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克强总理上任伊始，就公开表示，本届政府要减少三分之一审批项目。目前各部委有1700项行政审批权、200项得到授权的审批权，总计有1900项左右的审批权，“三分之一”就是600多项。据报道，目前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编办”）已经清理出涉及多个部门的600多项审批权，正在与部委密集沟通，以便按时完成总理定下的目标。 然而，从媒体报道所透露的情况来看，中编办的这项工作难度极大，首先要清理出详细的审批事项清单，落实到每个部委，然后再与部委讨价还价，哪些审批权要撤？撤几项？什么时间撤？据说，部委反对声音不小，尤其是被调整或减少审批权的具体部门不满意、不愿意。 部委有反对意见，这很正常，因为削减审批权对于相关部门来说，是真正的“伤筋动骨”。近年来，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呼声不断，两会期间，国务院也推出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并将重点放在政府职能调整上，其核心就是四个字：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言简意赅，含金量极高，中国30多年的改革始终围绕的就是这个主题，从最初“放权让利”，放开市场开始，到后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的每一步前行都是一定程度的政府“简政放权”。甚至可以说，衡量特定时期改革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只需要一个指标，那就是政府的机构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权力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近10年中屡被舆论诟病的“国进民退”，其具体表现就是政府权力重新扩大了。
政府部门扩大权力的冲动直接来自于权力可以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审批权为例，一般而言，部委对企业提请的审批事项，都会要求先交由部委下属企业或研究机构出具意见，然后部委才会根据意见做出是否同意的审批结论。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下属企业或研究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不可能免费，相反，因为事关审批能否通过，费用远高于市场价几乎是通例，而在拿不到批准文件就无法运作的报审企业来说，只要能通过，再高的价格也权当投资成本了。如此一来，虽然一切走的都是合法程序，但下属企业或研究机构赚了大钱之后，少不了利益输送，掌握审批大权的部门得以盆满钵满，还不露痕迹。 部门如此热衷审批的直接后果是肥了自己，却牺牲了企业的效率，拖累了中国经济发展，还滋生腐败，搞坏社会风气。在深层次上，更暴露这些部门已经成为“自利性机构”，名义上承担着公共职能，实际上却将公权转化为私利，政府部门等同于私营企业，部门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其运作的直接目标。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形同革命，改革政府就是政府的自身革命。对此，中央政府态度很明确，决心也很大，所以才有以职能调整为目标的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才有中编办清理部委审批权的作业。但如此体制内革命能否成功，自利的部门能否顺利地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府”，不能单单依靠像中编办这样的没有专门权力的机构去“讨价还价”，还需要国家包括人大等更高权力机构的直接推动，更需要全体国民通过媒体进行舆论“施压”。唯有如此，才能让这些靠纳税人供养的政府部门，回归公共职能，减少以公权谋取私利的行为。 政府有私利，这在中国民众看来，早已是心照不宣的真相，谁也不需要再羞答答地不肯承认。但要是以为承认了政府有私利，部门就可以放纵私利追求，甚至因为拒绝改革而成为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阻碍，那就不仅在经济上是不可容忍的，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有害的甚至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