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大商人》前言）
一、我的追寻之旅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古老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19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后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里开始允许民间办厂。[1] “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 ”，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他们在历史中的应有的位置，因此萌生出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试图找回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接近150年，就是从1895年算起，也有110多年了。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
“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据说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因为他在经营中有这样几个特征，“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和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在当今的中国，如何迅速聚集財富，从体制內寻求创业资源尤显关键。”万科集团董事長王石的回答一语破的。他在探访了杭州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之后，对胡氏一百二十年前提出的“戒欺”、“客户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等经营理念，对其信用和商德都表示肯定和佩服，并认为胡氏最后虽败犹荣，但这位当代企业界的领军人物清楚地指出，胡氏毕竟没有投资新式企业，并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简单地说，他们不过是旧式商人。这个根也不在洋务运动后期崛起、曾在晚清中国盛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从张謇到卢作孚已经是两代人，从1895年到1952年，横跨近六十年的时光，前后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大刀阔斧，殚精竭虑，立志求新，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珍视的传统？积累了哪些不能忽略的经验？即便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今天的人提供很好的参照。还有他们个人和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他们的“实业救国”抱负和时代的关系，我试图找到这些答案。
我的追寻之旅始于2005年春天，当时，我的《主角与配角——中国近代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即将完稿，我把目光最初转移到了包括“实业救国”群体在内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当时，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一片模糊，他们身上几乎都打上了形形色色的阶级烙印、政治标记，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国人对他们始终产生不出足够的敬意，相反，有的是鄙视和忽视。从那个春天起，我把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埋进了原本不熟悉、不够关注的史料之中。读了将近两年的史料，我眼前的近代企业家群像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许多人的面容在我心中活了起来，他们的形象和我少年时代以来被动建立的图谱大相径庭。
同时，我深刻地感到仅仅阅读史料还是不够的，我要走出去，到大江南北亲眼看一看，企业家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真实痕迹。从2007年2月到2008年1月，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无锡，主要是寻找荣氏兄弟当年在故乡留下的遗迹，在水西关、荣巷、梅园……我看到了曾经的繁华，曾经的追求，四台石磨开创的惊世事业，我相信至今仍能打动许多做着类似创业梦的人。在长江北岸的南通，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有张謇才有近代南通，大生集团的辉煌和南通文化的根基，靠了一个人，一个办厂的状元郎而奠定，张謇已和南通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他被称为“张南通”完全名副其实。尽管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张謇在南通留下的遗迹最多，也保存得最好，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旧建筑被无情地毁弃了。因为第一次来去匆匆，我又第二次去了南通，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产生了为张謇写一本书的念头。
从武汉到成都再到重庆，然后从涪陵经万州，乘船下宜昌，我寻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遗迹。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新民生大楼出发，我到了卢作孚的家乡合川，到了他苦心建设的北碚，从“温泉公园”到“作孚园”，我努力体会卢氏当年的雄心万丈和内心苦衷。在宜昌的长江码头，除了对岸的青山依旧，我没有找到宜昌大撤退时的任何痕迹，好在市区还有几个旧时民生分公司的仓库，以及留下过卢氏背影的旧时报关行那条台阶。
对范旭东和“永久黄”事业遗迹的寻访，我从遥远的川西五通桥开始，在岷江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刻有“新塘沽”三个大字的那块石头，还有许多当年建筑的车间，那些高大的石头房子，以及厂门前当年的人工湖。抗战烽火中，永利碱厂曾迁到那里。我的第二站是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卸甲甸，现在叫大厂区，范旭东在那里创办了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型企业——永利錏厂。直到2007年12月中旬，我才北上天津，看到了久大精盐公司驻津办事处的那幢西式大楼，李烛尘当年的几个住处。在塘沽的永利碱厂，厂区里的老建筑只剩下一个“科学厅”，昔日的“东亚第一高楼” 已消失于唐山大地震时。厂区外的“黄海化学工业社”旧址还在，现在做了厂史陈列室。现在叫做“天津碱厂”的这个厂区很快也将被放弃，搬到一个耗资几百亿的新厂区，当然这一切都已和范旭东他们无关。
最后，我去了与我最近的上海，寻找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等人在上海滩留下的痕迹。我的寻访之旅还未结束，在陕西宝鸡，荣家企业中被林语堂盛赞为“战时之花”的“窑洞工厂”，有机会我也很想去看看，到底还保存了一些什么没有。
二、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大致上有五个不同类型，也就是五个来源：
一是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这一类型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第一代绅商型企业家可以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苏州人陆润庠，以及北方的周学熙，南方的孙家鼐、孙多森父子和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人。
二是商人型，以荣家兄弟为代表，他们从开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这个类型，“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粹芳也和荣家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
三是买办型，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可以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以后，他们投资办企业，已完成买办身份的转换。“买办”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并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政治符咒。这一类型早期的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及徐润、徐叔平父子等人。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是无从购买的。”[2]
第四个类型就是回母土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
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金融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中许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资本家。
在他们之前，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建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
通商银行，以及汉冶萍煤铁企业，本质上都还是官办企业，所谓“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仍是官有。世人都说盛宣怀是官商，但他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他手创并长期主持经营多家大型企业，在企业史上的贡献不容忽略，而就他的身份而言，官的身份仍大于商，他的个人资本主要也是投资到土地、房产、当铺等安全的传统行业，而不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工业企业当中。
因此，他所经手的那些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意味着中国向传统农业社会格局的告别。说到底，这些企业在他们眼里仍不过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还是为维护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集权体制之“体”。换句话说，作为“自强论者”，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清政府具备更大的经济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3]
新式企业对于中国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商办更是起步艰难，19世纪60年代最早要求办企
业的是上海的买办和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商人，他们要办航运和纺织业，还拟定了招股、创办、经营管理的章程，向清政府呈递说贴，请求准予创设，遭到拒绝。直到1870年以后在上海、汉口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才有了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据统计，1895年以前，从1872—1894年的22年间，中国创办的企业累计不过72 家，其中商办的虽然有53家，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只有19 家，但在2千万两总投资额中商办的只占到22.4%，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可同时日而语。与此同时，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额实际上高于所有中国企业的资本，如果把他们也计算在内，民营企业所占份额不过是可怜的11%而已。
等到张謇办厂以后，情况才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他与盛宣怀等人不同，盛一生主要还是追求当官，办企业仅仅是当官的一个阶梯，诚如美国汉学家费维恺教授指出的，盛是一个官僚，特别是1896年以后更是朝廷中经常参与财政事务的官员，“单纯地做一个工业巨头，即使达到了控制着数千万两资产的程度，在中国的社会中也不会给他一个与高级官员相等的地位。”因此，对他来说，即便从新式工商企业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然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4]
但是，假如没有盛宣怀迈出的这一步，我们很难设想在他后面的张謇等人能走得更远，所以这一步尽管只是在传统格局中打转，意义仍是非同小可，放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作为仍具有开拓性。毕竟在中国办企业的风气未开，1912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资本总额不足5500万元，而钱庄、典当业的资本达到了1亿6500万元，相当于三倍以上。[5]
从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1895年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国内资本投资办的企业在1万元以上的一共549家，其中商办的463家，占到投资总额的76.3%，与前一阶段相比，和官办的份额正好倒了过来，民营企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虽然，在这549家企业中，资本在100万以上只有17家，大部分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它们预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企业黄金时代的到来。
三、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
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的起步，离不开当时具体的外部环境，国际的和国内的因素。就国内来说，就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即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这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从国际来说，西方世界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咄咄逼人的经济压力，他们不仅要把本国的产品倾销到中国市场，而且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一切特权，包括治外法权等居高临下的优势，在中国大办企业，就地消化，而中国当时民贫财穷，处于绝对的竞争劣势。中国人从一开始投身办企业，就注定不光是赚钱发财这么简单，而是有着迫在眉睫的救国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企业家带来空前的机会，张謇、荣家兄弟的企业高潮都在这时，许多人的创业起点也在这时。从1904到1909年，中国平均每年有50家工厂注册，而1914到1919年间，每年注册的工厂达到90家。
另有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未达到过1/5，据估计，1920年只有4.9%，到1936年才达到10.8%，1949年也只有17%，中国尚没有从农业社会全面进入工商业社会。[6]
外在制度环境永远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创造的前提，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民间办企业的政策。1903年起，清政府成立商部，制定商律，开办实业学堂，设立劝工陈列所，举办劝业展览会等。截止到1907年，光是奖励工艺的章程就颁布了五种，投资办企业，可以按投资额得到顶戴花翎。我们可以看一下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
集股20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仿宝星式样特赐双龙金牌，子孙三代可以世袭四等顾问官。
集股8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
集股6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顶戴。
集股4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三等顾问官，加三品顶戴。
集股1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议员，加五品衔。
集股2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
另外的奖励还包括子爵、男爵这样的爵位。当然，正如《东方杂志》1905年第一期一篇文章指出的，中国并不需要这些荣爵虚衔，而需要政府真正有效的保护措施。
《奖励公司章程》最后一条说，向来官场中出资经商的不乏其人，只是碍于旧习惯，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托他人代为经理，官商之间多有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希望能尽快破除成见，官、商合力倡导，才能广开风气。
在清政府允许和鼓励下，各地商会纷纷成立。以商人为重要成员的立宪派团体诞生于1906年，在三波国会请愿运动中，他们曾发挥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中，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立宪派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上海独立时，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人都有功劳，比穆藕初大2岁的哥哥穆湘瑶出身于武举人，曾参与攻打江南制造总局。从晚清进入民国，商会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对公共事务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力。
民国之初，《中华实业丛报》、《劝业日报》、《实业公报》和《中华实业界》，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纷纷创办这类实业报刊，译介了许多关于工业、农业、金融、商业理论的文章。民国初年，大生集团掌舵人张謇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出任实业总长、农商总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包括《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注册规则》等。
布衣出身的荣家兄弟在商言商，但自1912年以来，不断就工商业的重大问题公开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建议曾得到政府的重视。
1928年，棉纱大王穆藕初在企业失败之后，受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次长，经手制定了四十多个法律、法规，都是保护并有利于民营企业成长的。
这就是张謇到卢作孚这些企业家创业的外部环境，我们不能将他们从这块土地中拔出来，孤立地看待，每个人物的崛起一定都有时代的原因，没有这个背景，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们自身的素质、他们的追求不重要，这些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内在动力，使他们最终站到了时代的前面，而不是被时代的浪头卷走。
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近代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共同面临的最大难题首当其冲的是什么？一般都说这个威胁来自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竞争。这里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一点，对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事实上，最大、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我们平常说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五个方面，包括外国的竞争、政府的软弱、资本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动力的缺乏。[7]这几点，我大致上同意，可以概括1927年以前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情况，当时，包括张謇、穆藕初等企业家在内都感叹政府的软弱无力，没能给企业提供有力帮助。民国时代风气渐开，“公司法”也有了，许多企业为什么还要选择租界或租界附近？甚至连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几个大银行的真正首脑部门，抗战前也一直都在上海，而不是南京。缪云台感叹租界力量之大，其中奥秘不难琢磨。 [8]
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简单，一般是把各银行、各厂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关上门“讲斤头”，不满足他们的胃口，就不让出来。但是，如果你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到了国民党时代就不行了。蒋介石控制长三角不久，荣宗敬不愿全额接受摊派的库券，就横遭通缉，无锡家产被封。
自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力量，处于绝对强势，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和永利公司，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都处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多次面临被吃掉的危险。这些企业家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是常常是要挟。
1944年，眼看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刘国钧的大成公司与美国签定价值270万美金的定货合同，他自己只有100多万，美方同意交货后三年内付清，但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宋子文提出的担保条件是，中国银行要投资大成，把大成变成官商合办企业。他担心被吃掉，婉言谢绝。新机器定单也就成了水月镜花。本书在叙述每个个案时将提供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一点。1943年，卢作孚写有过《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他孙女卢晓蓉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1999年出版的《卢作父孚文集》收入此文时，有一句话被删，大意是：“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我相信，“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和豪门资本对民生公司一而再的觊觎有很深关系。
凭着企业家们坚定的个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充分利用官僚资本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角逐，他们的企业才有了一个脆弱的空间，侥幸一次次逃过劫难，幸存下来。
制度变迁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根本原因，左右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死亡，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抗力。制度是刚性的，与此相比，其他的障碍都微不足道，因为那些障碍总有办法可以克服，可以超越。因此，企业的发展有赖于环境的不断改善，特别是制度的保证。企业家虽然在商言商，却不能不关心国家命运，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许多工商业团体为此做过长期努力，从张謇到穆藕初始终都热切地关怀时局。
1944年12月26日，中华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等五个工业团体联合发表时局声明，提出10项政治主张，包括组织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等，在山城重庆引起震动。
抗战八年，西迁企业历尽艰辛，胜利之时，大后方的各民营企业却遭遇停工减产的危机，陷入了困境。1945年9月12日，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时局的严正宣言》，提出“立即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以舒解工商业八年来的痛苦，并使民间企业得以自由发展”等9条主张。10月4 日，胡厥文、胡西园、李烛尘等代表企业界向国民政府提出挽救工业危机、工业建国计划。10月31日，中华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和重庆工业协会分会通过《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106位厂长、经理在上清寺集会，前往行政院请愿，公推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亚浦耳电灯泡厂总经理胡西园、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为代表。宋子文答复：“你们来个三吓头，吓不住我。”“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你们对我讲，真是对牛弹琴。”把他们推到经济部长翁文灏那里去。当时的重庆英文报纸《自由西报》报道这次企业界请愿时，加了一个按语：“以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而被资本家所包围，一个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行政院长为群众所窘，弄得被迫屈服，这真是一桩世界新闻。”
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等企业界代表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困难，要求贷款，并提出9条解决工业危机的建议。这些请愿最终未得到有效的结果，令企业界深为失望，成为许多人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原因。
四、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
张謇说：“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是大生成功之不二法门。”[9]
荣德生在73岁时说过一番话：
“回想四十五年前，筚路蓝缕，创业伊始，由小做大，以至今日，自思亦甚可笑。有此成就，殊出意外，深愧既非实学，又无财力，事业但凭诚心，稳步前进，虽屡遭困厄艰难，均想尽方法应付，终告化险为夷。”
荣氏兄弟既无显赫家世，又无科举功名，更无雄厚资本，先天条件并无优势，外在的环境因素则和同时代人一致。他总结自己创业成功的经验也概括为勤、俭二字，他喜欢说“勤劳耐苦”，1919年他亲自给无锡公益工商中学题写了“和平耐劳”的校训。我觉得，还应该加上识、能、德几个字，如果没有过人的见识，没有相当的管理能力，没有对兴学等公益事业的热诚，很难想象他们能成为那个时代享有盛誉的企业巨子。我很赞同有人已指出的“天道酬德”这个说法，成功背后一定有相通的因素，包括天道酬勤，天道酬俭，天道酬德。如果反之，那么一定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荣氏兄弟和刘鸿生既是企业家，也是资本家，他们拥有巨额的个人财富，在自己创办的大多数企业中控股。但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包括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自身都不是资本家，没有什么资本，但他们也都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他们和自己的企业血脉相连，企业和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体，他们是企业的灵魂、核心，是企业的精神领袖，甚至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他们给企业提供的是头脑，是动力。
何谓企业家？从张謇到卢作孚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我们可以给企业家这个特定角色一个清晰的定位，企业家与资本家不同，企业家与富人、有钱人不同。1946年，享有“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称誉的荣德生在上海被绑票，绑匪开价勒索百万美金，他说自己是事业家，而不是资本家，因为自己的钱全投资在事业上面，而资本家可以将钱放在家里。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绑匪把价码降到了50万美金，他也没有打算给，他立下的四条遗嘱中有一条，如果拿出这笔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所以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这就是企业家与资本家的不同，关键时刻看得最重的还是事业。企业家这个概念本身有着特定的内涵，我个人觉得，至少可以包括四个特征：
一是经济创造力，就是敢于挑战风险、勇于掌握新事业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缺少类似的冒险、开拓、创新等因素。
二是核心价值观，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民生救国、棉铁救国等理念曾风行中国，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他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选择了机械系，1918年毕业后他抱定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企业的凝聚力往往建立在企业家引导的核心价值之上，而并非完全依赖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
三是社会责任感，不以赢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
“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宜昌大撤退中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四是管理制度化：现代企业不是旧式作坊，不是手工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从生产到经营，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一切无从谈起。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就手订《厂约》和一系列章程，早期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穆藕初率先引入美国最新的科学管理法，并使之本土化。各企业先后引入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的薄记制度，包括会计成本核算制度。他们相信专家的作用，对新机器、新技术、新人才有了相当的认识，以工程师制代替了最初的工头制。尽管他们的企业管理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抗战之前，荣家企业、刘鸿生的一系列企业、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久黄”团体等，都已经往制度化轨道上走去。
这四条缺一不可，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件，共同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荣德生在他哥哥荣宗敬60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