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对宏观经济形式处于通胀期的认识确立之后,宏观调控就进入实质阶段。但是,最近出口行业的急速下滑、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大量关门倒闭、股市楼市全面下滑、毕业生就业压力更加严峻等等现象也被披露出来,一个“滞涨”的模样已经初步显露。
滞涨,指的是通货膨胀加就业下降,是两种现象并行出现,通胀为“涨”,就业下降为“滞”,合二为一并行出现是谓“滞涨”。
关于滞涨的原因,早前本人有一个帖子给予了分析,结论是滞涨是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不可避免的结果。本帖就“中国的滞涨可能更快地到来”说明一下原因。
物价的高低,取决于居民当中的高消费阶层的消费,而不是取决于平均水平和底层民众的收入。私有制下的市场机制造成了基于资本(广义的资本)差异的收入的巨大差异,从而形成贫富分化,而富裕阶层的居民的消费行为会推高物价,生产者也更乐意为这个有能力的消费阶层生产商品,例如房地产商就说自己只为富人盖房子云云,这是正常现象。
抱怨物价上涨的都是低收入居民,而他们在和厂商的交换当中又恰恰处于价格决定的劣势地位,在和富裕居民的消费竞争当中也同样是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抱怨虽重,但是效果甚微。
在“滞”的情况下为何还会“涨”?因为存活下来到厂商类型都是由富裕居民消费支持下的部门,所以才会滞中有涨,滞和涨是不同的人群和部门来说的,而不是同一个部门即滞又涨。例如有人抱怨物价高恩格尔指数上升,但是中国已经越来越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旅游业客源国家,说明两极分化现象是在加剧之中。
由于“滞”的问题是因为人类满足需求的能力(或者说生产技能)是呈现几何级数般增长的,过剩的能力必然导致一部分劳动力的闲置,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富裕是全世界的共同趋势,而中国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中国基于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滞”的现象会更快到来(可以预期,同样是人口大国的邻居印度印尼等在滞涨方面可能和中国有的一比)。
产业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人们所期望的“增加就业”的功能的主观愿望。相反,由于劳动(劳务)构成了成本要素,产业资本都在力图减少对居民劳务的使用,自动化和机械化进程一直在加快。政府总是说鼓励厂商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却不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厂商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增加就业。从两部门的资本流动分析可以知道,投资就是雇佣劳务,即发工资,但是雇佣的是越来越少的高级劳动力,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例如发展了IT技术,雇佣了大批懂得计算机技术的居民,但是也导致没有新技能的更多的居民被电脑所取代,因为一个高技术居民可以做原来很多普通居民所做的事情。
中国在确立了改革开放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规则之后,立刻在短短几年之内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庞大的民工潮现象。大量农民工的出现说明在中国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已经是高度富裕状态。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本质上也是农业劳动力富裕的结果。
而在城市的“下岗”现象也说明,产业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雇佣也在日益减少,中国的这些年的进步,已经日益表现在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不是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
那么,中国应该不应该对这个会较早到来的滞涨采用措施?
“涨”,是物价问题;而“滞”可以归结为劳务价格问题。综合起来就是一个“价格”问题。而价格问题本来不是问题,只是由于人为地把市场机制被引入到必要需求领域才产生的问题。如果不把市场机制的疆界限制在必要需求领域之外,滞涨问题就会必然、永远的存在,而且别无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