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简介:《整体管理》一书是作者多年来学习、辩论、思考、实践的结晶，也是作者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写完此书，作者自我感觉是终于想清楚，说清楚了，“夕死可矣”！
生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既是万幸，也是不幸。万幸的是，善于思考学习的个人可以无拘无束地选择生活方式，选择生活意义。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不得瞪大眼睛接触各种各样的观点、主张、学派、思潮，无穷无尽地阅读，无穷无尽地思考，无穷无尽地反省自身的实践，见不到尽头。作者相信，绝大多数人一旦真的面临这种选择，一定将无所适从。事实上，当今社会人心的混乱、浮躁、焦虑正是由此而来。
自由主义者似乎并不重视人心的不安，他们更重视物质成就，更重视程序正义。生活就是游戏，游戏必须有规则。至于有没有意义，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情。问题在于，当游戏和规则意识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时，当程序正义常常背离实质正义，当起点公平的规则常常与弱肉强食的正反馈机制结合在一起时，当物质成就激发起越来越强烈的攀比心理时，造成两极分化时，人们不可能满足于自由主义提供的社会解决方案。
《整体管理》既是对企业管理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社会运行机制的新探索，还是对人生意义的新探索。而这正是本书超出一般的企业管理类书籍之处。
第三篇 领导艺术与修养在探讨了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后，读者也许已经懂得在企业的什么层次、什么领域可以靠制度来协调，以及如何设置制度；在什么层次、什么领域需要靠文化来协调。但是，到底怎样靠企业文化来协调复杂的中上层业务呢？这就涉及到领导艺术问题。
概括地说，领导艺术是将个人的远见卓识化为团队的远见卓识及日常行动的艺术，也是识人、用人、裁人、激励人、约束人、开发人、教育人、培养人的艺术，还是个人认识逐渐深化、心胸逐渐开阔、人际关系逐渐和谐、人生逐渐圆满的艺术，更是团队成长、融洽、成熟的艺术，是团队成员的民主能力逐渐增长，团队民主性逐渐增强的艺术。领导艺术达到极致后，由无数人组成的企业就会显得高度协调，每个人的缺点都会逐渐改正，而优点却可以不断增加。领导人指挥企业可以如臂使指，运用自如。在没有新的战略部署时，企业可以自动高效运行，持续壮大，利润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在有新的部署时，企业既能迅速分离出部分资金、技术和干部力量，组建新的企业；亦可以随时加速、减速、转向运行。当领导人交替时，逐级都能产生合格的接班人，使企业基业长青。关键性的市场、技术、生产信息和建议可以及时传递到领导人那里，得到有效的处理。
显然，这样的领导艺术只对那些具有战略远见的领导有价值，只对那些真正关心企业或组织成长发展的领导人有价值。当然，对希望成为此类领导人的读者也有价值。对那些玩弄权术、拍马奉迎、只关心个人“前途”的领导人，或者只想个人赚钱发财、过把瘾就死的读者，学习投机术更有价值，学习领导艺术却是得不偿失。
第一章 争议领导艺术第一节 领导艺术会不会通向奴役之路？谈到领导艺术，很容易让习惯了自由主义思维的人起疑，而自由主义思维已经深深地扎根多数人的头脑。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这样的领导艺术是不民主、不平等的，体现了专制政治的一贯思维。别说企业的领导，就是国家的领导也没有资格教育人、培养人。人们进企业工作，不是为了被教育、被培养、被改变的，而是与企业签订了一项工作契约。员工按契约工作，企业老板也按契约发薪水，双方是平等的、民主的、自愿的。如果老板可以按照自身的“领导艺术”，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来任用、选拔或解雇员工，而不是按照明确的契约或规则来选拔或解雇员工，那么，老板和员工之间就不再是平等的、自愿的契约关系。员工就会不得不去猜测老板的意图，迎合老板的喜好，最终成为老板的奴隶。表扬和批评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老板可以靠表扬和批评来塑造一个员工，教育、培养一个员工，来改变员工的价值观，那么这位老板就扮演了一个上帝的角色，而员工则在思想上进入被奴役状态。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很有来历的，也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企业，自由主义者能否找出一个有完整、明确、详尽无遗的雇用契约，可以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全部问题？事实上，一个严格的自由主义者既不能创办企业，也不能加入企业。因为企业中必然存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关系必然难以用明确详尽的行为契约加以确定，必然存在上级对下级的支配权，必然是那些懂得领导艺术的上级更能调动下级的积极性，而下级也必然愿意在一个能够教育培养自己的领导下工作——因为没有哪个下级受过如此严格的自由主义思维训练。自由主义者其实并不懂得，严格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要政府，也不要企业，甚至不要家庭，不要一切、哪怕并非永久的“垄断性人际关系”，即不要任何组织。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生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中，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就有这种自由主义思维。他们进入企业后特别善于挑毛病，特别善于讥讽领导，特别警惕企业文化。企业领导人遇到这种大学生，经常不知所措，经常言不由衷地表扬这类大学生文化水平高，肯动脑子，有勇气。殊不知，这只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在作怪而已。他们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稍不顺心，就发牢骚，就跳槽。一旦放到班组长岗位上，一准把班组生产搞坏。对于这些人，实际上应该指出他们思维习惯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认识自己的问题，一味地起破坏作用，那只能劝他们早日成为自由职业者。
既如此，自由主义对领导艺术的批评是否还有价值呢？有。如果一个居心不良的领导运用领导艺术，那么部下就可能会被当枪使，就真可能成了奴隶了。所以，中国古人从来强调，兵法不授无德之人。同样，领导艺术也要求领导者居心善良，是真正为了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也为了员工自身的长远利益。其次，自由主义者将领导艺术与专制政治联系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认为，人性善，或人性可善。因此，专制政治有两种类型，王道与霸道。而西方假设人性恶，所以，一旦专制，就一定是恶的专制。其实，善意专制，即王道，也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出路，甚至是一种更好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成长良好的组织，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常常都实行的是善意专制。对于海尔来说，尽管有董事会、监事会，还有党委会、工会，但谁都知道，真正的权力集中在张瑞敏手中。对于孩子来说，出生就是一件最专制的事。一个生命降生，一段人生展开，但父母却根本不和这未来命运的主人商量，这岂不是专制？只要父母为孩子好，即善意专制，孩子就可以顺利成长，逐渐成为主人。如果父母生下孩子是为了出售赚钱，即恶的专制，那孩子的命运就糟糕透了。到医院求医，医生开的药方事关你的生命和钱包，可是，医生开什么药、动什么刀，你都没有太多商量余地。遇到一个好医生，善意专制的，病人就有福了。遇到一个见钱眼开的医生，恶意专制的，病人就倒霉了。可见，生活中充满了善意专制，需要善意专制。但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上却排斥任何专制，包括善意专制，这只能使社会处于无组织或低组织水平状态，与企业成长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第三，懂得领导艺术与善意专制的关系，我们才会谨慎运用领导艺术。在涉及员工自身长远利益的问题上，部下或员工是非常敏感的。要想使领导艺术真正发挥作用，领导者必须真诚地考虑员工的长远利益，而不能把领导艺术当作耍弄员工的艺术。真诚度有多高，领导艺术就会多有效。否则，很容易形成领导与部下间的虚伪风气，落入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窠臼中去。如果做不到最起码的真诚，那就不要运用领导艺术，还是直来直去谈判的好，还是依靠规章制度好。
懂得领导艺术与善意专制的关系，还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优柔寡断的问题。追求自由、民主固然在反对恶的专制上有重大意义，但是，当自由、民主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思维习惯和心态，不但下级不习惯被领导，上级也不习惯领导别人。体现在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就表现为会议又多又长，在意义不大的细节问题上绕来绕去，没完没了。而领导者则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不敢打断那些无意义的讨论，更不敢承担责任，工作效率低下。如果你确信自己是对企业负责的，至少对企业成长发展而言是绝对善意的（因为企业是私有的，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重合度较高），那么该拍板就拍板，拍错了，吸取教训再前进。我经常告诉学生，怎样才能成长？固然要多读书，使自己的思路开阔起来；还要多实践，使自己的头脑真正地复杂起来。而实践就会犯错误。不要怕犯错误。要学会先武断，再果断。只有在“断”中，一切问题才能真正暴露出来，认识才能深化，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水平才能提高。多谋，多讨论，接近民主；敢断，甚至敢武断，接近专制。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其实都不可缺少。
事实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企业经营，无数正确决策都是靠善意专制做出的。科学只能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不能告诉我们“事实应该是什么”。后者涉及到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只意味着善意专制。医学研究只能说，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医学不能说，人不应该吸烟。为什么不能吸烟？暂时牺牲健康，换取头脑清醒有何不可？为什么不能过把瘾就死？为什么不能跟着感觉走？为什么一定要尊重长辈？为什么一定要异性恋？这一切背后都隐含着价值判断。在高扬个性的自由主义旗帜下，每个人的答案都可以不一样。经营企业的选择更复杂。为什么一定要将沃尔玛的旗帜插遍美国？为什么不能进一步稀释股权，激流勇退？为什么不能合法地将小股民的钱洗劫一空，扬长而去？为什么不能及时享乐，却要艰苦奋斗？在漫长的企业经营中，这一切问题都将反复出现，反复拷问领导者，考验领导者的真正意志、品质和道义。企业无数，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企业领导人却是少数，乃至极少数。正是这极少数人创造了绝大多数人艳羡不已的企业奇迹。至少在以企业成长利益为重的意义上，这极少数人的决策方式都可以称得上善意专制。
一旦明确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追问：企业决策能不能科学化？能不能不拍脑袋？
回答只能是，正确的企业决策一定是拍脑袋。问题在于拍的是人脑袋，还是猪脑袋。李嘉诚拍脑袋，十有八九拍对了。黄嘉诚拍脑袋，十有八九拍错了。脑袋里是什么？李嘉诚的脑袋里是知识、智慧、勇气、意志、道义，脑袋里是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脑袋里是基于上述内容的直觉和灵感。李嘉诚的脑袋能不能被计算机数学模型所替代？取代不了。企业经营决策涉及到的变量无数，变量的关系极其复杂，这就使建立数学模型的意图成为空想。更进一步，每一个变量都在随时变化，即使万一可以建立数学模型，也无法采集到足够准确的、及时的数据。
佐证：明茨伯格眼里的西方企业战略决策特征[1]
亨利·明茨伯格在西方企业管理学界独具一格，享有盛誉。1994年，他出版了《战略计划的兴衰》一书，严厉批评了他的同行们的“科学决策”幻觉，指出战略制定具有下列特征：
●由综合而产生。
●非正式的、具有幻想色彩，而不是程序化的、有固定形式的。
●依赖于发散思维、直觉和潜意识的运用。这样才能带来创造力的爆发，形成新发现。
●不循规蹈矩，而是出其不意，特别强调直觉。完全颠覆稳定的模式。
●把管理者看作是适应变化的信息操作者和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孑然离群的指挥者。●必须在具有不连续变化特征的不稳定时间里运用。
●战略制定采用广泛的视角，因而具有幻想色彩，需要众多既能进行尝试又能完成整合的成员参与。
也就是说，西方企业的战略决策同样是靠拍脑袋，拍优秀企业家的脑袋，属善意专制型的决策。当然，越优秀的脑袋越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情报收集，离不开集思广益，离不开头脑风暴。但是，这一切都是需要一个李嘉诚或沃顿式的头脑来综合，才能“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问题的原因，形成大体正确的决策和实施决策的坚强决心。换一个脑袋，如黄嘉诚、张嘉诚的脑袋，情况越多，问题越复杂，反而越瞻前顾后，左摇右摆，无所适从。
每一个决策都需要有代价，都有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使无数的参与者做了无用功。社会生活正是由这无数个正确或错误的决策形成的，绝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这个人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那个人的决策下。不是生活在政治家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股票庄家的决策下。不是生活在父母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医生的决策下。严格按照自由主义的怀疑论眼光，所有这些决策都可能是错误的。最好，我们能够将生活的决策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自己当医生，自己当庄家，自己当企业家，自己当政治家，自己当自己的父母。但是，切记，在掌握这一切决策权时，不能影响他人，否则，他人又将生活在你的决策下，你又成了他人的专制者。
由此可见，决策意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改变社会，改变历史。无论是否正确，决策都将在客观上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世界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期望各层次的决策者最大限度地善意，最大限度地智慧，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期待善意专制。当这样的人能广泛出现在企业的各层次，国家的各层次，学术研究的各领域各层次时，社会才能真正生机勃勃，团结和谐。
谈到善意专制时，人们可能会怀疑，民主怎样发挥作用？其实，只有善意专制，才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作用。善意，而不是恶意，追求的是企业或组织的整体、长远利益，就一定需要，也一定能够集思广益；就一定需要，也一定能够集众人的智慧和专长。否则，就是善意不充分。所以，善意专制不但不排斥集体智慧，反而真正能发挥民主的多谋功能，又能去民主的寡断之弊。如果缺乏善意专制的整合，民主不是成为少数人的暴政，就是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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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明茨伯格：《战略计划的兴衰》，转引自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邱琼等译，第131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