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21世纪初的中国与世界格局 二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三21世纪百年中国的建设之路 21世纪中国必定是建设、发展和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崛起的世纪。在此之前，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传统农业文明全面崩溃后，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这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古老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外族入侵、内部动乱和政治运动等各种屈辱挫折，终于通过起自1979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而走到21世纪。在新世纪之初，人们开始关注并探讨中国21世纪的发展的道路和社会建设的宏观战略问题，这当然是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对于中国发展战略的研究，我认为必须从20世纪的全部历史经验以及由它对今天的现实生活造成的影响出发，同时全面认知中国社会的产业分工的速度与规模，从而找到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否则，我们就无法为中国建设找到正确出路和发展的战略。因此，我认为，这两点是研究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起点，没有对于此两者的科学认识，我们就难以正确把握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形态。 一21世纪初的中国与世界格局 中国现实生活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长达数千年封建文化的遗产，也有自19世纪殖民主义和外国侵略的明显的影响，更包含20世纪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战争和政治运动的作用，但对于现实来说，中国大陆现实局面的形成还是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自1979年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形成中国社会现实局面的主要原因。 在上述如此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构成方面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她的国家构成基本上是由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主体组成部分，也包括由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的国内战争所形成的台湾社会状态，第三部分则包括殖民主义在中国的遗产，这就是香港和澳门地区，在20世纪中叶，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上独立了出去。另外还存在内部的各个不同形态和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这样的国家构成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 一般说来，我们对于中国建设和发展战略的研究是指中国大陆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就目前来说，作为统一中国组成部分的台湾和港澳地区虽然无不存在着自身社会的诸多问题，但比之于大陆来说，中国大陆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最为复杂也最为沉重，大陆是中国社会的后发的广大的区域。现在说来，中国大陆在经历了自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社会政策的推动下，这个背负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部分已经开始了她的不可逆转的发展局面和形态。现在，学者们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问题的探讨，无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寻找到一种合适的道路。我认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样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对于这些规律性的寻找、探讨和阐明不仅需要从经济基础变革的方面进行，而且需要从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部进程中去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觉的把中国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变革运动。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广泛和深刻地同世界其它国家发生联系，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开放是被迫的，而这次却不同，它首先具有自觉的性质和政策的推动。 在20世纪里，人类生活深刻地打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的烙印，起源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而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得社会主义势利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二战的起因并不完全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所引发，但是，它的结果却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间的直接对抗，最后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结束。就现在看，我们对于苏联解体的真正的历史影响还难以做出准确全面的判断，因为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尚很断，但是，从文化意义和人们的心理角度衡量，它的发生不仅是结束了“二战”后的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状态，更重要的价值却可能在于它影响到人们对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的态度，也可能成为人类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争论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能成为历史。 可以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奠定了21世纪之初世界格局的基本面貌。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与一体化进程是21世纪初人类生活的主流，但是，在如何使经济发展真正转变成为人类文明程度提高的推动力量方面，人类仍然显得无能为力。在1991年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国家间的大规模对抗结束后，却又出现了一种非国家形式的恐怖组织，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已经充分表现了这种组织的力量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深重打击能力。可以说，这种组织的活动完全违背了人类生存的公理，在“911事件”发生三年后的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美国为此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我们并没有能够真正看到恐怖力量的被真正消灭。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核武器扩散问题也并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控制。恐怖组织的存在与核武器扩散问题已经构成了对于世界和平状态与人类文明成长的两种具体的威胁，如果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就难以对21世纪人类的美好生活做出明确的估量，而且还有可能比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灾难更为严重。 因此，21世纪之初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力量可以被视为是在科技发明推动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在人类生活的内部，也存在着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的物质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于人类自身。这种事实应该引起全人类的注意。 就中国来说，从历史传统、现实政治、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等等一系列方面判断，在国际关系中，事实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属于比较孤立的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依靠通过内部社会组织体系的调整而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亚洲各国的团结性要比欧洲国家以及欧美国家间的团结程度差的多，在亚洲，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已经转变成为一种具有西方国家性质的社会，它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与现实表现，可以肯定，日本对于亚洲而言，永远难以扮演和承担起亚洲各国的领袖角色，日本的经济奇迹难以在客观上造就出它在亚洲国家中的政治领袖的形象。 中国需要努力确立起维护亚洲团结的强国的形象，也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比较孤立的军事地位，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在亚洲的领袖地位的确立。当然，亚洲的团结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中国应该成为亚洲社会发展的主要的推动力量和重要的源泉。 较之于同亚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而言，同发达的欧美国家的经济交往在21世纪的前期显得更为重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断时间内接受和实施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通过20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最深刻地置根于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在政治改革方面，21世纪中国应该走出一条独特的东方大国之路。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基层民主经验的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必须从基层民主开始。 可以判断，在21世纪，已经拥有60亿地球人的生存竞争仍然将是异常残酷的，而各个民族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与贫富不均、文化的千差万别以及严重的地区冲突，都有可能演化成为全人类的战争灾难和环境灾难。从历史的观点看，人类永远首先为着各种现实利益而活动，而并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奋斗，这一点也就注定了21世纪的人类不仅会遇到各种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世界更有可能也必然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为的灾难。 面对这样的世界，中国必须深刻改善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 二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对于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表述，很容易陷入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因果循环的误区，这里首先需要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这个方法当然应该是马克思为我们提纲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就是从经济基础和物质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出发探寻整个社会的运动变化规律，而辩证法有要求不能单纯的、机械的和一成不变的理解经济基础与物质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在一切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客观地存在着推动历史生活进步的主体，而在马克思看来，处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中的能动的、革命的阶级即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马克思把推动历史进步的阶级视为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因为马克思看到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是，整个社会被分化成为了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他的阶级都成为了从属于这两大阶级的成分。从人类思想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的历史关系来看，马克思对于特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的揭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作为地球上唯一能够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整体性的生物集团的人类毕竟是能动的，站在21世纪初的人类发展结果衡量，一个明显的结论是，表现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可以超越的。应该说，自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科技革命，特别是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典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件，都标志着人类生活正在逐步走出20世纪初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立、冲突、隔离的历史背景。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讨，也应该从21世纪初全人类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实质及特点着手，因此，对于中国发展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允许我们采取那种单一的沿着时间进程去表述的思路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通过过去来判断自己国家的未来，而是需要从未来历史的要求和趋势出发来获得现实行动的依据。显然，从这种角度来看，对于中国社会规律性的研究就转变成了对于中国发展趋势和未来面貌的研究。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最广泛的农业性质以及产业分工的落后性，使得整个社会的阶级特征与经济间的相互冲突从来就表现的不十分明显。社会矛盾的表现主要的是底层群众同权力集团间的矛盾，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下，这是形成中国社会历次农民起义的根源。而且，历次社会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调整农民与土地间的相互关系和农民对于根据所承担的税负比例问题，可以说，这种传统一直到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的改革开放，因为经济改革不仅仍然是从农村开始，而且也是从调整农民同其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关系入手进行的，这就是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和推行。 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走到21世纪之初，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农村社会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城市的经济改革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两级分化，这一系列矛盾也开始集中反映到人民群众对于权力集团的普遍不满，因此，在21世纪初，中国已经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社会危机，并且具备了爆发的条件。而避免社会危机大规模爆发的方法既需要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解决劳动力失业、企业体制、底层群众的生活保障、粮食与能源供应、货币分配与流通问题等等问题，也需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确立起崭新的政治组织系统，尤其是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的形成制度和对于权力的监督制度，政治决策的程序、内容与方式都需要进行实在性的变革，这从处理“法轮功”事件以及“非典”危机等等社会性的和自然灾害性的问题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印证。 如果中国能够顺利的解决21世纪初所面临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能够有效避免发生普遍性的社会危机，那么，中国就应该能够赢得21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并且实现社会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的超越。从这个角度看，对于中国目前的时局来说，防范社会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总爆发甚至已经成为执政党及各级政府部门最重要的任务。最可怕的问题在于，几乎整个权力集团已经成为一种脱离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力量，同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不起来，而且游离于人们真实的生活之外，不符合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各种要求，对于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状况麻木不仁。可见，如何用制度的方式解决社会权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问题，也就是说，根本改善权力的形成渠道，是政治改革的首要的任务，这也是中国真正走上法治国家和宪政之路的起码的前提，更重要的这是解决权力与社会生活相脱节的方法。在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危机主要的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导致基层群众无以为生，一是权力的腐败和滥用所导致的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而这两种情况又是互为因果的。就21世纪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发生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正在加剧，一方面，自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在各个阶段都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终究要寻找释放的渠道，另一方面，对于普遍的权力腐败，几乎无法找到有效的克服方法。但是，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又必须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才能够完成，保证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已经是保证中国21世纪发展的工作重心。 20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已经从最彻底和最完整的历史意义上宣布了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革命任务的完成与结束。她既是中国走上新生的起点，也充当着中国社会21世纪持续发展的桥梁，这个阶段应该是中华民族实现21世纪和平崛起的奠基时期。关键问题是中国采取和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摆脱现实的各种社会危机因素。 从中国21世纪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的条件以及影响发展的因素判断，21世纪中国的发展规律性问题将主要的表现为幅员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真正实现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问题，这既是中国发展的自然历史规律性的表现，又将体现为一种发展的策略与方法问题。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可能走传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而是在社会政策的推动下，走一种科技型、信息化的发展之路，在农村社会的发展方面，一方面，是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体现为交通、道路与能源的建设，另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教育普及、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文化生活的丰富、医疗卫生程度的提高、食品质量的改善等等方面。 从工业的角度看，乡镇企业的实践以及结果已经说明，由于各种社会软环境的限制，选择传统工业实现农村发展的道路不通，而且由于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大，单纯的城市化道路也无法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及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对于中国发展策略的认识，应该具有深远的、超越社会现实状况的能力和方案。否则，21世纪中国仍将会经历由经济生活带来的种种苦难。 三21世纪百年中国的建设之路 现在，已经是我们从全面的理论的角度探讨起自1979年以来的25年时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的诸多经验教训的时候了。我们如果仍然不能够从世界观的高度对待这个问题，中国就很可能像20世纪那样，不仅使自己的国家失去进步的机会，而且还会让人民经受许多本应避免的苦难。如果这样，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就不仅会永远失去自己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而且会丧失自己的光辉灿烂的未来。人类的发展已经不允许中国失去21世纪。
只有对25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真正科学全面的总结，我们才能够为21世纪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开辟正确的道路，才能够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符合历史运动规律的必然逻辑，也才能够在莫衷一是的理论观点中分辨出中国发展真正需要的策略和方法。 对于这个来说，一切政治活动及权力的运用必须成为保证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工具，这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运动的全部表现给我们留下的基本的教训，也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继续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具体的要求。站在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背景之下，可以说，20世纪中国社会自身并没有真正成长出一种符合21世纪中国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体系，而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其上层建筑结构虽然置根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却广泛地受制于民族的文化因素。 中国21世纪初的首要的任务是再造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需要的整个上层建筑体系。否则，社会的经济增长与文明进步都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有两个必须遵守的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劳动创造高于一切的原则，一是必须贯彻社会公平高于一切的原则。从前者来说，中国需要创造出符合自身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劳动组织，这是奠定社会公平的第一的力量；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说，它需要政治程序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现实的问题在于，劳动组织的自由发展仍然受到各种行政因素的严重干扰，贫富差距的形成不是基于自然的经济分工规律，而是来源于各种权力意志的支配，在这样的局面下，就客观地造成了社会生活不稳定和动荡的条件。因此，在经历了25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国家政策必须迅速地校正社会运动的方向，否则，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就将不可避免。 从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判断，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综合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同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着实质的不同，社会已经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的整体性、综合性的发展，它要求的不是哪个单一的社会因素的增长，而是整个社会的协调进步。这种特征既是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又是21世纪上半叶的基本历史生活面貌。而恢复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能力以及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构成21世纪初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前提。 综合发展的战略是复杂而有具体的。这首先需要政党与各级政府负起责任，对于中国来说，所谓的权力腐败意味着一种普遍的堕性、特权意识和对于各种社会不良现象的麻木，这本身就是形成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综合发展战略当然包括政治系统的改革与发展，而政治改革的最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现实权力形成机制的社会化、制度化、公开化。对于20世纪初形成的政党体系的改造，是中国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间的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可以肯定，在21世纪初，只有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中国才有可能赢得21世纪百年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兴。 如果我们需要对21世纪中国发展在阶段上划分，那么，我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时间的社会综合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最为繁重，同时也最难以驾御和最容易发生问题。完成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造，是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也是中国实现超越性发展的标志性事迹。第二阶段，主要的标志性事件会表现在经济与科技能力方面，到这个时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具有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推广应用能力的国家，对人类生活质量的进步会做出与其拥有的人口相称的贡献。第三阶段，到21世纪的末叶，中国将恢复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真正成为一个文明的大国。 但是，在目前，只有真正的正视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并且找到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的方法，我们才能够走好21世纪。而如果一味浪漫的憧憬、简单的说教以及粉饰现实的缺点，我们也只能继续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并且失去21世纪。要是这样，对于中国来说会是多么的可怕。 徐国进 2004/2/2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久文重发.这是一篇最初发在《五柳村》上的文章。现在把它贴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