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和“应变”是对立统一的。
其对立性在于:预见侧重对未来的规划;应变则是对当前态势的应对。一定意义上,需要应变的时候,往往是在与出现了不在预见之中的事情,但不可预见本身又是可预见的。 而统一性在于: 1)二者都需要正确把握态势,识别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制定应对的方略。 2)预见是为了做好应变的准备。“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3)应变是对预见的执行。应变力强,则预见的空间更大;预见力强,则应变也更加自由灵动。
预见力反应了矛盾运动的把握;应变则反映了矛盾转化的把握。矛盾的转化有三种形式:
1)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 件,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 2)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 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3)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次方面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由于矛盾的转化,事物发展就会表现出一定的不可预知性。比如当初设想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初识别的瓶颈已经不是瓶颈;对应的,曾经认为的强项也可能已经不是强项。 技术研发中,导致不符合预期的因素有: 1)预期错误。计划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信息不全,方法不当,假设错误,成本估计过于乐观,都有可能导致预期错误。 2)执行力不足。执行力不足表现为:人员素质不足、管理不当、资源运作不畅、成本超过预期等。有一种至关重要的执行力因素就是:时间把握不足。围棋中有一 种术语叫做“弃子争先”,宁可弃掉几子,也要获得先手,因为有了先手等于有了主动权。时间把握就是这个道理,一步慢则步步慢,“痛失良机”的例子比比皆 是。 3)不可预期因素。外界局势变化也是导致预期错误的常见因素,比如出现了网络攻击、或者一些新的潮流热门名词,都可归结为不可预期因素。然而,具体的因素 是不可预期的、是偶然的,只有“不可预期”本身是可预期的、是必然的。不可预期因素不代表“预见”没有意义。相反,只有对不可预期因素的存在有理智的预 见,才能为应变留出空间。应变对策的确定不同于预见时的规划,具有应急性、快速性、决断性。一个长远规划可以划上数天甚至数月去仔细盘算,而应变对策需要立即制定,几小时甚至几分钟都能决定全局。
应变的核心是“决断”。决断,意味着去与留,取和舍,换言之,就是trade off。孙子《九变篇》开篇就是“ 泛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在这句话中,总共有五个“不”字。这五个不字,意味着丢弃,否定:对预期的目标的放弃,对预期方法的否定。 孙子给出了一种决断技术:“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概括为“正反分析法”。在面对一个选择题目时,回答以下问题,则决策自明: 1)最终目标是什么? 2)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否一定要做这个选择题?——这一步最容易被忽视,也最重要。很多情况下,都在为一个不值得去解决的问题而费心费力,争论不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切记切记。 3)对每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否可行? 4)对每一个选择,如果执行这个选择,正面因素和反面因素各有哪些? 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对“正反分析法”有过一次完整的演示。刘邦听信 郦食其的话,要给六国后代封侯,认为这样六国军民就能感其恩德,归顺服从。 郦食其带着印信正要出发时,张良从外面回来。刘邦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张良,张良从桌上拿起一把筷子,每数一根筷子,就问刘邦一个问题。连问了刘邦八个问 题。八个问题,刘邦的回答都是“不是”。八个问题问完,刘邦吓得饭也不敢吃了,吐出嘴里的东西,骂道“这个笨书呆子,几乎败坏了你老子的大事!”于是下令 赶快销毁那些印信。应变和预见一样,要跳出思维定式,战胜自己。“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 这是孙子描述的五种性格缺陷。这五种人为将,不是为了战胜敌人而作战,而是受自己的习惯思维驱使而作战,缺乏应变思维。正象我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及曾经历过 的错误,不是为了产品的最佳品质而工作,而是刻意表现“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电商无小事”、“简单就是美”、“理论出于实践”等等教条。不当严时 而严,不当宽时而宽,误大事而尚自满意,“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