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改革争论所引发的思考 一、 由于中国大陆起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发生在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之后，同样是一场爆发力很强的实践，因此，这就使得改革开放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而且，推动改革的执政党也始终未能为人们提出关于社会改革的清醒的轮廓，并且对于改革缺乏远大的、正确的预见性，而且，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没有能够迅速促使我们的社会建立起强大的法律体系的支持和文明的行为规则，同时，我们的社会又缺乏科学的、引人入胜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引导，到21世纪初，整个社会开始对改革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有人嘲讽的说“改革已经沦为和小姐一样的词汇”，有人则严肃地判断“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正统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声言“改革不可动摇”，中国最高的政治家要求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方向”。与此同时，关于改革问题的争论也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的确，在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已经走到必须正确认识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时候了。虽然，改革开放时期作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还离我们太近，我们还很难站在一个历史的至高点上对于这个时期做出全面的俯瞰。因此，评价她的历史地位以及最直接的社会结果的工作就很难。但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整体性的社会实践的改革开放行动再也不能够“摸着石头过河”，再也不能够“走一步看一步”。如果仍然这样，中华民族就肯定地要失去21世纪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个方面，任何良好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都将无济于事。中国大陆社会，已经走到了必须通过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的重新设计来激发整个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刻了。因为在20世纪乃至于更久远的过去里，汉民族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包括社会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里，并没有能够向全人类贡献出可歌可泣的优秀成果，这不仅同她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人口比重不相符，而且同她的如此悠久的文明史不相称。因此，在21世纪里，如果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仍然不能利用这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以科学精神见著、以艺术品格见长的民族，不能把中国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数量建立在能够满足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生存就必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肩头的历史使命，并不亚于领导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们。显然，高层政治家也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危机和执政党存在的危机，但是，运用旧有的方法治理中国和推动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已经行不通，整个社会对于公共权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掌握公共权力资源的社会集团的腐败却始终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现实正在败坏着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和信任程度。总有一天，人民群众要站起来发言。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06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网上称为“西山会议”）。“西山会议”的学者们针对政府工作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当激烈的批评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总体说来，还不是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的理论总结和建设性的批判。 可以肯定的说，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还没有产生出伟大的社会批评家，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已经沦落到极其贫乏的地步。在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历次凄风苦雨般的政治运动后，事实上，无论在共产党内部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完全丢弃，在意识形态方面，先是知识分子从经济学上照搬西方的观点，而后是在法学上传播西方的体系，使得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两大显学，同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图恢复儒学的精神，拼命在宣传孔子的说教。可以说，从意识形态上，汉民族仍然处于极端的劣势地位。 因此，在分析、研究、判断、评价改革开放时期和预见改革的未来趋势方面，无论现在的执政党还是理论界、学界，都产生不出能够让人民群众信服的理论观点。就更不要奢谈为人民和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指明改革未来的方向了。 二、 中国共产党内缺乏优秀的思想家、理论家队伍，而且，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可能继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像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期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华民族的社会实践又是如此需要具有理论说服力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没有能够真正被理解和运用。这是人们不再继续相信这个理论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走过了一条逐步丢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线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法”更是遭到人们的反感和厌恶。然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把“阶级分析法”视为一种对于经济规律和产业分工规律的揭示。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基本上是从片面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并且一步不把这个理论运用到极端。 共产党在中国仍然是一支对于社会现实和未来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当然，这个政党本身的最大的变化来自于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对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组织的情况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在中国大陆，目前尚没有形成反对党的条件，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必须得到彻底贯彻。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爆发，这些问题包括：位数众多的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几年来积累在一起的数量很多的无发就业青年学生、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闲杂人员、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等等。显然，在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后，在城市经济改革过程中，国家政策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找到解决城市社会发展的有效的办法，最明显的表现在对于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造方面，基本上说，是在盲目的移植西方经济学办法的，在这方面，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社会的政治家集团不能够真正掌握中国大陆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同实际生活相脱节，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造中，逐步选择了以资本力量为中心的政策，而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的最直接的推动力永远是在经济分工中的先进的阶级。中国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利益被经济改革的政策所忽视，最终，我们的社会也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也许不再会是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荡，但是，它必然是一场持续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因此，根本改变我国的经济政策的方向，把政策转向以劳动者为中心的位置上来，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权利分工。在政治方面，亟需推行在正确舆论导向引导和健全的法律前提下的选举制度，把政府选举的层次从村镇逐步上升到县、市乃至于省级，我相信，只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职能方面有一个合理的划分，选举就不会危机到中央政府的权威。层次分明的参与者民主制度，必将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方法。 在开放“党禁”和“报禁”方面，执政党表现的既谨慎又无策，当然，开放“党禁”和“报禁”需要必要的社会条件和环境，需要人民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文明素质和心理准备，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更需要执政党具有开明的观念和对历史负责的勇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党为人民提供多种不同的选择，政党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思想库，充分把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意见表达出来，把人们不同的社会要求表达出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声音和一种意识形态。中国社会民主形式的发展必须从基层开始，同时，必须推动和落实执政党组织内部的民主。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是具体性的和分散性的，企图运用整齐划一的方法解决问题，同总是用下发“红头文件”的方式解决问题一样，都无济于事。唯一的方法是做到各负其责，真正实现基层民主。另外，权力会腐蚀到执政党的机体，也会造成政策的失误和公共政策产品的失缺。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改革，必须从有效限制权力开始。 在21世纪初，共产党必须进行一次最伟大的政治发明，才能够为我们的汉民族国家“万世开太平”。 三、 必须把作为1980—2005年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与作为社会实践运动的改革开放进行一个明确的区分。对于这两个不同侧面的问题的评价，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 1980—2005年改革开放历史时期是中国大陆20世纪历史运动的自然的和必然的逻辑结果，显然，当中国社会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凄风苦雨结束后，甚至就连推动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共产党第二代领袖人物也并不完全知道她的结果、性质和意义。事实上，改革起自对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否定，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遇到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楚。政治家只有首先选择“不争论”的立场和态度。 改革开放时期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存在，她的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把中国历史放置在本来的基础上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可以说，这20多年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成果，超过20世纪前80年的总和。但是，也必须看到，同时也积累了太严重的社会矛盾。从社会方面说，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二元结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关于农村社会的如何发展问题，不仅缺乏理论上的全面探讨和科学指南，也缺乏整体性的社会政策上的设计和推动。而解决我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来说又最为重要，显然，通过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可以判断，我国社会农业生产力的转化，不可能向着单一的产业领域进行，而农村的一家一户为主体的小生产规模，在短时间内又无法迅速打破，事实上，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我国并没有能够从社会政策上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找到有效的政策出路。 在城市社会的经济改革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在政策上，逐步选择了确立资本为核心地位的线路，由此而逐步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改革政策被所谓的“精英分子”与各个不同层面的“官僚”集团绑架，普通民众不仅失去了话语权，更失去了对于政策决策应有的选择权。各种改革无不首先有利于大大小小的当权者，“新官上任三把火”般的行政方式，在现实生活方面表现的既缺乏对于优秀的政策的继承性，又缺乏对于社会生活公共权利的监督性。各级政府的行政能力不断弱化，使我国社会既缺乏公平的政策环境又缺乏发展的动力和远大的目光。 总之，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找到正确的方法和出路。改革开放时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将永远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冲突和阶级矛盾中行进的，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决不能像诗人做诗一般。 现在，的确已经到了需要对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科学理论的总结、评价和探讨的时候了。我相信，任何形式的总结、评价和探讨决不是要阻碍改革，而是希望下一步中国搞好改革。因此，对于作为行动和实践的社会改革认识，需要解决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社会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2、什么力量和因素才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正的推动者和带动者？3、社会改革的蓝图、目的和具体的实现方法究竟是什么？4、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国21世纪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改革是具体的。而任何领域、任何行业里具体改革的失败都会严重影响到整体性的文明进步，并且殃及我们的后人。因此，“坏的改革”或者“错误的改革”将后患无穷。 四、 对于改革的态度、认识和理解，关系着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21世纪初，中国大陆社会不仅在政治上面临着整个国家上层建筑的创新任务，同时，在经济生活方面，也面临着分配制度的创新，使经济活动充分适应社会分工的发展规律，这是分配制度创新的前提。我们曾经强调的是“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显然，人类生存的经济规律和分配需要并不是如此简单，创建新的分配制度，必须保证具有劳动力的公民在充分的劳动竞争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必须保证社会不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获得生活的必需的物质条件，尤其是保证社会的儿童和没有收入的老人的生活需求。对于分配制度的创新已经是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现在，中央政府试图开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它是同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同社会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在最近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吴敬莲先生提出，“实现全民低保，是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到的，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可以支持的。”他认为，“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结果不平等’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在经济发展中，因为先天条件造成的公民收入差距，值得政府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实现全民低保”的问题已经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如何实现“全民低保”？具体方法和操作途径又是什么？经济学家还没有拿出方案。我认为，解决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确定一个有效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可以从三部分人群入手，第一是我们社会老年人的保障；第二是社会中的少年儿童的保障；第三是对于残疾人群的保障。首先解决这三部分人群的生活保障问题，我们的社会我们就能够向前进一大步。 五、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对立，体现了人类20世纪历史生活过程中最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直到现在，人类仍然没有完全能够从这样的分歧和对立中走脱出来。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已经有许多思想家们进行过讨论，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是从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始的。但是，到20世纪的90年代，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诸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世界范围社会主义的实践面临失败的危机。而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对于自身的社会制度走出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轮回，从现象上说，在世界范围内的同社会主义的对抗中取得了阶段性的历史胜利。 社会主义需要在制度方面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通过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时期，我所得出的结论是：1、改革开放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拯救，她的历史功绩也必将在这个方面显现出来。不仅在20世纪初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就是在21世纪初的现在，中国大陆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而且，人类21世纪初的生存状况已经正在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2、因此，中国大陆社会的建设、发展与超越既不能选择单一的资本主义，也不能选择纯粹的社会主义，而是利用和接受人类生活全部文明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继承人类社会发展全部文明成果的改革开放。3、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实践都存在巨大的缺陷，但是，如果中国大陆选择单一的资本主义道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就是灾难性的。要克服就解决大陆社会的问题，需要站在我们现实生活基础上进行最伟大的社会发明。 为我们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明寻找正确的方法，是最根本的理论任务，也是思想家当之无愧的使命和政治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21世纪初，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需要认真探讨、寻找、确立正确的建设与发展的方法。对于汉民族来说，这就好像是又一次站在地狱的入口一样。回顾20世纪初，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曾经进行了一次影响到整个世纪历史进程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现在，我们需要继承他们的成果，贡献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事业。 我们曾经为我们的落后找出过许多理由，比如“中国人多”，比如“外族入侵”，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些并都不是造成中国落后的真正的原因。现在，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最需要一批具有文明理念的伟大政治家为中国选择21世纪的道路和未来。徐国进[2006-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