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陈志武教授的演讲。
主持人：接下来请陈志武先生，可能你有准备好了关于这本书本身的阐明，但是我特别希望看到在座的各位大师能就中国改革的思路，就中国的思想解放阐述各自的观点。 陈志武：既然说到思想解放，今天就把大家解放一下，就讲思想解放的问题。当然思想解放的问题是目前很热闹的话题，另外一些热门的话题就是通货膨胀，今天的主题之一，还有一个是当油价上涨，所有的原材料都在上涨，另外跟这个热门相关的一本书，大家把油价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看成是西方国家的阴谋，这是热门话题。 今天我想讲一个很冷门的话题，也是按照刚才樊纲先生讲的是一个老的话题就是私有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土地是不是要私有化，为什么到今天除了体制改革是一个瓶颈，进一步的私有化也是同样重要的瓶颈口的问题，之所以是冷门的话题，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谈了那么多年私有化，国有企业怎么样，为什么要民营化、私有化，到今天，经济增长已经非常快，为什么还要说私有化，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或者大家关心的热门转型的话题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型，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重化工业转移到产业结构上更多偏重于轻化工业或者服务业。 张教授也讲到以前在政府里的权力和地位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在过去30年，正在转变成为根据私人财产所延伸出来的权力，在我看来很多转型最后的关键就跟现在的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不是能够平分地中国老百姓个人的身上。这是一个老话题，所以我就少说一点。 让我看，为什么我会觉得到目前尽管这是很冷的话题，但实际上对下一步的改革可能非常关键。第一，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是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以前说国有企业，企业之所以改革，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在资本的使用效率上，资源的使用效率很低，人们带来的投资回报，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这些都是对的。 到了今天随着中国的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工业生产产能已经非常过剩的前提之下，在进一步把这么多把75%、78%的中国社会的资源，资产性财富继续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24%左右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手里。最近我们看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据说今年在30%到50%左右的速度，去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长这么快，一个是收入，再一个配置越来越往债主的手里转移，另一方面在资产性财富四分之三掌握在国家手里，四分之一掌握在民间手里，这个很容易带来经济学上讲的消费预算模型，消费预算模型里通常说在私有制的经济下，可以花费钱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增长渠道，还有一个是资产升值的渠道，当一个国家的四分之三的产权掌握在国家的手里而不是在民间手里，我们平时说到的消费预算的约束条件里，在中国的民间消费预算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产性财富增值的内容。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些年，目前收入增加很多，同时资产性财富或者土地国有资产都升值很多，但是这些升值和四分之三掌握在国家手里，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手里，这种收入和财富增长，那么高比重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下，这些收入对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决策者，四分之三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当国家主要的生产性资源和收入掌握在债主手里，由此所产生的需求结构，这个需求结构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农业之间的配置关系，在需求结构上会非常偏重工业性，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债主来花的时候，一点不奇怪，花的对象主要从事更新的投资，尤其是大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方面，这些投资对过去30年的贡献很大，因为今天主要高速公路，主要交通运输网络，在过去30年的必要性是很高的，但是到今天工业产能已经上升到这个高度的时候，进一步由国家来掌握主要消费决策和投资权利以后，只会进一步把中国的资源往工业上作为重点，而不是根本性的消费。 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资源，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那个资源主要由政府控制，收入由政府来控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经济对工业化投资的需求会更高，消费需求相对更低，比如说苏联，对过去中国几十年的经济都是国有经济、计划经济，更多是偏重重化工业，会忽视掉与民生有关的轻工业，相比之下，这些财产掌握在老百姓手里，收入老百姓支付，最后老百姓花钱的时候，更多是与自己的生活有关，对轻工业和服务业带来的需求更多。今天因为国有制的结构，安排之下，中国只能依靠出口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内需，因为国有制和国家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使得民间的需求不可能掌握太快，对中国13亿人民每个人分同样的财产权以这种方式可以把财富增值还回到中国老百姓消费预算的公式里，这样让我们每天花的钱除了工资的收入可以更多增加财富增值的内容，由此带来的内需的增长，根本上让中国经济接下来几年更好对付目前全球经济出现的衰退的苗头，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带来挑战的时候，产生的内需增长会根本上帮助或者加快中国的经济在出口和内需之间根本性的转型。 第二产业结构上，也因为私有化的改革，可以带来很大的变化，以前总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资源依赖性，这样以来，只要中国的经济一增长，对全球的油价和其他方方面面的资源价格都会带来很大的上涨压力，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通过私有化能够发生根本的转型，从现在重化工业转型到更轻的工业，也会对资源消耗程度和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荷都会有所减轻。 另外一方面，当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拥有财产的时候，过去在推物权法，对私人财产保护，为什么应该要得到应该有的保护，在社会上得到的支持不是太高，通过私有化，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些基本的财产，这样可以在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老百姓中间，大家都有更多的财产。这个基数可以一夜之间可以扩大很多。 以前任何人讲到俄罗斯的或者东欧的改革做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你看俄罗斯不是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方面当然是大的话题，我要强调的一点，当年俄罗斯又没有股票交易的经验，又没有股市交易的监管架构，另一方面更没有开放式基金内部的经验，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有了18年的股票交易跟监管方面的经验，当然控制非常不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相对于当年的东欧国家来说。我85年国防科大毕业留校，工作了不到一年，那一年，每个月工资要拿出来一部分买国库券，在8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要做私有化、票据或者股份的形式，给大家分，很多中国人可能拿过来以后，马上就把这些有价证券随便扔了，换酒喝，但是今天，一方面中国股市泡沫这么高，把出租司机和任何人都卷到股市，另一方面的好处是今天给大家发国有化基金股份的时候，不但不像当年俄罗斯和东欧，也不像当年80年代的中国，大家把有价证券不会当成废纸，更何况到今天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一个多亿基金帐户，操作一个多亿的基金帐户和操作13个亿人口为基础的私有化基金的票据的层面，本质从操纵层面难度差别不是太大。大家都把俄罗斯和东欧的私有化失败或者是不成功归结到人均一份的状态，我个人觉得那只是当时做法的工具，一个手段，但是它本质的问题更多是在其他方面。大家不要把公式转到很多，那只是一个工具。 说到货币战争这本书，去年暑假的时候，在国内没有意识到货币战争这个书对中国的毒害这么深，有那么多人会非常认同这个书，一月份来到国内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超市门口有很多货币战争这个书，最近在上海讲课的时候，很多人也提到这个书，我想毒害怎么这么深。整个货币战争的视角跟原来西方跨国公司，西方帝国主义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从上而下的，就像任何一个社会有没有穷人，有没有富人，从上往下看，都有，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几个划分，不去做建设性的了解。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陈志武：政府征税的权力不受约束 严重威胁企业生存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陈志武教授答记者问。 主持人：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是政府改制，环境成本的增加，标志着公民社会绿色意识的提高，老百姓对自己的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变得非常敏感，我们对自己生存权利，绿色权利的保护，请周其仁先生和陈志武先生，政府在这方面的成本，具体的效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和世界上的差异。
陈志武：因为我不是研究公共管理的，所以对体制改革没有很细的看法，但是有一个总的看法就是我一听到国内媒体或者官方的讨论中一谈到体制改革的问题，就有点怕。为什么怕呢？因为在现在民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所有这些体制改革都变成了把一些单位的名字从局改成部或者从部改成委，从原来叫做部的名字改成监管委员会，好像把它改成监管委员会以后，它的机构本质和权利就被缩小，就像我们知道那样，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同的专业委员会，并没有定期地或者经常地对不同的政府部门的权限是不是按照原来的利益去做，还是在不断地不受约束地扩张。 所以在大的框架没有太多的变化情况下，原来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到最后换了一个名字，当然官的位置又高了一些，除了这个以外，权力和权力扩张这些方面是不是能够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个总之是一个问号。比如今年年初我做过一些计算，像原来乾隆中期的时候，1766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开支差不多是205万个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到去年全国国家财政的收入不是说开支，就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12.7亿农民一年的收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有一些开支的增加和现在的政府，现在的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国防、警察，那么多的法制和社会福利相对250年前的中国来说，现在的政府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做的事，提供的服务比原来多了很多，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支持政府的开支，让政府一年控制财政收入可以高到3.7个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或者是12.7亿农民一年的收入。 这些方面，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征税的权力，继续不受制约的膨胀，这也涉及到企业的生存问题，企业生存问题很重要的挑战来自于政府的管制还有征税的权力都受到制约，比如最近讨论的跟这个很有关系的话题，企业工资条例，这个是劳动部推出新的法规，新的法规如果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最后会是什么，任何一个企业如果你的员工没有跟资方有集体的关于工资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你这个公司一年的工资开支就不能够算成税前的开支，而是算成收入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本质上没有为他们认可的谈判和签协议的话，最后你的工资必须为花出的工资再要交25%的企业税。因为有的条款很模糊，任何一个原因去抱怨，去劳动部体系去抱怨的话，这就构成劳动部的人去调查你的企业，最后决定你工资开支25%的税要额外再交，很有可能跟新的劳动法一起，逼着更多的企业要关门。谢谢！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陈志武：历史上的货币发行权并不集中在政府手中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陈志武教授答记者问。 主持人：非常感谢周教授，言简意赅总结了中国这些年从物价上涨到汇率政策本身的演变，它的扭曲过程的来龙去脉。接下来进入本次活动最后一个环节，嘉宾和在座互动。 提问：我想问一下陈志武教授，听您说来说去，有两字没说，但是我听出来就是分红或者叫分股，就是国家直接发给四分之三的国家已经拥有四分之三的钱，如果想从投资性消费拉动社会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设13亿，每人花一万块钱就搞定了。我非常高兴会有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全国人民无条件彻底享受了一次改革开放30年的红利，分红叫分股更好了。我的问题就是以我们现在的政府体制和党的权力的来源决定了它怎么能够自动把政府自己兜里的钱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把钱送给你们，这件事怎么改革。美国确实这么做，美国不久前还每家发了1500元的增税票，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算一算，我们有多少亿的余额，全发给老百姓的人，活着的人一登记一下，全发了，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把自己国家多的钱从与民争利的立场变成给民分利，还钱于民。 陈志武：谢谢。我讲的意思包括你说的，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直接分红，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给老百姓，然后把多余的财政盈余分给老百姓，通过退税的形式。今年两会之前，期间上海一个人民代表就提出这个想法，除了这个以外，资产增值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除了财产吸收，除了红利这部分以外，特别是在资产整体增值的时候，更重要是资产增值本身也应该掌握在老百姓家家里手里，至于如何实行这块，最后如果有全国人大体系，全国政协体系，慢慢有更多的人去对，又有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地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他们对政府的方方面面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利，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就像我跟体制内的一些朋友交流，有的人从市长、省长等等被划到人大体系，他们去了以后跟我说，原来没想到人大还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利，有一些朋友就得出一个结论，原来这个体制，宪政改革不需要做更多的事，就把已经在书里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那些东西真正运作起来就可以，宪政改革就走了一万里路已经走了六七千公里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许就从书上到实际这么简单的一步了。谢谢！ 我顺便补充一下刚才周教授讲到的关于货币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历史上，不仅在中国，在其他的国家，大家去看一下，比如说纸币是在宋朝中国已经发明了，在一千年以前，中国本土可能到最近几十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货币，更没有把货币发行权集中在政府，集中在皇帝或者国家的手里，在美国也是在非常近代才开始出现土地的货币，欧洲国家也是这样，要我看来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该是在现在宪政民主制度能够对政府权利的行使具备真正可靠可操作的体系建立之前，每个社会都自发演变出一些应对的机制，就是货币的发行权，基本上不能由皇帝和国王垄断，因为他垄断以后，最后会带来更多的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货币制度的发展，从民间慢慢归结到政府权利手里，跟宪政制度在各个不同的国家，特别是近代的发展是连着非常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通货膨胀通货，中国人对这个词翻译很好，而且通货的问题原来恰恰因为货币发行权一直掌握在民间，因为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山东各个县都有自己的纸币，还有银钱和铜钱比较，各个县都不一样。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