拿下。这样一改革,当然使农贸市场的档次显得提高一些,但随着菜贩们的摊费由每天三至五元上升到三十元到五十元,市民们相应的就要为菜蓝子米袋子多付出钞票了。

  正是因为政府在多个环节以不同的名义收取了太多的费用,结果,由中国出产的一件产品,辗转到了美国之后居然比中国卖的还便宜,比美国人收入低的多的中国老百姓反而要出更高的价格来买在本土上生产的同样产品。可见,政府唯利是图,片面追求效益的结果就使企业成本上升,使人们的各方面开支加大生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人民的利益考虑,这些体制外制度外的收费应该封杀,而对确实需要的项目,如农贸市场及农产品批发市场,收费要最低化,能维持自身开支即可,财政不从中取利。

  四要大力提高人民收入

  1要大胆的放权

  中国人之所以富不起来,应该说与政府不适当的控制过紧有莫大关系。比如我们常见的城管不断的围剿小商小贩与那些人力三轮,结果就使相当多的本来有业可就的人就丧失了饭碗,严格限制城市郊区的私房加盖与扩建,结果就使这些房主失去了本来可以多得的租金,民间银行得不到承认,结果只能出现放高利贷的地下钱庄,仍在坚持国企为主,结果民企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空间,也得不到真正的财政支持,享受到位的金融服务,始终未能长大,如此等等。可见,政府如果从传统的教条中走出来,大胆的放权予人民,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就业,自由的转让产权,自由的发展,那么经济就会活跃起来,资源就会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人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入。

  2要大幅让利于企业,以换取工人工资的大提升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年,是世界一大奇迹,但同样让人奇怪的是,工人工资依然居于世界下游,与经济的快速前进很不对称。探究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与企业的税负过重有关。据专家们研究发现,在当前的我国国民产值构成中,企业承担的各项税负占产值的35%左右以上,而工资支出仅为11%,这显然不合理。中国要想提高工人的高工资,最可行的路径就是政府为企业减税减负。为此,中国政府应将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降下一半,即不得超过18%,企业节省下来的资金要转到职工的工资里边。如果政府愿意将企业税负砍下一半,那么,相应的,工人工资增长一倍当然就是很现实之事,没有不可以的。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月均一千多元,如果政府让利一半于企业,那么,我国月工资水实现倍增,平均提到三千元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平均工资提到三千价位上之后,再来对付当前面临的种种困难,那就轻松多了。工资倍增,必引发消费倍增,企业的滞涨之忧解除了,因为居民收入大提高,再对付消费品的涨价也不那么吃力了,至于楼市股市,有钱人增加了,也意味着高价位上有了更多接手的人,因此股市楼市将会迎来历史性的新一轮发展高潮。

  低税非但对抗了通胀,免除了楼市股市之忧,实际上也为产业的发展带来新一轮高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工人工资成倍上涨,使得我国市场的内在潜力得到极大的释放,比如一人一天消费增加十元,那么新增消费能力即为13.5亿×365天×10元=46800亿元,这就比我国今年头半年的出口总量还多,如果平均消费增加50元呢,那又会对我国产业构成多么大的推动,可想而知。

  政府为企业减免税费的目的就是希望资方要为员工增加工资,并不着眼于企业利润的增加,因此得到减免的企业必须无条件的为员工大涨工资,月薪千元以下的,年增长不得少于50%,二千元以下的,增幅也不得少于30%,争取三年内国内正常工资水平达到三千元以上,全国最低工资则不得再低于2000元。对于那些坚持低工资,就是要搞血汗工厂的,政府要拒绝为其减免税费。

  针对当前低工资的普遍性,政府应该将税费减免扩充到全国,不论是民营还是国企,不论是民族资本还是外方投资,不论是专门志力于出口,还是以内销为主,不论是大集团还是小工厂,总之,减免对象是全面的,不要特殊照顾某一个产业,更不可内外有别。

  因为有针对性的税费减免必使国民收入普遍性的大涨,越低的涨的越快,因此,减免个税就不必了,资本税、利息税也要维持,因为通常收入到达一定程度后,才会在这上面有可观的收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将低收入者的收入提上去,不是要减轻富裕者的负担。

  3抓住农产品大涨价这一历史性机遇,掀起新一轮农业改革,以理顺关系,同时对农民提供战略性的财政支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低下的局面

  为此,要放开物价,决不阻挠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非但如此,还要有意对那些因丰收而供给过渡的农产品进行价格扶持,防止粮农菜农果农因价格过低而利益受损。只有农产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上,农民才有积极性生产,粮油果菜的供给才能有充分的保障。如果其它社会成员因为物价上涨而陷入生活困境,应从国家财政那里得到补贴,政府是不能靠牺牲农民利益来维持民生的。

  而真正要让农民收入提上来,就要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房产同样可以入市,政府决不干涉,此后大产权房小产房再无分别,以此让农民通过土地和房产的转让取得收益,或者以土地、房产做保获得贷款,扩大再生产,取得更多收入;当然,这也有让更多的投资者投入到农业大开发中来,从而使我国的农业的发展后劲更充足的意思,对农业投入增加了,生产效率与水平才能提高得快,从业者也才能有更多的获益机会。

  在掀起新一轮农业改革的同时,要加大对农业的发展提供战略性支持,为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产品供给量进一步增加打下基础,无疑十分必要,具体而言:1出资对农民进行免费的技能大培训,内容要宽广,即包括农业方面的,也包括出外打工所需要的技能,应有意识的将更多农民也培养成高级技工。提高农民的技能极有必要。对于多数农民而言,仍在农村爬着,子承父业,不是因为有兴趣的偏好,也不是因为有这方面的技术特长,而是找不到其它出路的结果。但是,专于农耤并不意味着它们精于此道,我们经常听到农林专家们抱怨农民在化肥价格如此高昂的情形下,还掌握不住用量以至多施了30%,即浪费又使土壤容易板结,国产的水果在价格有明显的优势之下,也走不出海外市场,原因就是品质低劣,这些年鳮瘟猪病不时传来,无论水果蔬菜水果肉禽总是让人查出问题,这就说明农民的专业素质强差人意,需要大提高。农村出来的劳动力是如此丰富,而中国却紧缺高技能人才,这说明在换行之前,也有必要进行技能训练的。2在实现路路通、电网全面覆盖后,还应继续提供援助,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类如帮农民“建别墅”的面子工程不要搞了,能带来实际收益的才值得提倡。在当前能源危机,化肥农药不断涨价的气候下,无疑旨在帮助农民节省化肥使用,节约能源使用的项目提到日程上来,节能省电又能产生肥料,明显降低化肥使用的沼气可能成为首选。据有关专家称,如果我国每年产生的秸秆、畜禽粪便、生活垃圾有一半被利用来生产沼气,就会产生出一个相当于年产五千万吨级的油田,可见,政府的从事的这项推广沼气的工程意义之大。现在受到补贴已经使用上沼气的全国已超过二千二百万户,据称还有一亿户等待推广。而原有计划是到2010年推广到四千万户,在当前能源危急的情况下,我想,应该提高这个指标了,利用三年时间再推广一亿户,尽可能的将覆盖面扩大,从事农业生产的所有单位与农户都将被涵盖进去。沼气的普及力度只取决一个因素,即财政拔款多少,政府每出多少钱,就能相应有多少家用上沼气。2003-2007年,中央累计安排国债资金80亿元,在7.3万个村为823万户建了沼气,每户平均得到补贴不足千元。虽然这已是不小的成就,但相当于全国而言,进展还是迟缓,主要原因当然就是财政投入不足,平均每年投入16亿元,又能取得多大进展。一个8--10平米的沼气池,现在需要投资二千元,一亿户就需要二千亿,财政100%承担的话,三年建设工期使得每年财政要出670亿元,是原有援助规模的45倍。对于这670亿,财政也不能说承担不了,而且因为建成后可以至少使用15年,所以投进去二千亿后,若干年内,便不再有这项负担了。3仍要大搞水利工程由于自然因素使得我国南方以水库灌溉为主,北方则抽取地下水,注重机井灌溉,相应的南方机井少而北方水库少,南方也就以水库建设为主,北方重视节水项目和农田的电气化建设。这也就形成了南方机井不足,一旦雨水偏少,就发生干旱,而北方地下水是越抽越少,水位越来越深,前景堪忧。因此,传统的水库灌区也要遍打机井,以备不测,而北方则借着南水北调,在沿途多建水库,并尽可能的将南水北调的终点往北没长,受益地区尽可能向四周扩散,如果从南方调过来的水仅为北京一个城市服务,那么这个世纪大工程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

  五利弊分析

  以上就是关于如何大举提高我国低薪低收入阶层的一些设想,当然这些充其量只能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上来看的,因此不能以此代替其它有效的方式。从论述中,不难发现要让这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得到切切实实的提高,就需要将通胀的收益转过来用于公益以冲低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同时财政也要更多的扩大在民生的支出,提升民生福利水平与质量,扩充受益人口;而要增加收入,就要在削减企业税负才有可能。

  一方面要增加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削减税费,就今年而言,增加的部分要超过1.5万亿,而需要削减下去的税费可能高达3.4万亿(2.8万亿的体制外收费+1.6万亿企业所得税×10/25),总计是财政要付出近5万亿代价。

  如果政府肯作这个付出,无疑将会使我国出现一个极大的变化,不过数目太大,看起来,又是太让政府为难。所以需要我们替政府做一下得失利弊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看损失的最主要部分,即2.8万亿制度外体制外收费与罚没收入,他们的失去对政府意味着什么。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部分收入本来是灰色的,本来就不应该收,所以称为制度外、体制外收入。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本来已有预算为它的运行提供费用,但是为什么还要收钱尼?我们知道,经过改革,政府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推给了社会,很多公共设施公益服务也要收费,也就是说,这部分钱不是用于民生,虽然取之于民,但并不是用之于。

  那么他要用这部分钱干什么呢?我们如果对政府有所了解,当然就可找到原因,它收这些钱主要是花钱的地太多,铺开的场子太大,以至凭财政是入不敷出。这些年,各级地方政府一边是忙着发展经济,另一边也在不断的改善着自己的办公条件生活水平。发展经济,天经地义,于是为了搞好发展,它没能将机构精减下来,反而因为强化职能而使编制扩大,人员增加,活动量增强,这就要使其的开支增大2政府的行为不受约束,各个职能部门都在攀比着盖大楼,买豪车,又大吃大喝,到处旅游,这就需要很多的钱。钱从哪里来?许多项目预算是不为其买单的,于是只好打民间的主意,利用手中的职权收取各种费用,大肆捞取民脂民膏。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体制外制度外预算外收费与罚款一朝废除,再加上企业所得税等减收,那么财政立即陷入紧张,体制外制度外的行为与项目就进行不下去了。豪华型的办公大楼再也建不成了,吃吃喝喝再也没地报销了,公款旅游也因缺少经费而打住了,公车也要进行迫卖了,政府没钱给油补车补了,也没有金钱再去大搞形象工程往脸上贴金了,被掐断了财源,使得编制之外的临时工作人员,也得被辞退了,没有外水可捞,公务员可能要掀起大下岗的高潮,远走高飞喽。

  体制外制度外收费被取消会产生的危害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就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被严重削弱。比如陕西玉林那个将农民逼得跳了黄河的交警局,正式编制是员工6人,但另外它还有100多位协警,由于有了这编制外的一百多人,它的执法力能力就大大加强,各个路口都可配备充足的人员,谁想逃过收费都不容易。执法能力强化了,但这些编制外的人员不能从预算中得到工资,于是就能从制度外想办法,多收费、多处罚,以罚养兵、以兵加强收费和罚款的力量,机制就这样形成了。取消它的这个权力,或者是合法的罚没收入归于国库,有专职部门收取,职能部门自己无从获益,都是对它行使职权的积极性的严重打击。

  另一方面,因为制度外的财源被切掉,政府消费就要大大减少了,买车养车要受控制,这对轿车工业的发展构成了打击,没钱再支持出外学习考察,民航的入座率要明显下降,连带的对飞机制造、旅游、饭店,都会形成一定的打击。不能再吃吃喝喝,直接的后果就是饮食业要陷入萧条,在我国,政府可谓是饭店老板的上帝,在很多地区,一禁吃禁喝,那些高档饭店酒楼就要准备关门了。没有钱,很多基建和形象工程也不得不被一挤再挤,这对建筑业也造成实质的伤害。当然对政府采购也造成不利影响,政府消费将大幅缩水。总之,政府开支被迫大幅紧缩,内需因而遭到打击,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

  可见,制度外体制外收费的取消至少从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一个是弱化了政府职能,另一个就是减少了政府消费从而打击了内需,不利于再生产的扩大。

  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地方受到直接冲击,中央财政也无法躲过。企业税被削减,体制外收费被堵住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财政被砍下去了一大块,因此,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的分税模式就不得不修改,否则,一些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可能要关门了。这就使中央财政巨减,因此中央政府的财政支配能力就会被严重削弱。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央各部委的经费要被削减,在财政支出分配中,除了行政费用被压缩外,其它方面的支出也要相应减少,比如军费,对外援助的规模等等。而最显著的是,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支持少了,如很多不是非必须的大工程将被取消,必须的工程,其开支也将面临更严厉的审查,类如建高速公路的造价竟然比起德国还要高几倍的镜头是不能再出现了;对国企的补亏或是对其扩大再生产的同样越来越少,财政部门运用国民财富对外投资的力度也被严重削弱,不能再象前几年一样,可以不计较盈亏的大举购买国外股票国债,财政也不会再支持包括央企在内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决不会为它们的投资失败买单了,还有,为平衡贸易而有意到特定国家采购大宗商品的行为不得不取消,如此等等。

  政府取能被弱化,再不能象以前那样有劲头去组织各方力量去发展经济了,可支配的资金减少也使得政府消费缩减,为拉动内需做出的贡献也相应减少了,这些会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另类的伤害呢?

  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肯定的。不过,政府消费虽然下去了,但是此消彼长,民间的消费却是大增,这就为厂商投资提供了动力,有需求在,不用政府职能部门做太大的动员,老板们自动的就会扩大生产,保障供给了,民间需求的扩大当然也会抵消政府消费的缩小,所以,政府,你不要担心你的行政费用一旦减少,经济就会疲软。

  甚而对于财政似乎要因让利幅度过大而破产,也不必过虑,不要以为承受不了。一方面,历史的原因使中国的积累很厚,正如在前部分所述的那样,有海量的外汇储备以及公有资产在,拿过来就可以应付危机,另一方面,也如前部分所述,通过分配调整,可将从收益高的部门多调出来一些,弥补不足,除此,还应该预见到这种付出是要得到回报的,又会因为它的付出又必然得到新的收益,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税费的流失。

  如前所述,国人如果平均每人每天消费增加10元钱,就会产生4.6万亿的需要,相应就会使财政多得9千亿的税收,国人工资如果成倍增长,可想而知,这些原来的低消费者将会使国内的消费规模扩大多少。正如在上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一旦中国人工工资走上了上涨的快速道,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坐上了第二级火箭,增长将是惊人的。消费扩大必然引发国民产值相应增长,传导回来,就会使税收增长同样惊人,这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它此前因为主动让税让费而受到的损失。此外,个税肯定跟着工资上涨的速度而增加,还有,中国如果将低税当作一个长期国策的话(建议象美国那样,名义上不搞低税,以免别国效仿,但通过减免使得实际税率很低),那么非但激发本国投资者扩大投资,也会引来更多的投资者落户中国,即便它国也跟风中国进行减税,结果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大大强化,第一生产大国将名副其实。为何断定能有这样的结果呢?一是因为低收入者收入大增而带来的消费增长吸引各国厂商,显然,以中国市场为目的的投资者在中国就近生产最经济,二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建设,生产链条之完整,基础设施之完善远非一般发展中国家可以比拟的,如果中国在降税的同时,再对教育进行大改革,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首先之地。如果全世界的主要制造商都往中国跑,中国还用担心收到的税赋不够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吗?

 中国财富阶层划分 如何让中国的穷人阶层富起来
  从长期看,减税免费会使中国财政得到的收益更多,不过,正因为这种减免是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所以对政府而言准备精兵简政,勒起裤腰带过日子就是极为必要的。

  当然,如果政府不舍得做出自我牺牲的话,那么,国民收入的倍增就成了纸上谈兵,百姓即便是收入增加了,也是钞票上的符号发生了变化而已,购买力是不会真正提上来的,所有的困难依在,所有的风险依旧。回避问题的实质,应对危机只好本着锯箭疗伤的精神,去不停的堵、压、拖、掩,刚按下了这边的葫芦,再忙不跌的去对付那边飘起的瓢,现实的方案也就是将危机往后推一时是一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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