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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论及政府通过高税收进行再分配实现高福利的路径选择时说：“如果过多靠国家福利，而不是靠自己奋斗，人民的幸福感也并不见得很高。因此，这种模式不大可持续。”这段话被一些新闻网站以《财政部长：过多靠国家福利 幸福感不见得很高》为题推出，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详细阅读部长的文章，觉得从理论上看，并无不妥之处。不过从现实来看，中国目前还不能说存在因为高福利而带来不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问题。目前最关键的是高税负而低福利，即税负与福利不协调不匹配。这种状况下，强调高福利的弊病，难免被人认为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核心问题。 今天，中国人享受的福利还比较少，有些方面还是空白。核心福利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如同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掏空了人们的口袋。这与北欧一些国家社会福利高度发达，国家给人们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福利，毫无可比性。 诚如楼继伟部长所说，高福利速要高税收的支撑。但问题是，中国既有高税负，又有占支配地位的国有企业，有相当的利润，政府还管理巨额国有资产，但为什么没能提供更好的福利？ 中国人的宏观税负确实不轻，去年税收总额已经突破10万亿元，而去年GDP总值约52万亿元。中国对于宏观税负的统计，一向口径不同。单纯按税收占GDP比重测算，宏观税负近20％。但由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税收只是一部分，还有各种非税收入，如果加上非税收入，学者们认为中国人的宏观税负可能远远超过30％。这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而除了税收外，中国还有雄厚的国有资产，庞大的国有企业，2012年全国国企利润总额约2.2万亿元。那么多的财政收入，那么雄厚的国有资产，为什么不能给福利助力？ 其实，要害不是普遍没有福利，而是福利不平等。看病贵是很多人的切身感受，但是公务员有公费医疗，厅级以上干部仍然是百分之百由财政买单，实报实销，一些城市最好的医院，都有豪华的高干病房，耗费巨额公共医疗资源；养老，公务员并不缴纳养老保险金但是由财政养老送终，而社会人士则只有自己缴纳养老金，能够领到的养老金却相当寒酸；又如学前教育，普通人家孩子上天价幼儿园，而政府幼儿园则有巨额补贴。除此之外，财政资金被浪费，没有切实用于改善全民福利。政府行政开支超过财政总支出的20％，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而国外发达国家都保持在10％以内，德国仅仅2.7%。居高不下的政府行政支出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购车，以及兴建豪华办公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配置名车以及豪华办公设施，本质上都是给予官员们提供的特殊福利。 政府管理庞大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本来应该为全社会谋福利，但是，国有资产却往往被用于特殊群体的福利。比如土地。市场房价飙升，关键是土地价格飙升。但政府利用管理土地之便，给机关和国有企业划拨免费土地兴建和分配福利房（名义是经济适用房），此经济适用房与市场价差几乎达到十倍。同时，庞大的国有企业对于提高国人福利水平也没有什么贡献。虽然近年来，国有企业开始向国家分红，但是分红比例较低，而且据报道，企业向国家的分红，最终又变相流回企业，没有造福全民。国有企业管理层享有非常高的福利待遇。前些日子，中石化董事长抱怨中石化给国家缴纳了巨额的税金，但《南方周末》随后的报道则披露，巨额亏损的兰州石化管理层，其处长的月薪达两万元，其一个机关甚至给管理人员每人每月缴纳上万元的住房公积金，作为变相福利。 这就是中国社会福利的真实图景：一面是广大的普通公民福利贫困，而另一方面，特权群体却是福利过剩。不同阶层的福利待遇，势如冰炭。福利不平等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不平等。 社会福利事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再分配工程。政府通过税收，通过向国有企业提取利润，通过管理的国有资产，汲取资源，然后将此资源改善福利。在这里，再分配能否做到公平正义，就成为福利事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再分配能否公平，则必须有一套制度和规范，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公平博弈。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套规则。广大利益相关者被排除在福利分配的公共选择进程之外。再分配成为特权者的盛宴，无权者的噩梦。 显然，福利分配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有政治制度保障，分配才能公平正义，才能人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