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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被3F（Finance、 Fuel、Food，即金融、燃料、食品）搞得焦头烂额。3F的背后，其实是增长风险与通胀风险的同时上升，各国政府和央行必须在两个彼此矛盾的政策目标中，作出艰难的抉择。3F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自由资本主义的破绽，市场机制将经济推向危机，令普通市民承受无妄之灾。 中国经济也同时面临着增长与通胀的两难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除了能源、食品价格上升之外，中国还有一些内生的通胀因素，令国内的物价问题更为棘手。笔者相信，食品通胀在中国的最坏时间可能已经过去。生猪供应的增加以及基数效应，应该使食品价格的年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不过价格回落不会太快。生产成本一升再升，流通领域投机炽热，预计食品价格有回软但难大降。 工资上涨是目前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工短缺已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蔓延，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餐饮、家庭助理到教育、卫生，相信服务业通胀升温只是时间的问题。材料价格持续飙升，导致PPI增速高过CPI，制造业加价压力也比过去大许多，只是价格上涨的空间取决于不同产品的议价能力。 笔者同时相信，油价、电价仍可能上调。尽管成品油价格于6月下旬上调15%，中国成品油价格仍较国际同类油价低35%。电厂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其后果是货车加油需要排队几个小时（许多地方根本不供应油），工业运输阻滞；电厂建设速度在上半年急跌，为今后更大的电荒埋下伏笔。油、电价格倒挂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堰塞湖”，处理不当或遭遇危机时，它们可能对经济、民生构成冲击。笔者认为决策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条件允许时，会连续大幅调整油价、电价，以舒缓潜在风险。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通胀阴影挥之不去，甚至不排除出现双位数通胀的可能。 与通货膨胀相比，中国的增长压力稍微好一些，比照美国、欧洲，中国的GDP增长仍令人羡慕。不过中国的增长前景却显现出罕见的“阴霾”。出口下滑已经发生，而且会进一步恶化。这里既有全球经济转弱的周期性因素，又有出口出现行业性衰退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出口业多年挣扎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材料价格暴涨的环境中，出口退税的调整、人民币升值加速、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多年积累起来的矛盾一并爆发出来，广东、浙江出口业的萎缩显而易见。调整出口结构、均衡内外需求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对经济、就业难免构成一定冲击。 同时消费也在放缓。股市、房市下跌的财富效应已在发酵，政府为支持四川灾区重建而削减其他开支也打击了大宗消费。汽车销售的转弱、航空旅客人数的下滑，都为内需响起警号。 低迷中的房地产市场，是经济的又一个软肋。住房成交量的萎缩、银行信贷的收缩，导致多数发展商资金链紧绷，降价也可能从深圳、广州、上海向其他城市蔓延。新房减少，装修、家电销售自然受到影响。如果房价出现全国性回调，势必对银行账面、消费信心构成打击。 决策层对经济情况、政策观点的言语，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防止经济过热”被“防止大起大落”所取代，打压房价转为防范风险。笔者认为中国的紧缩调控政策已经出现松动，在“有保有压”的思维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政策、房地产政策均会有所调节。当然，“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个官方表述仍会维持。 不过，通胀问题和出口问题，均非靠放松调控力度便可一夜间扭转局面的。决策层对房价上涨过快仍持戒心，对信贷增长过快仍持戒心。奥运会之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坎。上一次增长和通胀同时亮起红灯，是上世纪90年代中的事情。 （作者为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