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本系列的第一篇，大体上对城市化运动进行了基本阐述，本文说的是城市化的起源。
关于城市化的起源的问题，应该从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与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羊吃人”说起。
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是世界近代早期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最早、最快的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的英国，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是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圈地运动中开始的。英国工业化的市场动力主要来源于国际贸易的扩大，特别是羊毛纺织品在海外贸易中很好销，使得毛纺织业迅猛发展，羊毛的需求量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猛涨，所以需要养大量的羊，建大量的纺织厂，于是就有了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就有了大家很熟悉的羊吃人运动。
——从中国近30年的城市化运动，跟这圈地运动和羊吃人似乎真的可以找到一些相通之处。中国制造的低成本、物美价廉的商品得到了全世界的追捧与认同，中国16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中国的百姓对从水深火热的艰苦生活中解放出来的梦想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的资本、人性化与礼仪文明等思维方式，一丝不苟的企业管理精神、滴水不漏的管理制度都让中国的百姓与产业经济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中国政府在新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之际，更需要以成就彰显执政成就，以安抚民意为执政的首要目标。不同的是方式更多样化、来圈地的人员更为庞杂，农民在面临土地被占用的时候，显得更为无助，诸多因素影响下，农民失去土地的速度更快。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结果使全英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大批土地圈起来了，大量的羊养起来了，大批工厂建起来了，却没有人愿意进工厂干活。因为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农民生活十分悠闲。据记载，当时欧洲农民一年中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劳动，竟然有204天的时间在过节，这 204天的节日是农民为了打发时间发明出来的。英国农民悠闲惯了，不少失去了土地的英国农民宁愿流浪、行乞、打短工或依靠亲友的资助，也不愿意到当时工资极低、条件极差、一天工作18个小时的血汗工厂去干活。于是，那时的英国政府将失去土地进城流浪的农民视为流浪汉和懒汉，通过血腥立法严惩不愿意去血汗工厂干活的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禁止他们到处流浪。
——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勤劳的人群之一，而且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在这一点上的做法，确实比五个世纪前的英国进步了许多，不仅不禁止，倒似乎是在鼓励大家从农田中走出来，走到大都市中，去创造都市的辉煌、实现个人的梦想，取得令世人眩目的——甚至光宗耀祖的成就。这一点更可怕，在城市化运动所蕴涵的物质享受的诱惑下，似乎说明中国农民对农村与土地的感情是无奈的。在闲适但相对贫穷与富裕但忙碌的生活状态选择的时候，中国人往往会选择后者。而五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就未必了。
1531年法令和1536年法令规定，所有健康的成年人，一旦被发现乞食，要被剥光衣服，绑在马车后，游街示众，同时鞭打至流血为止，然后遣返原籍。1547年通过的惩治流浪汉法令规定，所有能劳动而不劳动者皆为流浪汉。如果健康流浪汉被捕，罚做两年奴隶，在胸上烙个“V”记号；如果逃跑将判终生为奴，胸上烙个“S”记号；再次逃跑将被判处死刑。1572年伊丽沙白执政时期，英国颁布的法令规定，凡年龄在14岁以上的流浪者被抓到要遭受猛烈的鞭打，并用圆周1英寸的灼铁烙穿耳朵的软骨，并永远打上“游惰者”的烙印；有主人者须为主人服劳役一年；第二次被捕的流浪、游荡或乞食者将判死刑，除非有人愿意雇佣他为奴两年；第三次被捕者将无可赦免地被判死刑。
——至少与五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中国是讲人权的国家，甚至通过高考扩招、奖学金奖励以及通过法律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让雇主无法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等方式，在客观上起到间接吸引更多农民工到都市甚至到上海、北京等发达的特大城市做“新移民”的效果——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甚至街头的乞丐也成群结队地出现，成为都市一大景观。
在某些主流学者与政策的制订者看来，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化进程，也要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需要广大农业劳动者有真正的择业、择地自由，打破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为枷锁，完善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在城市化的各个阶段都要充分注意城市化过程中人的利益。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过而且还将要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要坚持城市化本身从促进人们的生产方式、改善人们的生产方式、提升人们价值观念的出发，以此来监督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城市化的长久之路。
——在这些人看来，把农民从农村与土地上解脱出来，是一种解放、是给他们自由，是堪比辛德勒从集中营中解救犹太人的历史功绩的伟大行为。但是换一种角度去思维，农村与土地真的是人为枷锁吗？那些终日在office里的白领的市民就不是生活在枷锁中吗？房贷、车贷、教育贷款、信用卡贷款的压力下，哪样不是被迫工作的原因呢！如果说土地与农村是枷锁，那么都市就是钢筋水泥组成的钢铁牢狱了。
继续说英国的事儿：失去土地的农民就这样被强行赶进了工厂，成为最初的工人阶级。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实现土地的大规模集中，推动英国工业化、城市化，是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但是，圈地运动中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变更是以不公平的交易、欺诈甚至暴力实现的，圈地运动成了对农民的掠夺，早期的资本主义英国，对待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是血腥残酷的。这样一段黑暗的历史，不但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猛烈的批判，即使以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同样是非常可耻的。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英国政府逐步认识到进城流浪农民的问题，是由社会转型所带来，并不是农民的过错。惩罚不如疏导。要进行疏导，首先要进行救济。英国政府对待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从惩罚、救济、“济身”，到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基本保障了失业工人和贫民的利益，一步一步地为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英国建立并不断完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是经过数个世纪的努力才取得的，相对而言，中国却要面对“五太”特征：
中国可依托的底子太薄——单纯依靠几十年的“大跃进”似的发展远远不够，以前所谓地大物博面对肆意开采与挥霍无度、以及对外国投资者没有建立防范机制，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
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太大——16亿的城乡居民，即使仅仅满足是生存上的需求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与政党成为可以标榜史册的成就；
中国所面对的诱惑太多——农村的人向城里看，城里的人向顶尖城市看，顶尖城市朝国际都市看，这一方面导致人心浮动，难以安心搞建设，更容易造成高素质人才的流失，流失的趋势是朝外国、外企、跨国机构所代表的利益实现倾斜的。
中国所承受的灾难太频繁——中国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尤其以2008年为典型。
中国官方对国际资本势力太热情——中国对外来因素早已从政策、舆论导向、人才等方面全线后退了。这是更重要的。
当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只剩下金钱与物质财富时，人们当然会选择放弃道德和良知，无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自律，不择手段地争当金钱之奴。
假如发生方向性的错误与迷失，当民族的成就感、凝聚力以及自豪感都被自卑、虚无与利益背叛所取代，整个国民就会陷入灾难。而对于已经被摄去了魂魄的人，虽然形体依然存在，却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对于聪明而学习力强的人，本领越高强却都为外敌所用，越是努力创造，就会越多地让老外们盘剥利益；最终成为国家与民族的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外部势力就像武侠小说中所说的“吸星大法”或者是“九阴真经”一样，源源不断地吸取来自中国农村、城市与国际化的大都市中的人才、产业、市场与资本的精髓。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同样有大量的失去土地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据估计，目前全国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累计可能高达5000—6000万人。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对待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而进入城市的农民？以史为鉴，社会主义中国是重蹈早期资本主义英国血腥的覆辙，还是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一种富足安适的生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未来的粮食安全投资，也是为了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 谈判地位，使他们可以选择不去贫民窟；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
——城市化就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中国的城市化正在重复英国圈地运动的历史，因而当今的中国似乎正处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十字路口。或者乐观地说是在跨越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而直接到达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我们需要向先进的、已经有了丰富经验与完善制度的人虚心学习。
假如由于此而出现落差和利益丧失，也算是交了学费了。但问题是在交学费的同时，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东西“抱残守缺”，肯定学费是白交了，但假如我们想学得更地道一些，那就需要抛弃自己固有的行为模式、表现模式、思维模式，从CIS全方位对自己进行改造。那样我们就会脱胎换骨成为达到别人要求的人。
可为什么我们要达到别人的要求呢！我们自己的东西真的那么不值得一提吗？
真的如此，或许就是所谓的饮鸩止渴、引狼入室了。
