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联合早报网讯）据中国时报（台湾，2008-07-07)报道，大陆自一九七八年起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成长，令世人刮目相看，但亦衍生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等问题。本报记者走访云南丽江、重庆等内陆地区，深入报道当地少数民族采用新能源，在经济上呈现跳跃式成长的实例。同时探讨中国在高速经济成长下面临的挑战。今日先刊出系列一。
大陆经济快速成长，沿海地区居民平均所得成长速度是农村的一倍以上，大批农民涌入都市，贫富差距扩大，污染也更严重。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指出，每年约一千三百万农民移往都市，换言之，未来十五年将有二亿人口移入都市，势必衍生资源消耗与污染问题。
杜大伟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2007年末中国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城镇地区的人口保守估计是2.3亿，其中跨省流动总共至少有1.3亿，来自农村地区的跨省流动1.1亿。整个中国非农业人口保守估计都有8亿，留在农村的只有5.2亿，其中大部分是非劳动力的老人和小孩。即使今天流入城镇人口的家属全部进入城镇，未来15年最多也只有1.6亿。况且这1.6亿今天就基本上靠在城镇打工的2.3亿抚养，也就是说，即使这部分人口不进入城市，其资源消耗和污染比进入城镇更加严重。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城镇资源利用率远高于农村。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制度的制约，这部分本该早就定居城市的农村人口依然留守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部分人虽然留在农村，却早已靠来源于城镇的收入养活。以这种思想来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其结果只能使中国农村早已脆弱的生态更加不堪一击，水土流失日益加剧，城镇连干净的饮用水源也日益受到威胁。
今天留在农村的5.2亿人口当中，共有2.1亿劳动力，其中0.5-0.8亿为兼业劳动力，真正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只有1.3-1.6亿。因此，有学者估计：今天中国真正操作农业的已经不到总农村劳动的的20%，甚至15%（张五常，2007）。本文的估计也印证了这种情况。今天中国南方农村，除云南外，基本上已经空村了。据四川、湖南等地级市官方统计年鉴，69%的农村劳动力不在本乡就业。中国中西部的大部分省区非农业人口基本上都已经超过50%。
“经济成长变成中国的主要信仰”，夏威夷东西中心政治经济学家麦智滔（Christopher McNally)说，一味追求成长下，贫富差距扩大与环境恶化成为中国最迫切的二大问题。
都市能源、教育、医疗需求倍增
由于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再加上官僚体系的贪腐，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创下历史新高。吉尼系数是观察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依据中共官方统计，二○○四年吉尼系数是○．四五；学者调查，如果加计非法收入，吉尼系数接近○．五，这已经到达临界点了。
未来几年，移往都市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依麦肯锡顾问公司推估，二○二五年前，中国都市人口将增加三亿五千万人，其中二亿四千万人自农村移入都市，不仅能源需求量倍增，水的需求量也倍增，此外，新移民还有教育医疗需求。
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中国改革30年来最大的经济决策失误就是：既没有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也没有将工厂所有权分给工人。只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城镇化时随时低价收回，并给予农民连基本生存费用都达到的低额补偿；让工人下岗，给予每月不到300元的低保，工人连吃青菜的钱都不够。建国以来，依旧让占全国90%以上的人口成为无产阶级。很多学者呼吁推行土地私有化，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陆续进行相似的探索。比如林地制度改革。我们认为，将林地完全分给农业工人和农民，这是最彻底也是最有效率的改革。让每个人成为有产者，这就是最大的公有制，也是最有效率的公有制。
北京灰蒙蒙的空气一直是个问题。杜大伟的小孩就读北京的国际学校，最近因为空气品质不佳而停止户外教学活动。但杜大伟说，如果与二十年前相比，北京现在的空气品质好很多，因为现在禁止烧煤炭，车辆也有管制，空气品质逐渐稳定。
杜大伟虽然居住在中国，但仅靠看看官方统计就下结论，当然与实际相差太远。其实他只要走进北京的外来人口居住的密集区域，他就不会低估已经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数量。北京1200万户籍人口，共占有移动用户840万户，人均拥有率为70%。剩下的758万户由外来人口拥有。由于外来人口大部是劳动力，其手机拥有率高于本地人口，为90%。这意味着北京至少有842万外来人口。因此，整个北京保守估计的总人口就有2000万。
改革土地和户籍制度，对进城的农村人实际同等的教育、就业、居住、医疗等一系列制度。这种深层次的改革，不但可以保护中国的总体环境，也将使中国经济迅速成为一元经济。二元经济的代价就是农民不断将从城镇挣来的钱在农村建房，城镇预期城市化进程加速而不断高额投资房地产。仅此对城市化预期不同所造成的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净损失，全国就高达5万亿元人民币。这种无效投资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对此类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详请参见本人的专题论文――《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制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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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农民涌入都市 中国大难题
（台湾） (2008-07-07)
（联合早报网讯）据中国时报报道，大陆自一九七八年起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成长，令世人刮目相看，但亦衍生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等问题。本报记者走访云南丽江、重庆等内陆地区，深入报道当地少数民族采用新能源，在经济上呈现跳跃式成长的实例。同时探讨中国在高速经济成长下面临的挑战。今日先刊出系列一。
大陆经济快速成长，沿海地区居民平均所得成长速度是农村的一倍以上，大批农民涌入都市，贫富差距扩大，污染也更严重。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指出，每年约一千三百万农民移往都市，换言之，未来十五年将有二亿人口移入都市，势必衍生资源消耗与污染问题。
“现在农村的人到北京工作很不容易，竞争太激烈了。”四十七岁的侯金荣八年前从河南老家到北京帮人打扫房子，现在一个月赚一千二百元人民币。不过，八年来她一直住北京四环、五环郊区，从来未到过市中心的一环、二环。
每年上千万农民 到都市找工作
二千年随着先生到北京找工作的侯金荣出生于河南农村，家中排行老六，小时候家里很穷，有八个小孩，她的两个哥哥都没上学，她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没读了。十九岁依媒妁之言结婚。她说，目前河南老家只有一块地约五分大，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侯金荣刚到北京时，夫妻帮人收垃圾，她每天晚上睡觉时提心吊胆，因为警察随时会来敲门捉人。她说，警察来了二次，还好她的手脚快，没有被捉到，她不想回农村去，农村实在找不到工作。她的爱人有一次被警察抓走，送到河北省保定，对方索价三百元人民币，他身上只有五十元人民币，交了钱，对方放了人，爱人又逃回北京来。
二○○三年爆发ＳＡＲＳ疫情，许多移民工被迫回到农村，结果北京的垃圾没人收，问题大了。后来政策放松了，准许移民工回到北京来，因为北京人嫌脏，没人要从事收垃圾这累类工作，只能靠外地人。
赚钱不易 只为让儿女过得好
如今侯金荣取得了临时居留证，二个孩子可以在北京念书，生病可以在当地看医生。如果生大病，就必须回老家看病，因为北京的医院太贵了。
侯金荣说，现在虽然日子好过一点了，但北京什么都贵，房租也涨很凶。她住的是第四环的郊区，八年来房租从二百元人民币涨到四百元，付完房租，所剩不多了。
仅管赚钱不容易，对于下一代的未来，侯金荣肯定地说，儿女会过得更好，因为他们不会回到过去了。
“经济成长变成中国的主要信仰”，夏威夷东西中心政治经济学家麦智滔（Christopher McNally)说，一味追求成长下，贫富差距扩大与环境恶化成为中国最迫切的二大问题。
都市能源、教育、医疗需求倍增
世界银行统计，目前中国大约有四十五％的人住在都市，其余五十五％住在乡村，农村人口比例仍高于都市。过去十五年来，乡村人均所得每年以五至六％的速度成长，城镇以十至十二％的速度成长，全球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持续成长这么快。
由于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再加上官僚体系的贪腐，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创下历史新高。吉尼系数是观察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依据中共官方统计，二○○四年吉尼系数是○．四五；学者调查，如果加计非法收入，吉尼系数接近○．五，这已经到达临界点了。
未来几年，移往都市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依麦肯锡顾问公司推估，二○二五年前，中国都市人口将增加三亿五千万人，其中二亿四千万人自农村移入都市，不仅能源需求量倍增，水的需求量也倍增，此外，新移民还有教育医疗需求。
已成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这是一个定时炸弹！”研究中国环境问题逾二十年的夏威夷大学地理系教授姜鸿提出警告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七成河川与湖泊遭污染，二亿人口的饮用水是不安全的。
北京灰蒙蒙的空气一直是个问题。杜大伟的小孩就读北京的国际学校，最近因为空气品质不佳而停止户外教学活动。但杜大伟说，如果与二十年前相比，北京现在的空气品质好很多，因为现在禁止烧煤炭，车辆也有管制，空气品质逐渐稳定。
“其实，经济成长与环保并非对立的”，杜大伟说，以杭州和苏州为例，两地吸引大量外资投入，是高科技生产重镇，但同时环保也做得不错，可望成为中国的矽谷。
随着大量农民涌入都市，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与环境污染问题只会更加严峻，在追求快速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如何顾及环保是最重要的课题。青山绿水被破坏之后，难以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