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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刘备为报二位义弟被杀之仇，不顾丞相诸葛亮的反对，愤而伐吴。一次关兴、张苞立了大功，刘备便叹曰：“昔日从朕诸将，皆老迈无用矣；复有二侄如此英雄，朕何虑孙权乎！”结果让老将黄忠听到，心生不快。虽然刘备只是想褒奖关兴张苞，并无贬损老将之意，但听者有意；这些话刺痛了黄忠的心。结果，次日为求全胜，黄忠孤军深入，不幸中箭，最终战死沙场。此时，刘备悔之晚矣；只有哀叹“伤人之语，如水覆地，难以挽回”。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前人才讲“才舒放即当收敛，才言语便思简默”。
而今天我也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在谈话的过程中，他的态度另我反省，才明白是当初自己一句无心的话伤害了他，伤了他的心。所以今天他才会给我带有如此报复情绪的言行，无怪于人，怪也只能怪自己不谙世道，不谙人心。 “言多必失，语多伤人”。难怪先人告诫，“多言为涉世第一病”；“少言语以当贵，多著述以当富，载清名以当车，咀英华以当肉”。人应该学会如何说话，如何待人，至少懂得“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善默即是能语，用晦即是处明，混俗即是藏身，安心即是适境”。因为 “面谀之词，有识者未必悦心；背后之议，受憾者常若刻骨。”至于眼前些许恩怨何必耿耿于怀，任它去吧，不过如此，一笑了之。 这也告诫世人，“甘人之语，多不论其是非；激人之语，多不顾其利害”。因此要谨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多门之室生风，多言之人生祸”，所以要三思而后行，同样要三思而后言。正所谓，“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明晰世人心理，一切都是有其缘由的，有其道理的。话是开心钥匙，更加是一把结仇的锁。一句话可以使人笑，使人跳，也可以使人生，使人死。伤人莫过于伤心，正如打人莫过于打脸；无意中一句话可能将友人变成了仇敌，自己还未察觉，可人家早已记恨在心。尤如思维的“病毒”侵入大脑，侵蚀思想一般。古语早就有言，“称人以颜子，无不悦者，忘其贫贱而夭；指人以盗蹠，无不怒者，忘其富贵而寿”。历史上有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后来者居上”。《史记·汲郑列传》上记载，“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一次当朝议政，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多为老百姓办好事。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陛下内心里那么贪婪多欲，表面上却要装得实行仁政，这是何苦呢？”一句话把汉武帝噎的脸色大变，宣布罢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言六月寒。”从此以后，汲黯的官职再也没有提升。而比他官小的多的公孙弘、张汤却一个劲儿住上升。后来，公孙弘当上了丞相，张汤做上了御史大夫，可汲黯还在原职。一天，汲黯对武帝抱怨说，陛下使用群臣，跟码劈柴一样，是“后来者居上”啊！汉武帝听后，对大臣们说：“人真是不能不学习啊！你们听汲黯说话，越来越离谱了！”
这个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好马在腿，好人在嘴”、“有一言而伤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终身之福者，切须检点”；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如果大家工作能力都一样，当然谁都愿意接受一个很会说话的人，而不会接受一个像汲黯那样倨固的人。这是人之常情，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所以，“凡一事而关人终身，纵确见实闻，不可着口；凡一语而伤我长厚，虽闲谈酒谑，慎勿形言”。不仅为人处事如此，同样，执国理政亦是同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误国”，因为“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中山国的故事就是一个“因言丧邦”的最佳案例。 战国时代有个名叫中山的小国。有一次，中山的国君设宴款待国内的名士。当时正巧羊肉羹不够了，无法让在场的人全都喝到。有一个没有喝到羊肉羹的人叫司马子期，此人因此怀恨在心，跑到楚国劝楚王攻打中山国。楚国是个强国，攻打中山易如反掌。结果中山国被攻破，中山国国王不得不逃住国外。他逃走时发现有两个人手拿武器紧紧的跟随他，便问二人：“你们来干什么？”两个人回答：“从前有一个人曾因获得您赐予的一壶食物而免于饿死，我们就是他的儿子。父亲临死前嘱咐，中山有任何事变，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死报效国王。”中山国君听后，感叹地说：“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而失国矣，以一壶餐得士二人。”如果中山王能对司马子斯说上一句表示安慰的话语，结果也许不会如此。 “言语知节则愆尤少”，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所以“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事实上，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东西，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来表达的，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所以，心里可以天马行空的想，但是嘴里却不能肆无忌惮的说。更何况，“谈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厌名利之谈者，未必尽忘名利之情”。因此，“遇嘿嘿不语之士，切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徒，应须防口”。 说话也是一门学问，一种技能，更是一项艺术，一门功夫。会说话的人不一定是那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他们总是在恰当的地方，在恰当的时候，针对恰当的人讲出恰当的话语，那怕只是一两个字，甚至是无声的交流。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大吵大嚷，但结果却是好的而非恶的。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因为对象不同，比如那对君臣唐王李世民与贤臣魏征。李世民给了魏征很高的评价，认为魏征“素有胆识，每犯颜进谏，虽逢王盛怒，神色有移，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前代诤臣，一人而已。”而在那个年代，魏征其实也是冒着“天下之大不违”风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臣欲进谏，辄惧死亡之祸，与赴鼎镬，蹈白刃何异哉？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乃是极难。”他们的历史已成为佳话，象“贞观之治”那样为人们颂扬。因为人们相信，如果没有魏征进谏，也许就不会有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如果没有李世民的纳谏，也不一定会有唐朝盛世。由此看来，说话不仅仅是学问、艺术或是功夫，也应该算是一种生产力。正象是先人所言，“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只字必惜，贵之根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片言必谨，福之基也；微命必护，寿之本也”。 然而，可惜的是，如此的景象并不多见，所以这才更加的为人们珍惜与传颂。与此“千古流芳”相伴相生的则是更多的“贻臭万年”。尽管当时听来是如蜜甘甜，可事后会发现其实是鸠毒。为什么忠言会逆耳？是什么导致了思维的“短路”，或是脑细胞的不良化学反应，要么是思维电波的冲突。为什么事实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却让大脑这个“首领”如此不安，以至于做出完全错误的决定也在所不惜？是个人修养不够，还是思想境界不够？自古忠臣多死于此。 言语，其实质是一个人的内心思想的表示与反映。如果一个人具有高尚的思想，具有宽广的胸怀，其言语也必然是豁然的、通达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如果思想龌龊、心胸狭隘，其言语也必然是干涩的、刻薄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宁愿和“君子”打顿架，也不和“小人”说句话了。因为“喜时说尽知心，到失欢须防发泄；恼时说尽伤心，恐再好自觉羞惭。”所以一个人应该在其心里多存谢意，多出赞言，平淡坦然，物我两忘。这样就不会“施绝然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