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伴随着高层南下到基层密集调研，专家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政策取向又开始空前激烈的争论起来。大致而言，分为通胀第一还是发展第一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视通胀为第一任务的如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社科院巴署松，央行行长周小川、政策智囊许小年、魏加宁、贾康、景学成等。他们显然是原有路线的维护者，他们认为如果放松货币政策必致通胀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所以宏观紧缩应该持续；另一派是新起的质疑派，如社科院的刘煜辉赵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余斌等认为如果继续宏观紧缩，将导致企业大片破产，工人大量失业，相对而言，这比通胀的危害更大，促发展才是第一要义。 冷静的看这两种意见，尽管各有一套说辞，但在实际上，都走偏了。 坚持前者，实际上维护12.5以来的即定路线。走这条道好不好，想必大家通过这一阶段实践的结果已经看得出。物价没有防住，生产者却因为价格被人为扭曲，流通资金的成本被人为的抬升陷入凄风苦雨之中，沿海企业倒闭的消息频频传来。唯一有成果的是股市与楼市被打压了下来，但不可避免的是，又招至股民与房奴们的满腹怨言。是啊，老百姓们攒的那点钱，可不象贪官们那样来的容易，就这样轻轻的蒸发出去，哪能不心痛？经济紧缩的方向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 相比而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发展还是硬道理”，宁可撑死也不愿饿死。这实际上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以发展为中心必使中国经济又到老路上去了，诸多老问题难免又会再度强烈的表现出来。 可见，无论是死盯cpi,还是重新转向gdp，都难以让中国走出今日的困境。 实际上，如果国人眼光稍微亮一亮的话，并不难看出中国经济转向的着眼点应该放到国民收入的提高上，以国民收入的提高来应对当前的危机，才能为中国经济的再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这是由中国经济自身的特色的与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没变，就是日本韩国台湾等所走过的所谓东亚模式，也即是已出口为导向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在短时期内，可以避开自身消费的不足，依赖庞大的海外市场就使经济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不过它的弊端也同样明显，即促进了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自身成本的上升，地皮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币值上升，同业竞争加剧等等，这些不可回避的因素都使得自身的优势慢慢的消失，产品要继续在海外市场扩张，就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到达这个阶段后，经济困难就来。这是奉行这种模式的国家都难以避免迟早要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是走出了不同的路的。 对日本而言，日本经济在五十年代起飞后，到了六十年代，就飞不动了，出口增长乏力，在这个时候，池田首相以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启动了内需，使得日本经济再获发展动力，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产业免于劫难，并在发展中走上了新的台阶。稍后起飞的台韩实际上也在后来即八九十年代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它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大陆，大陆经济发展产生的需要使得他们通过可持续的出口就能解决问题。 赶上大陆改革开放的台韩可以通过出口实现充分的发展，而人口更多规模更大的日本就不能，当然在那个时代，中国大陆还处在毛时代，是无法为日本出口的扩大做贡献的，日本人只好掉转头来大举增加国民收入，以此拉动内需，实践的结果证明这种想法是对的。 中国追随这种模式，不可否认的是也取得了大成功。但到达了今天这个阶段后，问题就出来了，虽然杂有种种新的因素，但性质却是与当年的日本遭遇到的困境是一样的，即靠海外市场得到了发展，但发展也引来成本的上升，使得竞争力开始下降，同时再加上海外市场因为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到来而出现了萎缩，中国出口经济开始面临了困境。进入六月份出口量的递减实际上就说明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经出现了，为了摆脱危机，当然，可以通过技术革新与结构升级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保住市场，但这对大部分企业而言，并非是易事。自身创新能力不足，而面对的又是经验丰富实力强大的对手，中国又能有多少企业能够杀开一条血路突破技术的围困？现实来看，中国必须将市场的新增长点转向国内，谋求内需的扩大。在这方面，中国是大有所为。 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年，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中国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据称月收入超过万元人民币的全国仅百万，而月收入超过二千元的，仅占工薪阶层的三成，也就是说中国低收入者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多数人的收入低下，实乃是我国本土没能发展为一个有效的消费市场的主要原因，中国产品七成不得不依赖海外消纳。 换句话说，如果大力提高我国国民收入，即可为我国产品提供一个广大的市场，我国经济就不愁发展不了。可见，国民收入的提高实乃是我国经济再发展前提。
国民收入的提高，实际上也是对付通胀的有效方法。通胀之害就在于降低了货币的购买力，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但是，如果在通胀发生时，人们的收入有了更大的提高，人们实际所得大于受到的损失。那么，人们就不惧通胀了。我们看，池田时代的日本，通胀率也是很高，但是因为收入跟了上来，所以，这一时代成了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台湾韩国等在经济起飞时，物价同样高速增长，以至现在物价水平远高于其它国家，但因为居民收入提高很多，所以没有因为物价上涨而受到打击。 由此可以断定，当前中国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增加国民实际收入，如果国民收入得到提高，通胀的危害可以最小化，而经济的发展也有了光明的前景。 为此，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中国言仿效当年的日本来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化解危机，对此我是赞赏的，不过，相当于中国贫富明显分化，而低层收入者想增加收入更为困难的事实，我想政府应该将关注点放到低收入者身上，努力的实现低收入者收入的成倍增长。国民收入倍增太笼统，因为它是以社会高中低收入平均到一块来算的，这就使得很多低收入者在实际上收入没有真正增加，或增加很少的情况下，因为高收主者的收入提高而使他们的平均所得也增了上来，但实际上，这个国民平均收入的提高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着眼于低收入者收入的提高，高收入者一定跟着获益，因为他们的能力更强，机会更多，而如果仅强调那个平均数，则又有无数贫民被甩到发展之外，被政府抛弃，官员们通过增加富人的收入即可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的。 如果中国的国民收入实现了大幅的增长，那么，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意义之大不言而喻。中国经济赖以生存的海外市场规模有多大？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外出口增幅虽然降低，但出口量已然是创下新高，为6666亿美元。就是这六千多亿美元的海外市场支撑了中国百分之七十的生产能力。如果这几千亿美元的盘子增大一些，中国的出口就能相应增加一点，如果这个盘子缩小了呢，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应就要减少。正是这个原因，六月分对外出口的递减引发了中国企业的一片恐慌，就象中国经济的危机就要来了似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是把目光盯到外边，我们在遇到阻力之后，再转身向国内看看，设法增加国民收入，那么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就会足以抵消海外市场的萎缩。设想一下，中国人均消费增加万元，那将能创造出一个多大的市场？答曰至少13.5万亿人民币，不算因此而引发的投资性消费。换算成美元将近二万亿，也就是说相当于三个6666，意味着中国的出口企业凭空增加了一个半海外市场。可见，如果中国大力提高本国国民收入，即可为企业的发展开拓出相当大的新空间。国人平均所得每增千元，万亿的消费市场即扩增出来，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不断的致力于国民收入的普遍提高，那么在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相应将会得到怎样的发展。 如果将海外市场看作引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级火箭，显然，中国那个潜在的市场就会是火箭的第二级，一旦被点燃，巨大的能量就会爆发出来，中国经济不仅不会硬着陆，甚而也不必软着陆，而是继续向前高速飞行。因为现在国人平均收入过低，又因为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这必将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以上我们是探讨国民收入的提高是力挽当前中国经济于不倒的根本之计，那么，中国能不能象当年的日本一样，大幅度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呢？回答是：能。 在人类史上，如果一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三十年，基本上国民收入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但中国却是例外。对此，如果我们进行分析，我们不难找到原因。比如财政支出的不合理，使得政府对公益事业与福利保障投入过低，与一般国家占支出的一半相比，我国仅为五分之一，结果人民在教育医疗住房上的支出过多，形成了沉重的负担，而政府集中了过多的财富，由于社会对决策者无法有效监管，不免被胡乱投资与建设所糟蹋；税收不合理，企业税负太重，许多企业各项税负加总竟然超过了人工费用的一倍，政府拿走的太多，无疑影响了职工工资的提高；教育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为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仍然坚持国有经济为经济重心，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处于野生状态，没能得到有效的支持，特别是应有的金融服务；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合法财富常被掠夺；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产权，结果农村改革了三十年还是小农经济，没能获得实质性的发展，农民收入始终没真正上来，如此等等。 可见，是不适宜的体制压抑了国民收入的提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与规则进行改革，那么，国民收入的增长很快就会进入正常的轨道。 比如，单从分配上而言，如果政府尽已职责，加大社保与国民福利支出，那么压在人民头上最重的三座大山就会消失，人们的负担就会得到大大的减轻，低收入者也能得到一定补偿从而应付物价的上升；如果政府能从战略高度出发，将企业承担的税负减下一半，那么，工人工资增长一倍就不会是什么太难问题；在这个农产品价格有很大上升空间的时候，如果大胆的推动农村产权改革，那么，不但可以缓解农产品上涨的压力，农民也会因为价格的上涨而收入明显提高，土地出让，房产出让也可让他们有了一大笔收入..... 改革无疑可以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开辟出了新的空间，不过，正因为它要涉及到诸多实质问题，所以，必牵一发而动全身，多个领域都要随之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真要推动起来，必定比单纯的宏观调控遭遇到的体制内、外的阻力更大，对此，我们不难预料。 改革，是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的，如果畏于阻力，继续坚持这套早已过时的制度体系，又岂能应付了未来的需要？ 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程度在于自身在改革之路上能往前走多远，这一波隐隐而来而又无法预测后果的危机，实际上在昭示着国人，深化改革已不容迟缓，中国必须要把滞迟多年的改革再次启动起来，不可再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