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山堰塞湖的排险牵动着亿万人心。在政府有效的组织和指挥下,解放军官兵夜以继日地奋战,爆破开挖导流槽,轰炸堵塞水流的巨石和漂浮物,终于使泄洪流量超过入湖流量,堰塞湖面水位下降,下游城市和民众免于一场后果难以想象的水灾。
唐家山排险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大力疏导的正确方针。如果不是疏导当头,而像传说中大禹的父亲鲧一样,加高加固堤坝,一味防堵,势必造成湖内水位的不断上升,溃堤的灭顶之灾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应该以疏导为上。
近期原油价格暴涨,但因下游的成品油价处于政府管制之下,炼油企业无法将原油成本的增加传导出去,出现了数以百亿人民币计的亏损,亏损额随着原油价格的上升而越来越大,形势如同一个巨大的堰塞湖。
面对亏损,企业理所当然地要减产,这不仅是对股东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诚如弗里德曼所言,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看到炼油厂的巨额亏损和沉重的财政补贴负担,人们当然要怀疑价格管制政策的可持续性,相应提高对解除管制的预期,也就是对未来成品油价上升的预期。在价格看涨的预期支配下,炼油厂、零售商和消费者理所当然地要抢购和囤积,令原本就存在的供需失衡进一步恶化。这也是为什么近几个月以来,油荒狼烟四起。在笔者所在的北京地区,卡车排起长龙,等候购买柴油;加油站纷纷“检修”、“装修”,预示着汽油供应短缺的即将来临。
今日成品油困境的起因看上去在外部,就像唐家山周边的溪流雨水对湖堤一样,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给炼油企业带来了日益增加的经营压力。然而堰塞湖堤的形成却是成品油价的行政管制,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内因。
在多变的环境中,自己不调整政策,而将家里的问题归咎于邻居,此法虽简便易行,却对家里的事情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可以指责国际投机商兴风作浪,借机炒作原油;也可以抱怨石油输出国蓄意限产,坐收渔利;或者怪罪美联储滥发货币,听任过剩的流动性推高油价。国际原油价格的确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但问题在于,我们既无法监管国际原油交易,也不可能决定他国的石油产量,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道义谴责或许可以作为现行政策的辩护词,却无法使原油便宜一分钱,也改变不了国内经济的风险随油价节节升高的现实。
实际上,就连国际油价的飙升也和国内因素有关。看涨油价的国际机构无不援引“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国、巴西)的高速经济增长,说明供给跟不上需求的步伐,油价的上涨乃必然结果。“金砖四国”中,对原油的需求又以我国为首,俄国和巴西自己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经济以低耗能的服务业见长,而我国经济的增长一直靠高耗能的制造业带动,原油年平均消耗量为印度的3倍。1996年我国原油基本还能自给,1997年开始进口,十年间,进口量年平均增长20%以上,2007年达1.5亿吨,占当年全国消费量的一半。石油的勘探与开采需要较长的时间,即便世界上的产油国全力配合,也很难满足如此高速增长的需求。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结论就非常清晰:在其他条件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国际油价就会在高位徘徊。中国需求是否真的推高了油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市场的参与者是否认同这个结论,只要他们相信油价和中国需求的联系,就会看着中国经济做多原油,油价当然也就居高不下。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也非常清晰,对于高油价引起的国内通胀,扛是扛不过去的,硬扛而不疏导,除了憋高堰塞湖的水位,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作用。
堰塞湖高水位的危险是冒顶溃堤。当原油每桶60美元时,内外价格不接轨,到100美元时仍无动作,油价现已冲上130美元,国际投资银行预测2008年的价格为150美元,2009年将到令人咋舌的200美元!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冒顶时才改变政策吗?须知国内外价差越大,解除价格管制的震荡越大,接轨的成本就越高,其道理和堰塞湖灾害的防治完全一样。如果迫于形势,最终不得不大幅提升成品油价,企业来不及调整,成本陡升,经营发生困难,而家庭开支的显著增加则有可能引起社会问题。
固守湖堤的政策带来另一个也是更为严重的后果,切断了上下游价格的传导,制造了能源廉价的假象,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伤害了国家的能源安全。长期人为压低能源价格,高耗能项目因此而大量上马,企业缺乏开发和应用节能技术的经济动力,经济的总体能源利用效率长期低下。
据经合组织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单位GDP能源消耗,我国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印度的1.5倍。2007年我国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为5300美元,日本为35000美元,美国为45000美元。如果不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要想使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接近今天的美国,所需要的能源就是今天美国消耗总量的30多倍!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原油、天然气和煤炭?国际能源价格将会涨到什么地步?那时又如何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
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维护国家的能源安全,我们必须提高全社会的能源稀缺意识,必须尽一切可能降低能耗,而节能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提高能源价格。解除成品油价格管制当然会使短期的通胀数字更难看,这就需要继续紧缩银根,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高油价的威胁下,周边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纷纷提高成品油价格,减少财政补贴,同时运用加息等货币政策工具,抵消由此而来的通胀压力。我们为什么不能考虑同样的政策呢?
除了成品油外,我国经济中还存在着不少其他的淤堵。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和电价的管制形成了日渐扩大的另一“悬湖”;粮价带动饲料价格上涨,牛奶价格的管制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而最为壮观的堰塞湖莫过于外汇储备。多年的贸易顺差使外汇洪水般地流入,但汇率管制的堤坝截断了宣泄的通道,于是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齐飞,而货币供应的增加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
堰塞湖要有泄洪渠,高压锅要有出气阀。市场经济中的均衡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失衡则是常态。失衡所产生的压力要有释放的渠道,否则失衡的不断积累就可能酿成大祸,价格机制正是这样一个天然的压力释放器、供需协调器和经济稳定器。以价格管制应对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变化,无异于加固堰塞湖坝,按住出气阀,假装一切正常,实则埋下日后决堤和炸锅的祸根。
我们什么时候能抛弃鲧的僵化,多一些禹的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